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鲁：与梵高邂逅 绘彩色人生

张媛媛

杨大鲁，1960年出生于山东，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美术专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现任职于山东美术馆，长期从事西画、国画的创作与研究。

近十几年来创作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画展以及学术性展览并获奖，应邀到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作品被国内外的艺术博物馆以及画廊收藏，并在国内许多重要刊物上发表。2004年应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油画协会邀请，应邀到欧洲多个国家进行艺术考察及参观访问。多部作品入选全国青年美展、全国美展、中国油画精品展等。

杨大鲁，一个学版画和国画出身的画家，却酷爱梵高。

一天油画也没有学过的他，近十幾年却醉心于画梵高。究其原因，是一种他自己也道不清的情愫。这种情愫在内心慢慢生长，后来便一发不可收拾。

《病友》《欢乐挽歌》《与死神的晚餐》……这个系列的作品已有三十幅之多，几乎每一幅作品中的人物都和现实中的人等高。

现如今，巨幅的油画作品摆满了杨大鲁的画室，灵感来了他就在上面画画修修，有的作品甚至画了十年之久。

个性化的表现：热烈

杨大鲁说：“绘画就是你要像一个导演一样，在一张作品上去讲你自己的故事，是真切地去讲，而不是无病呻吟的表现。”没有老师，就自己琢磨，杨大鲁画油画，没有技巧和油画语言的束缚，展现的尽是他的所思所想。他通过线来表现质感，通过色彩来表现情绪的宣泄。

杨大鲁的第一幅梵高系列作品叫《病友》，他把自己画入了画中，他和梵高分别躺在两张病床上，中间的小桌子上放着被梵高画了又画的向日葵。在梵高系列的画作中，他把自己以及自己的情感都放入了画中。

《病友》完成之前，杨大鲁经历了一次煤气爆炸，真的成为了别人的“病友”。那是2007年，杨大鲁还住在鼓浪屿，那里没有燃气管道，家里还用着煤气罐，不知道什么原因，煤气发生了泄漏，当他还没来得及打开窗户的时候爆炸就发生了。杨大鲁烧伤严重，在病床上躺了很久，后来他还把烧伤躺在床上的自己画成了油画——《被灼伤的大鲁》。

《病友》之后，杨大鲁正式开始了他的梵高系列，他让自己和梵高同框，他把梵高当成了自己的“老友”。他画自己坐在梵高的脚前、伏在梵高的膝头，和梵高一起骑车、住院、狂欢，一起画画、播种甚至自杀。

“我们现在已经不同于梵高的时代了，我很想把他所没有的都给他。”在《欢乐挽歌》中，杨大鲁想让孤苦的梵高少些遗憾，他在这幅画中给梵高安排了女人、朋友以及一个中国式的婚礼，还有他自己，他在后面给梵高提着鞋、拿着衣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画让梵高感到一丝满足。

杨大鲁把毕加索、梵高、席勒、达利这帮疯疯癫癫的画家——当然还有他自己，放在梵高的《囚徒》里。社会往往禁锢艺术家，但心不是囚徒，杨大鲁向往蒙克的那种《呐喊》，试图通过《囚徒》把自己内心热烈的情感表达到极致。

杨大鲁一直认为，画家应该是有个性的。他把自己的个性都表现在画中。他还常在教学时鼓励学生追求个性：艺术不是克隆，你和我不一样。杨大鲁说：“如果一个学生很像我，那我就太失败了。”

孩童般的信念：执着

面对艺术，杨大鲁跟梵高一样，有着纯粹的追求和孩童般的信念。他有一幅梵高系列的作品叫《追随》，就是在描绘他追随着梵高的脚步，努力寻找绘画的真谛。当业界在讨论梵高的价值，世人感慨梵高的际遇时，杨大鲁通过他的绘画，去表达他对梵高的理解与喜爱。在画中，他们对望，他们同行，他们跨越时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心灵的交流。他把梵高《吃土豆的人》的主人公换成了梵高、自己和死神，三人围坐在一起吃土豆，气氛略显凝重，充斥着生活的沉重。生活本就如此，需要面对孤独、饥饿和死亡，艺术之路更是如此，充满曲折和艰辛。

回望杨大鲁绘画的历程，父亲的影响不可小觑。父亲是美术老师、知名画家，他从小受画家父亲的熏陶，并在父亲的教诲下打下了良好的美术功底。1980年，还不到二十岁的他，作品就入选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1986年，杨大鲁被山东艺术学院破格录取了。在山艺，有一次老师让杨大鲁临摹速写，没想到的是，那个速写竟然是他自己中专时期的作品。直到现在，他的速写还常常被人称赞。

年轻时的杨大鲁，执着地想要考央美，他先后考了五次，最终却还是无功而返。杨大鲁似乎与央美缺少了一点儿缘分，在后来的执教生涯中，他还曾申请去央美进修，也未能如愿。虽然与绘画的最高学府缺少了些缘分，但是他执着于绘画的精神从没有懈怠。他把这份执着归因于时代大潮，他认为他们那代人都是这样，画画是出于热爱，因为热爱，所以执着。时代大潮起起落落，很多人早已经没了当初的纯粹，但杨大鲁依然如初，他从不觉得自己多么了不起，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我就是个画画的。”

如隐士的生活：淡泊

艺术创作讲究灵感，对于杨大鲁来说更是如此。灵感来了的时候，杨大鲁就会在身边的小本子或者草稿纸上把脑中闪过的东西勾勒出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累下来的草稿已经一打又一打，他都仔细分类放到了文件袋中。杨大鲁在整理上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的画室看着有些许凌乱，实则井井有条，一楼是他的国画，二楼是他的油画。

杨大鲁常说：“我用油画哭，用国画笑。”不同于油画，他的国画里画了很多喜庆的民俗生活。油画与国画，对于杨大鲁来说，似乎是悲与喜两种极端的情绪表达，他把自己所有热烈的情感都放入了画中，但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个淡如菊的君子，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让人觉得很舒服。

生活似乎就是个圆，注定要转来转去。出生于山东青州的杨大鲁，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回了厦门任教。2013年，像隐士一样在鼓浪屿这座小岛上生活工作了23年之久的杨大鲁，又回到了山东，出任山东美术馆收藏部主任。

杨大鲁任收藏部主任的时候，恰好赶上山东承办十艺节，他忙得昏天黑地，以至于都没有时间画画了。他因此向领导提出想从主任的位置上退下来的请求，正巧那一年他的三幅作品入选了全国美展，国画作品也在省里获得了金奖，为山东美术馆赢得了些许荣誉，多方考虑以后领导同意了他的请求。

“我最大的快乐就是自己终于有时间画画了，没时间画画真的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调岗之后，杨大鲁这样说。当大多数人都在为一官半职拼命的时候，他却甘愿在自己的画室里画画自己与“老友”梵高，或者去外面写写生。参加了许多展览，得过许多的奖，这些对杨大鲁来说，好像都不如画画本身带给他的快乐大。

杨大鲁本不是个话多的人，但每次说起梵高，他总是如数家珍。对于他来说，梵高影响他的不仅是作品，还有充满波折又短暂的一生。不知道自己的画价值几何的杨大鲁和一生只卖出一幅画的梵高一样，任凭环境怎么变化，都沉浸在绘画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享受着绘画的快乐。

（图片由被访者提供  编辑/王立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