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吴印咸

吴 恒

2000年9月21日是我国著名摄影艺术家吴印咸百年华诞。为纪念这位有着杰出贡献的摄影大师，我们特地编发了吴恒先生撰写的文章《我的父亲吴印咸》。

我的父亲吴印咸，1900年9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沭阳县的一个书香人家。祖父吴绍矩是清末秀才，毕生以教书为业，育有五子，吴印咸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由于家庭无力供给五人同时升学，吴印咸小学毕业后考入半工半读的江苏省第四工厂，结业后留厂从事织毯提花设计，同时在厂内教美术。1919年考入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美术系，开始正规的绘画学习。在此期间他开始接触摄影，并产生浓厚兴趣。他压缩生活费，挤出三块银元，在旧货店里买到一台勃朗尼方匣式旧相机，从此与摄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后来说：“从旧货店里买了相机，又买了过期胶卷、相纸，就在宿舍床铺底下的‘暗室里，我开辟了第二战场。”

1922年，他从上海美专毕业回到家乡，在沭阳中学和师范担任美术老师，美术摄影互为补充互相促进。1923年他在沭阳承辉门（东城门）拍摄了《晓市》（见图）等作品，1923年10月他又去连云港的云台山拍摄风光古迹文物照片35幅，他父亲撰文，他三弟篆写“苍梧片影”书名，父子合作完成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1925年7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印刷出版发行。

1928年他至上海艺海布景公司任布景师。1930年在上海红灯照相馆任摄影师，对人像摄影进行专门研究。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照相馆被毁，经美专同学许幸之介绍，他进入上海天一影片公司充当布景师。从此他又开始接触电影。

1935年他和许幸之联合举办绘画摄影展。夏衍同志看后找到了许幸之，建议他们二人转到电通影片公司去拍摄田汉编写的《风云儿女》。他说：“尽管我还没有参加‘左联，对共产党也不甚了解，但我感到拍摄抗日题材的片子是爱国者义不容辞的职责，我欣然接受了。”许幸之担任导演，他担任摄影，这是他第一次独立拍摄电影。1935年5月公映，轰动了全上海，该片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成为当时广泛传唱、深受广大人民欢迎的爱国歌曲。

接着他又拍了由袁牧之编导的讽刺旧中国黑暗的喜剧片《都市风光》。这两部片子的拍摄公映，激怒了反动当局，查封了电通公司。1936年他们又在明星二厂拍摄了由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的革命历史片《生死同心》和袁牧之编导的《马路天使》，再一次轰动了上海影坛。他的电影摄影技巧也趋成熟。五十年后，当《马路天使》随中国电影回顾展在意大利放映时，意大利著名影评家达西拉奇惊异地发现，在《马路天使》中所体现的“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竟比意大利在战后提出要早得多。可见三十年代中国的这部电影在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

他在钻研电影摄影同时，并未放松摄影创作，参加了上海《黑白影社》，在社刊和其他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还在瑞士摄影沙龙获得过荣誉奖牌。他当年的作品还有《饥寒交迫》（1924）、《过别墅有感》（1925）、《涡水茫茫》（1926）、《纤夫》（1928）、《负重》（1932）、《难兄难弟》（1933）、《呐喊》（1935）、《乞斋果腹》（1937）、《暴风雨来了》（1937）等。《呐喊》是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说到这里还有一段故事，继“七·七”事变后，“八·一三”日军又进攻上海。空中、海上、陆地炮火纷飞，难民扶老携幼纷纷逃亡，青年学生上街演讲宣传抗日救国，慷慨激昂。刚从山西回到上海的他，与许幸之再次合作，拍摄《中国万岁》大型纪录片。二人冒着炮弹横飞的危险，把摄影机架在高楼顶上，拍摄苏州河北岸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浴血奋战的镜头，拍摄日军狂轰滥炸残杀中国人民的惨景，拍摄军民同心同德奋起抵抗的壮烈情景，以及人民大众救助伤员的镜头。《中国万岁》拍好后，二人携带至香港，联系发行宣传抗日，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官以“宣传共产”罪名，将《中国万岁》销毁了，致使这一宝贵资料没能留下一个镜头。

不久他应袁牧之之邀从香港赶到武汉，见到了周恩来，与袁牧之一起提出想去华北拍摄八路军抗击日本法西斯纪录片的设想。周恩来非常重视。

世界著名电影大师、导演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拍摄英勇抗战的大型纪实片《四万万人民》，在拍完台儿庄会战后，拟赴华北拍摄八路军抗战的镜头，被国民党当局拒绝，由西安回到武汉，当他知道延安正在准备自己拍片时，遂将他的一台“埃姆”35毫米电影摄影机和两千余英尺电影负片送给八路军。经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和周恩来的周密研究安排，决定派吴印咸去接受这批器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印咸乘着周恩来的汽车到汉口郊外的一个秘密约定地点，伊文思亲手将摄影机和胶片交给他，迫于当时的危险环境，无法用言语交谈，他们只好用力地紧紧握手。二十年后他们在北京再次见面时，都已是五、六十岁的老人了。

