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模式”遭遇制度性障碍

时间：2024-04-23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浙江模式”遭遇制度性障碍

史晋川（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如果政府不提供一种转型升级的好环境，那么企业勉强去做转型升级，就是找死。

依靠粗放经营，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并主要通过规模扩张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已难以为继。这种情况下，必须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方式。

东部的“纠结”

有人认为，在东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浙江乃至整个东部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将失去传统优势。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第一，如果东部本身没有发展出更先进的产业，如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做出替代，长此以往，东部就会失去内在动力，失去中国区域经济中的先导地位。反之，东部地区就会继续处于领先地位。

第二，要看转移出去哪些产业环节。如果转移出去的只是制造环节，而技术研发、新产品开发、品东部升级牌建设、国际国内营销中心的构建等高附加值的产业还留在东部，那么东部就能继续在传统制造业方面起到引领作用。

杭州，浙江正泰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的车间在生产光伏电池。CFP

从当前状态来看，整个东部地区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转型期。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发展之中，但还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产业转移；部分传统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品牌营销也随着制造环节转移至中西部地区。

这与中西部地区产业环境的营造也是息息相关的，如果中西部地区并没有为东部转移的产业提供更好的投资、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环境，那么它便只能吸引制造环节转移，其他环节会继续留在东部。

“浙江模式”遭遇困境

浙江省面临的主要是民营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

第一，浙江企业的自主创新提升较慢。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走向国际市场、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业迅速壮大，另一方面浙江民企大多只注重制造环节，对于价值链更高端的研发、设计及品牌营销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浙江企业大多依靠低成本来维系自身的市场竞争优势，没有形成自身核心竞争能力。因此，较难经受国际经济的外部冲击。

其二，浙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缓慢。面对巨大的国际市场需求，浙江传统制造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但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视程度不够。近十年中，与广东、江苏相比，无论是产值比重，还是企业规模、资金投入等各方面浙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已落后。

其三，浙江的改革先发优势开始弱化。“浙江模式”是区域经济中民间和政府互动及选择的结果，但当前这种互动已遇到了问题。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浙江的改革制度创新不足。

这种不足在金融体制上表现尤其突出。浙江金融机构以国有银行、大银行大金融机构为主，而实体经济是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为主。金融体制与实体经济在所有制与规模方面，面临着双重不对称；另一方面，浙江直接融资非常落后，包括企业债、PE、VC等都有不足。以至于企业在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失去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金融市场的支持。

转型升级的展望

对浙江而言，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有以下四个方面：

——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浙商最大特征是懂市场，但对整个产业供应面的重视程度偏弱，如产品研发、工艺革新、技术创新等，即使以马云为代表的新浙商也存在这个问题。今后浙商必须要突破自身瓶颈，做到市场、技术、管理都要懂的“三面手”。

——高瞻远瞩，发掘长期产业机遇。当前不能光顾着眼前的波动及缓慢复苏，更不能与中西部抢夺产业转移资源，进行低水平竞争，要展望下一轮经济突破的技术、产业革命力量。个人认为未来的产业机遇仍将体现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方面，要发掘这样的机遇。

——鼓励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要做好金融改革，关键是要把金融的改革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将实体经济做大做强。只有把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深入推动金融改革创新，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

——克服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制度性障碍。曾经有人认为企业不转型升级是等死，但主动转型升级就是找死，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如果政府不提供一种转型升级的好的环境，包括市场竞争秩序、要素市场环境、外部经营环境等等，那么企业勉强去转型升级，就是找死。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该成为今后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在未来发展中，如果沿海地区能在政府职能转变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方面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那么就能克服转型中的制度性障碍，更好地推动经济和社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