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

孙宝镛

班超（32—102年），是东汉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外交家。他在青年时期，不甘于抄写文书终此一生，毅然投笔从戎，随窦固出击北匈奴，又奉命出使西域，在31年时间里收复了西域50多个国家，为西域回归和民族融合作出了巨大贡献。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了解他“绝域轻骑催战云”壮举的同时，要充分认识他的和平外交思想。

班超未侯汉，谁识乌孙客

东汉永平十六年（73年），班超随军北征，得到窦固的赏识，被委派出使西域。当时，班超只带了36个人随行。这说明他压根没想以武力征讨的方式沟通西域，而是以和平外交的思想，指导自己永载史册的外交活动。

班超善于战争，却不轻言战争，而是以战争促进和平。比如他在西域发动的第一次战斗——鄯善之战，率36人夜袭北匈奴使团，目的就是争取与鄯善国的和平友好。再比如他在西域的最后一战，调发龟兹、鄯善等8个属国的部队共7万人，完成了对焉耆、危须、尉犁的包围。此后，班超采取劝说、物质奖励、该杀不杀，几乎穷尽了各种手段;还带了1400名文官和商人随行，争取和平的意图十分明显。但是三国仍然顽固不化，玩弄花招，班超这才通过武力收服了三国。

班超经营西域31年，促使西域50多个国家派遣使者亲附汉朝，阻塞了五六十年的丝绸之路重新开通，西域南道出現了“大漠无兵阻，穷边有客游”的和平景象。其间，朝廷曾下诏召回班超，疏勒国举国忧恐，于阗国王和百姓都放声大哭，不少人还抱住班超的马腿苦苦挽留。班超便上奏朝廷，继续留在西域。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在他的时代，有深厚而坚实的文化基础。

“协和万邦”的中华传统治国理念。《尚书》第一篇《尧典》记述，帝尧向他的接班人提出要求：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意是，要明了别人的优点美德，从而使得家族和睦。家族和睦了，又可以辨别、彰明更多的人的优点美德，使更多的国家和平相处，劲往一处使。这样，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和谐安宁的日子。

《尚书》及其某些篇章如《尧典》的真伪，历来存在争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阐释。在班超所处的时代，这种治国理念是社会的基本认识。班超受到这种思想理念的熏陶，是不可否认的。

诸子百家的思想影响。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仁”“爱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孟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有子“和为贵”的思想，墨子“兼爱”“非攻”的思想，等等，都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传播。班超家学渊深，又曾以抄写书籍为谋生手段，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并不奇怪。他投笔从戎，正是要通过这条路实现他的这些思想。他说：“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砚间乎！”傅介子和张骞都是西汉时沟通西域的著名人物。特别是张骞，通过丝绸之路，使中原文明迅速向西传播。班超以他们为榜样，也打算通过沟通异域来建立功勋。

中华文化的巨大包融性。“炎黄子孙”说法的广泛流行，是近现代的事情，但是它的由来却很久远。《国语·周语》中说：“夫亡者岂繄无宠？皆黄、炎之后也。”大意是，那些已经失去原来姓氏的人，并不是没有人眷爱他们，他们都是黄帝和炎帝的后代。此后，古人关于自己是黄帝或炎帝后代的说法，也多有记载。炎帝和黄帝本来是两个敌对部落的首领，三次阪泉之战后，黄帝战胜了炎帝。但是，后世的中国人，还是把自己看成炎黄的共同后代。这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深入人心不无关系。《论语·颜渊》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在班超所处的时代，《论语》不但是最重要的经典，还是重要的教材。这在《史记》中也有所反映。《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而夏后氏是黄帝的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有些民族在他们的历史中，也宣称自己是炎黄的后代。《辽史·太祖纪赞》曰：“辽之先，出自炎帝。”“炎黄子孙”的说法，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巨大包融性。

和平外交的思想存在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头脑中。在以后的长期历史中，中原地区统治者建立的朝代，没有对外发动大规模以扩充疆土、消灭国家为目的的战争。唐、宋、明的对外战争，多是防御性、自卫性的。明朝还在修筑和完善长城，就是明证。

而中原某个政权的灭亡，并不表示中华文化的灭亡。中华文明是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那些外来的入侵者，如契丹人、蒙古人、女真人，虽然有强大的武力，可是他们要在这块土地上站稳，就必须自愿或者被迫地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班超的和平外交思想，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治国理念的核心思想。中国文化最本质的特点，在于它的核心是向心的、包融的，它的趋势是融合。

当然，国家甫一出现，只能是小而分散的部落、城邦。统一治理是有限的。但是，生产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国家的规模要与其相适应。而“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恰恰适应了这种趋势。

先秦时期，兼并战争不断。而兼并，不过是统一的另一种表述。周初分封800多诸侯国，到西周末年只剩下100多个，到战国中期就只剩下7个主要大国了。随着秦完成统一，“中国”的雏形基本形成。班超用和平友好的方式，让偌大的西域加入中国的版图，在中外历史上没有第二例。这块土地，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历史上，基本上都在中国版图内，直到今天。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还形成了相同的语言和文字。当今，我国14亿人的交流基本没有障碍，也为世界仅有。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

澳大利亚《悉尼时报》财经主编、华裔学者程超泽近年来出版了《第二次起飞——中国经济为什么能》，书中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巨国效应”。“巨国”这个词汇，反映了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现实，“巨国效应”使我们在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稳坐钓鱼台。

西方则在寻求新的理论和解决之道。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称，因为有文化文明之间的冲突，世界才不得安宁。而包括中国儒家文明在内的一些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提出了威胁和挑战。美国已经用这种理论搞得伊斯兰世界战火连连、难民如潮，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

然而，随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我们看到：当亚投行以超预期的速度和规模成长起来，发展中的“穷朋友”们开怀了，他们期待已久的基础设施有指望了;当肯尼亚蒙内铁路的女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时，她骄傲了，她将为祖国运来繁荣;当数千列中欧专列到达欧洲的时候，人们放心了，他们不用去封锁边界，滚滚而来的不是难民，而是更快捷更便宜的东方货物……

“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这些泼向“一带一路”的污水，必将化成泼水者的眼泪。“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对人类的巨大贡献。它们与包括和平外交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必将为全人类缔造更美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