他与袁牧之二人携带伊文思赠送的和从香港新买的电影机、胶片等器材，于1938年9月到达延安。八路军总政治部马上成立了电影团，即“延安电影团”。由总政治部主任谭政任团长，袁任编导，他任摄影队长。毛泽东主席还接见并请他们吃饭，接见时语重心长地说:“也许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但将来总有施展才能的机会。我们八路军没有别的可依赖，一切靠自己奋斗。”这些教导给他们以巨大鼓舞，也为他们后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影片为《延安与八路军》。1938年10月1日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开机。从此掀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

一次日机空袭延安，一颗炸弹在电影团驻处不远的地方爆炸，震塌了屋角。当时吴印咸正在拆修摄影机，听到爆炸声响他立即扑到机器上，以身护机。事后清除尘土组装机器时，连一颗螺丝钉都未少，大家都万分高兴。周恩来副主席和谭政团长知道后都赶来看望，对他的以身护机行动大加赞赏。

1939年，他们从延安东渡黄河，进入晋察冀边区，拍摄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等同志在前线指挥作战等镜头。

为了拍摄白求恩大夫在中国战场上的活动情景，吴印咸从晋西到冀中用两个月的时间跟随白大夫。1939年10月20日是白大夫准备回国筹集药品器材和资金的日子，欢送会也开过了，就在这时，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冬季大扫荡”，白大夫毅然决定推迟回国，立即参加战斗，来到摩天岭前线，在离火线只有五、六里的孙家庄村外的一个小土庙里安置下手术台。手术台是白大夫自己设计制造的两只“芦沟桥”（行军时可以放在马背上驮药品器械，手术时又可作手术台支架。为纪念抗战，白大夫把它叫做芦沟桥）铺上门板而成的。日军是杀人魔王阿部规秀师团，战斗异常激烈，敌人步步紧逼，情况十分紧急，而白大夫沉着镇定一丝不苟地做手术，吴印咸这时拍摄了那幅名垂千古的《白求恩大夫》。谁也没想到就在这次抢救伤员中，白大夫的手被划破了，感染了病毒，当时又无解救之药，这位可敬可爱的国际主义伟大战士，于战斗胜利结束后第四天长眠在中国的大地上。

经过两年紧张而艰巨的工作，吴印咸完成了《延安与八路军》和《自求恩大夫》两部影片的拍摄。

1942年他被接收为中共党员。

谭政团长离开电影团后指定他为电影团负责人。

接着他又开始《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的拍摄。内容是120师359旅向南泥湾进军，开荒生产支援前线。当时电影负片已经用完，又无后期洗印的机器设备。要拍好这样一部大型纪录片，简直是要做无米之炊。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电影负片已经没有了，只剩下数量不多的16毫米电影正片，本来不具备拍电影的条件，但我们克服困难，用正片代替负片。两者差异很大，效果不好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努力摸索正片感光的特点，在曝光技术上狠下功夫，争取达到尽可能好的效果。从后来情况看，虽然在人物肤色、质感上还有失真，反差偏大，层次少，但比预想的结果要好得多。”影片的后期制作，更是难以想像的，然而困难一个一个被克服。没有自来水就挑来延河水澄清后使用；没有电，在屋顶上开个洞用自然光代替；没有冲片机，就将胶片剪成二十尺小段，绕在木框上，一段一段地冲洗；没有印片机，就将放映机改装代替。……他和电影团的同志们集思广益，用聪明才智和双手把这部大型纪录片制作成功了。

在该片拍摄接近完成时，毛泽东主席听到情况汇报后，亲自提笔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吴印咸将毛主席与题词同时摄入影片。毛主席很高兴，拿着题词递给吴印咸说：“这张题词就送给你吧！”这幅历史文物，他一直珍藏在身边，1957年赠送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该影片轰动了延安。1943年2月4日在总政大礼堂首映时，中央领导都去看了。周恩来副主席看了电影很感惊奇，特地到银幕后面看望工作人员。当工作人员告诉周副主席电影声音是用留声机放音乐，用扩音机播解说词在放映时三者互相配合而成的“有声电影”时，周副主席满意地笑了。

彭德怀将军为此还作了一首诗送给电影团:摄取战争的真象，不怕鬼子的刀枪。踏遍了华北的战场，几经寒暑来到太行山上。有了你这样英勇的战士，中华民族决不会灭亡。”

吴印咸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

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拍照是他当时又一主要任务。

1942年他为毛主席给120师干部作报告所拍的照片已成为珍贵的文献，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历史价值。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会场人多，屋小光暗，烟雾弥漫，场内实难拍摄。他向毛主席建议到室外合影，主席欣然赞同，带领与会人员到室外，这才留下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照片。

