大国、全球化与冒险家

杨于泽

被国际媒体热炒近两年的尼加拉瓜大运河终于在前段时间开建。一旦建成通航，从上海到巴尔的摩，走尼加拉瓜运河航线要比绕过好望角短7500公里。除此之外，被称为“东方巴拿马”的泰国克拉运河也因媒体报道有国人的参与议论纷纷，有叫好的，也有冷嘲热讽之声。

冷嘲热讽是因为很多人怀疑开凿这两条运河的价值，还有人审查尼加拉瓜运河运作人王靖的资质，觉得他身价上亿的财富，和尼加拉瓜运河预算500亿美元相比，好似蚂蚁撼大象。甚至还有人认为王靖突击在香港注册尼加拉瓜运河投资公司打着另外的算盘。

在不少人眼里，只有巨富才能运作大工程、大项目。事实上，世界上有成功先例的两条运河——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既不是国家“举全国之力办大事”，也不是某个或几个有财力的巨富或公司大包大揽的结果。苏伊士运河是法国开凿的，巴拿马运河是法国与美国接力建成的，两个项目背后都有国家意志撑腰，但具体运作都是公开募集股份，依靠的是市场和资本的力量。

一部近现代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资本的全球扩张历史。荷兰是西欧的一个小国，但它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最早走上了对外掠夺的道路。凭什么呢？凭的是荷兰人发明了现代金融、股票交易，很多人通过债券、股票筹集巨额资本，然后造舰、组建舰队，开展对外掠夺。有了现代金融业之后，一名商人自己有多少钱不是关键，关键是他的项目有没有“钱途”以及他的债券、股票有没有人认购。

英国人把荷兰人的发明学了去，成为对外扩张和殖民的后起之秀，发展为“日不落帝国”。在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贵族的投资主方向之一便是探险甚至海盗行为。被视为美国历史原点的“五月花号”美洲之行，也可视作是英国商人集资推动的一个商业项目。

现在中国人海外开运河，走的是市场道路，倚仗的是金融与资本的力量，没什么奇怪或者特别之处。主持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法国人斐迪南·德·雷赛布甚至不是一个商人，当时他正担任法国驻埃及外交官，他拿到合同后能做的无非是成立公司、发行股票，但没听说法国人骂他开皮包公司。

资本的全球化面临各种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的不确定性，所以是一种高风险活动，但如果没有冒险精神，哥伦布和雷赛布们只好老死户牖之下、骈死于槽枥之间了。雷赛布成功运作苏伊士运河之后，再次开凿巴拿马运河，但第二次以失败告终。

中国人在海外开凿运河也有很大风险，但如果惧怕失败，不仅一个人会一事无成，而且一个国家也难成世界强国。风险意味着损失可能，也意味着高收益。旧时上海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可见风险与资本、发展的复杂关系。华尔街是比上海更牛的“冒险家的乐园”，它对美国获得金融超级大国地位功不可没。中华民族要复兴，既要防范风险，又要迎着风险上。

苏伊士运河、巴拿马运河是英美塑造世界秩序的产物，它是旧世界秩序的基础设施。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必将塑造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相应地，它需要一批新的世界级基础设施，这些新设施并不意图取代旧设施，但是决心补充它，平衡其垄断地位。王靖们堪称中国的冒险家，只要投资符合国际规则，这种冒险精神何乐不为？（支点杂志2015年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