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制造”加速迈向制高点

《支点》记者 吴玲 整理

“中部制造”加速迈向制高点

《支点》记者 吴玲 整理

中部和西部的城市化在加速。中部区域的一些传统产业，做好转移升级，可以很好地保证市场份额增长，在增长中寻找新的“四化同步”、新的增长点和营业态势。

在全球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找到了共识，振兴实业才是复苏经济的最大引擎。实业回归对中部崛起的战略构想将有着怎样的发展机遇？在央视财经频道和湖北日报传媒集团联合举办、华夏幸福基业和卓尔控股联合协办的“中部崛起战略的实业机遇”论坛上，政学商各界代表对此进行了智慧碰撞。

大危机孕育着大变化

陈伟鸿(央视主持人)：“铁厂”的辉煌、“汉正街”的繁荣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代表了中部地区曾经的一种发展模式。在经历百年中国实业发展之后的今天，对于中部崛起的伟大历程来说，实业到底可以找到怎样的机会？

李忠(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风水轮流转，实业的发展机遇又来到武汉。这基于武汉拥有地理中心、交通、科教、人才和劳动力等多方面的优势。武汉的管理人员和工人跳槽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这给最可靠最稳定的产品质量提供了保证。武汉的现代服务业发展很快，教育、医疗、金融、保险等也发展很快，武汉市正在大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为实业的发展也带来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工业倍增计划正在武汉如火如荼地开展，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工业发展的13条以及民营企业发展的56条政策和措施，来支持企业发展。刚刚结束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在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翻一番。要实现老百姓收入的倍增，没有实业的倍增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实业才能创造财富。

李叶青(华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华新水泥的发展历程可以见证中国产业的发展历程。一百多年来，华新从当初的年产5万吨水泥到现在的7000万吨。看到现在中部地区的发展，我感到机会非常好。

第一是城镇化建设。现在中部地区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华新水泥作为传统产业、百年老店、名牌产品，我认为机会更多，前景更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率远远高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基础设施的百人拥有量也远远高于中部，这个发展一定是梯度的。所以中部发展的未来，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城镇化建设，农民收入增长以后的幸福家园建设，都会给我们带来大的机遇。人们说的衣食住行，我们管两项，管住也管行，所以这个机会对于我们企业来讲非常大。

第二是生态文明建设。过去高速发展30年，带来的是环境问题。作为相对能耗比较高、相对排放量比较大的行业，如何在未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当中降低自身消耗，这里面蕴藏着机遇。

靳海涛(深圳创投集团董事长)：深圳创投集团一直把武汉作为重点地区。2001年在武汉做通讯电池，2002年在武汉设立了合资基金，2008年又在湖北设立了政府引导型基金，到现在直接投资已达22项。我们又引导介绍投资企业到武汉建设生产基地，整个投资规模是20亿元。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首先要确定的是大危机孕育着大变化。从目前来讲，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区域层面，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比如美国经济危机背景下，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德国、日本以及一些新兴经济体为代表，全球制造业正经历着停滞甚至萧条。

这种萧条实际上对中部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因为目前我们很多的制造业和实业，还保持着非常好的增长速度。比如2012年1到9月份，整个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速依然保持在两位数以上。我们的一些制造业也并没有像德国和日本出现那么深入的下滑。在全球制造业萧条的时候，这边风景独好，很可能会孕育出新的产业集群。

抢占机遇离不开创新

陈伟鸿：我也特别想找几位武汉企业家来印证一下，刚才说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大家觉得现在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汪爱群（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应该说中部崛起战略，对湖北的企业，特别是对武汉的企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第一是政策机遇，党中央国务院把中部崛起作为一个战略，首先在精神上对于我们是非常大的鼓励。第二是投资方面的机遇。这里面实质上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如果只是单纯地把产业从沿海、国外引入进来，我们不去创新、发挥、发展，我觉得这个实业也是有问题的。

蒋再秋（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在何处做实业，实业家首先要考虑的是投资环境，而交通是影响投资环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家关注的京广高铁，不久就要全线开通运营，这是贯通大江南北的大动脉，届时从武汉到广州、北京都很便捷。今天武汉已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一体的交通体系，这为企业做实业提供了良好的交通环境。我相信对于有战略眼光并致力于开发内陆市场的企业家来说，武汉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传统产业也有新机遇

陈伟鸿：说到中部崛起的战略意义，从中国经济版图来看，它是否有新的机遇在等待我们？

华新水泥厂。CFP

李忠：新能源汽车是传统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主要是对环保、产业升级、节约能源方面的需求。新能源汽车在发展方向上，有非常大的潜力。湖北省在新能源汽车发展方面有很多优势，一是强大的科研力量。东风汽车公司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有强大的技术人员作为支撑。二是整个传统汽车产业、新能源汽车和零部件企业逐步聚集开发区，形成了一个发展方向。三是湖北省、武汉市给予了很多支持。

靳海涛：我们在新能源汽车上聚焦了很多年，目前规模还没有起来，应该说在初始期或者成长早期，还是要冒很大的风险。但是这种风险值得冒，一方面是履行社会职责，另一方面投资一旦成功，会带来丰厚回报。

湖北的各个产业，并不缺少投资机会。我们在武汉和湖北的投资项目都是新兴行业，包括信息技术、化工材料、装备制造、现代农业、消费品、连锁服务业，领域很宽。我相信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中，如果创新比较突出，亦是可以投资的。