1943年11月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做《组织起来》报告，他既作为劳动英雄，又作为摄影工作者参加会议。因室内光线暗，他边听边琢磨边观察，终于拍摄了一组珍贵的照片。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他一手拿电影机，一手拿照相机，将大会的全过程拍摄了下来。他后来回忆说：“‘七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我担任为大会拍电影及照片的双重任务。会前赶到会场了解到会场大，主席台上光线很暗，只靠几盏汽灯照明，条件很差，既要拍好大会的全景，又要拍好大会主席台的近景，还要拍好领导同志报告时的特写镜头。……后来终于将‘七大会议全部纪录下来，成为我们党代表大会的第一部完整的文献资料”。在他所拍“七大”照片中，有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报告；有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有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有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报告；还有毛泽东作《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报告；任弼时讲话；以及中央领导共商国事，亲切问候等活动镜头。

1945年8月28日毛主席赴重庆谈判。他用相机将这些历史瞬间永远纪录下来。这组照片与“七大”照片均已成为珍贵文献和艺术珍品了。

接着，他被调跟随叶剑英同志去北平军调部工作一段时间。1946年，他携带一批照片回到江苏淮阴、沐阳家乡展览。随后又到山东临沂新四军总部见到陈毅军长，然后北上至烟台去东北接收“满映”，组建东北电影制片厂。

“九·一八”日本军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后，在“满洲国”首都长春建立了“满洲映画株式会社”（电影制片公司）简称“满映”，用来进行文化侵略和精神毒害。日本投降后，党中央立即决定派人前去接收“满映”，电影团接受了这一任务，携带所有器材档案资料，于1946年向东北进军。途中既要通过日伪军的驻地，又要穿过阎锡山重兵把守的同蒲铁路封锁线，由陕北到河北经山东烟台渡海北上，长途跋涉，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东北，人员器材和宝贵的资料档案安全无恙。

经过紧张的筹备，1946年10月在黑龙江的兴山（鹤岗市）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后迁回长春改为长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袁牧之，吴印咸为副厂长兼技术部长。这一时期他组织领导拍摄了《桥》、《中华儿女》、《赵一曼》、《白毛女》、《钢铁战士》等新中国第一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故事片。

1955年，吴印咸被调到北京，筹建我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北京电影学院，任副院长兼摄影系主任，他还亲自讲授摄影构图课。后来他回忆说：“建国后，中国电影事业蓬勃发展，我工作发生一系列变化，其中十年教学给我十分深刻的记忆。这个具有现代化教育设备的中国第一所电影高等学府，一下子把我吸引住了，对比之下，与在战争年代办摄影训练班的困难情景，有天渊之别。1939年，我在晋察冀根据地编写《摄影常识》一书，炎热夏天，我坐在田边树下一块大石头上，将我以往学到的理论和多年摄影实践积累的经验，结合起来编写而成的。虽说简单粗糙，却是根据地最早的，也是唯一的摄影教材，成为八路军培养自己的摄影战士的必读手册。”

他一直坚持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练好基本功与提高艺术素养相结合的教学方法。经过几年教学实践之后，他主持编著出版《摄影艺术表现方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图文并茂的高校摄影教材，并被意大利翻译出版。

结合教学，1960年和1964年，他又拍摄了《红旗谱》、《白求恩大夫》两部电影故事片。1962年拍摄了《黄山似画》风光片。《红族谱》被第一届电影百花奖评为最佳摄影奖。接着他又写了《红旗谱拍摄漫谈》一书，于1965年出版发行。

他在晚年虽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摄影事业心未减，一方面为争取再办一所摄影学院，扩大教育阵地，多出人才而奔波联系；一方面应邀到各地讲学传授经验；同时写作著书，编出影集，陆续出版了《人像摄影》、《风光摄影》、《彩色摄影》、《摄影构图》、《摄影用光》、《吴印咸摄影集》上下册、《吴印咸摄影工作六十年影展作品集》、《吴印咸摄影作品珍藏》、《吴印咸风光花卉摄影集》等，连以前出版的共计有二十余册。他总是想多为后来人留点东西，希望后来人更上一层楼。

他的摄影作品数多量大，许多珍品在国内外发表展出。他被世界摄影理事会授予名誉会员；被新加坡影艺研究会授衔荣誉高级会士；被美国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授予摄影功勋证书；被港澳摄影协会颁授摄影大师名衔。

从1956年中国摄影学会（后改为中国摄影家协会）成立，他先后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二、三、四届副主席，五届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电影摄影师学会理事长、名誉主席；第四届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委员。

他的一生是摄影的一生，是以摄影为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的一生。他说“老牛自知夕阳短，不用扬鞭自奋蹄，我为摄影事业，为着青年一代的未来，尽到我应尽的社会职责，这就是我这个‘老牛的最终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