从企业角度来讲，投资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企业家是不是有创新意识，是不是能够捕捉到创新的机会，是不是在顺利的时候看到问题，并且找出应付办法，是不是能够讲究略微高于七大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新技术在全世界的出口率也已占到17%。2012年欧洲和美国对我们的新产业特别是光伏产业进行了“双反”。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除了欧美战略性遏制之外，成本的削减已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兴产业的崛起，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的完全衰老。中国的梯度产业转移在加速，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化在加速。中部地区的一些传统产业，做好转移升级，可以很好地保证市场份额增长，在增长中寻找新的“四化同步”、新的增长点。诚信，按照游戏规则来做。结合在全国多个城市的投资考察经验来看，中部地区的企业和沿海地区相比还有差距，成长速度不够，创新浓度偏淡，应付困难的办法偏少。

神龙汽车公司生产线。CFP

张海濛（麦肯锡全球董事）：我们在全球做了一个电动汽车产业成熟度的排名。中国在2007年和2008年排前三名，但是到了2011年就下滑了，勉强进入前五名。这个产业目前在中国的瓶颈不完全在政府，一方面是技术不够，另一方面是需求滞后。我们呼吁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找到关键，第一永远是市场需求，应通过有效引导，把市场需求结合起来。

创新非常重要，一个是制度创新，一个是商业模式创新。比如，根据美国对智能电网的一项研究，做智能电网不单是提供一种产品，而是对节能管理的服务。对于新兴产业而言，制度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刘元春：战略定位非常重要。在过去20年里，制造业的崛起，是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崛起。目前中国的高新技术出口已占到37%，

整合是关键词

陈伟鸿：透过我们的战略眼光看一看，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是否会有什么障碍摆在我们面前呢？

张海濛：第一点是需求。其实武汉本身的GDP跟沿海大城市相比毫不逊色，但是它周边的远城区和县市有比较大的落差。一个小时的经济圈划出来之后，超过100亿GDP的县级市没有，相比之下在上海每个区县都超过300亿。中心城市的发展，对周边每个城市都要有带动。下一步怎样弥补落差，还有相当多的基础设施建设等题材有待挖掘。

第二点是从国家可持续发展、武汉建设“两型社会”来看传统行业面临的挑战。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对于龙头企业，单位产量的能耗、排放和水耗，包括新能源的使用等等，都在向国际水平靠拢。问题出在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方面，落差比较大。我认为这个行业在面对环境整治问题的时候，出路在于整合。

产业新城如何建，这也是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需要考虑的。在做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时候，我专门研究过国内外的各大产业促进机构，我对华夏幸福基业有着深刻的印象。

华夏幸福基业是一家专注于推动中国产业升级的企业集团，在产业转移、产业整合、产业孵化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为所开发的区域提供产业升级的综合解决方案，目前在全国已经投资运营了十七个产业园区，通过10年的实践，逐步形成了以产兴城、以城促产、产城一体、城乡统筹的产业新城的建设方式，有助于承接中心城市的产业和人口转移，有助于产业集群发展，也有助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协同推进，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

比如，无锡市委托华夏幸福基业对在南长区3.52平方公里的物联网产业园区进行土地整理、招商引资、园区运营，以全新开发模式打造物联网产业发展集聚区。无锡市政府通过这样的合作实现双方优势互补，充分整合利用资源，围绕“三年变形态、五年优业态、十年跃质态”的推进目标，提升规划水平、优化生态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全力加快产业升级转型。

刘元春：我们经常谈到，武汉从单个城市来讲很不错，但是从整个区域来讲，我们还不能称之为整个武汉经济圈。目前，武汉的辐射能力较弱，尚不能达到超一流中心的作用，没有形成增长极，没有在产业布局上形成超强的力量。这意味着，武汉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用GVA指标来考核政府

陈伟鸿：对于投资环境的问题，很多企业都有抱怨。一个朋友曾用J、Q、K这三张扑克牌来表明态度，某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的时候先把你勾过来，再把你圈住，最后在你身上揩油。我想问一问各位，这种不良现象该怎样得到根治杜绝？

李叶青：我认为要规范制度。我们在全国有100家投资，当然优惠的政策、良好的承诺是吸引商家追求短期利益的一种因素，但是从长期来讲，我们更看重的是规范的法制环境，关键是要有规范的管理事宜，让商家投入的时候有足够的信心。这其中也有配套的问题，比如产业配套、金融配套、生活配套的条件适不适合。不要随意承诺，我觉得承诺的东西越多，越不可靠。

刘元春：服务型政府最重要。第一个层面是法制，要利用法制来限定越来越膨胀的权力。十八大提出改革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法制，政府与市场会离得更远，政府会从看不见的手变成不是真正的服务之手。第二个层面是我们属于转型、发展阶段，因此我们的政府不能简单的定义为西方的小政府，必须在产业发展、区域规划、战略方面有战略试点，有平台意识。第三个层面是服务，通过服务进行区域性发展，形成政府税收、企业发展和人民和谐生活的提高。

湖北省城镇及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比较

张海濛：衡量政府业绩，表面上有很多指标和标准，其实大多数还是来自于GDP增长概念。我们在环境与GDP的取舍，民生与GDP的取舍上，一般都是以完成指标为定位。我们曾和武汉市政府合作，通过好的绩效指标体系提高政府效能，自2007年开始，效果非常好。

希望整个政府工作不要再简单地用GDP作为指挥棒。这就如同只用销售额和收入考核企业一样，会发生很多短期、恶性行为，从根本上讲不是很利于社会和环境的均衡发展。应该采用综合性的政府价值创造指标（GVA）来衡量不同政府部门的绩效。

另外，政府对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的认识需要深化。企业往往对于区位和政策优惠并不太在意，他们更需要的是适合的人才和环境。政府应该在经贸、招商等整体工作层面考虑企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