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国家创新力的“德国STYLE”

艾博·索瓦尔

今年4月份，由德国工程师协会（VDI）和创新与技术研究所（iit）两家机构针对欧盟25个国家为范围而发布的“欧洲创新能力指数”排行中，德国与芬兰、瑞典、丹麦等诸国位列最富创新力的欧洲国家。

“德国在高水平研究领域保持着出色的领军者地位，”VDI董事拉夫·阿帕尔在解读“欧洲创新能力指数”最新报告时表示；此次指数排行的评价工具不仅包含各个国家在创新领域已取得的绩效（例如专利数量、新产品开发量等），而且也包括一些更深远、复杂的纬度，例如整个国家内可获得知识的多样性、以及这个国家持续拓展知识的能力、应用知识于创新活动中的能力等。

说到应用知识于创新活动中、从而提升整个国家的创新力，可以说德国积累了一整套可供研究与借鉴的机制。

一是“积极推导，将创新成果辐射到整个工业部门”，形成极高的行业聚合力。德国非常清楚创新的成果必须广泛应用于实际生产活动中，而不是将成果止步于当下热门的高科技部门。因此，德国不仅致力形成新产业，也重视对存量产业注入新的思路和技术——通过“微发明”、“旧瓶装新酒”等方式，德国人很多创新涉及到升级现有产品，或者将旧的、停滞不前的部门中某些潜力元素进行重组，使之焕发新潮与活力。

我们只要观察一下一辆新款的宝马汽车上有多少地方体现出信息与通讯技术的最前沿成果；我们也可以留意一下有多少最棒的德国程序师们奔赴奔驰—梅赛德斯公司去上班......而相比之下，或许一个美国计算机科学博士压根都没想过投身于汽车行业，或者到其他与制造相关的部门去工作！

不止程序师们这些高端人才。即使是一线的产业工人，在德国也能够接受到非常先进的职业培训，使之能够娴熟地将最新的创新工艺应用到生产中、或用多样化和创造性的方式为客户带来优质的产品与服务体验。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传统行业在没落中失去以新技术和创新来“重塑”和“凤凰涅槃”的机会，行业之间缺乏健康的聚合因子，从而处于分崩离析之状态。而这些转而又形成了失业率高企、劳动者收入提升乏力等一系列衍生问题。但德国却不是，其创新因子在各个传统产业内的辐射与推导帮助构成了德国制造业在全球难以撼动的竞争实力；同时，吸纳了德国22%劳动力的制造产业为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值达20%以上、制造业工人的薪酬与福利高出美国同行业66%以上。

二是“建立政府与私营部门深入的伙伴关系”，合力推动创新。德国拥有完善的推动创新研究产业化、由政府出资建立的公共服务网络。比如，一个叫做弗劳恩霍夫协会（Fraunhofer Society）的智库组织就是一例。它致力于开展有潜在产业化价值的应用研究，并且通过项目制的操作形式、为企业提供高品质的却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专项研究、产品工艺升级、流程优化、乃至创新项目的产业化助推器服务等。

弗劳恩霍夫协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规模，它下设超过60个研究机构（其各自与一所德国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和250多个业务部门，每年开展6000至8000个项目。平均每个研究机构雇有300～400名员工，总体而言，该协会拥有2.2万名员工，每年项目收入达24.5亿美元。尽管如此，事实上弗劳恩霍夫协会所操作的大多数项目是小规模的、短期的（一般持续时间不超过两年），侧重的是项目成果的即时应用性。而且，每年通过项目操作的积累，弗劳恩霍夫协会本身的实验室里也产生了大量新的知识。

弗劳恩霍夫协会有效架接起研究、学术、产业创新以及工艺改进之间的桥梁纽带，并且积极协调产业合作伙伴在日常工作中的摩擦和冲突，帮助它们实现渐进式的持续提高、并转化为持久的竞争优势。弗劳恩霍夫协会模式可谓是一个典型“德国STYLE”的政府与产业界的伙伴合作关系。

三是注重发展中小型企业作为“创新介质”的能力，并将其锁定于本土市场。尽管德国拥有许多世人耳熟能详的、发展势头强劲的大型跨国公司，比如宝马、大众、西门子等，但其国内的中小型企业（SMEs）无论作为跨国供应商还是自有产品出口商，都是重要的国家创新力量之源。

在德国，中小型企业通常被称为“Mittelstand”或“middle class”，但两个词的含义并不尽相同。Mittelstand是具有鲜明特点的德国中小型企业的集合；他们往往是设在小城镇和农村地区的典型家族企业，历史可追溯到几十年前甚至好几代人，通常拥有长远的企业愿景。部分归因于团体领袖引领的强大社会义务感，这些Mittelstand甚少离开本土而去选择离岸外包或业务转移；在另一方面，德国的中小型企业一般不直接与跨国巨头公司直接相抗衡，而是倾向主导特定的“利基”市场。

根据去年11月出版的《机械工程杂志》社论作者、德国科学技术及经济政策国家研究理事会的项目总监查尔斯·韦斯纳的观点，在创新力保障方面，德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非常投入地支持这些鲜有可能转移到海外生产的中小型企业，帮助它们在产品本身、生产工艺等各个方面持续改进与优化，从而在其自主选择的利基市场中占据领军者地位。

而管理咨询顾问Bernd Venohr的一项独立研究也证实了这点。在2007年，其调研样本中的1130余家德国中小型企业（SMEs）在其特定的利基市场中占据世界第一或第二位置，或者至少是欧洲的市场冠军。这些企业极少以价廉作为竞争优势，而是以产品的卓越品质和性能保持溢价能力；其作为创新介质而集合形成的优势能力也锁定于本土市场、并支撑着德国出口的持续竞争力。

诚然，德国的创新体系亦并非完美无暇。例如，弗劳恩霍夫协会最大的弱点来自其显著的特征与优势，即它致力于在存量产业范围内进行渐进式的持续改进与优化，因此像在美国诞生并壮大的苹果、谷歌、英特尔、Facebook这类公司在德国土壤中可能水土不服。不过，尽管德国不走颠覆式、激进变革之路，她本身的成功模式亦证明，一个高成本、高工资的经济体在全球市场中有效保持竞争力的“神器”或许就是对知识成果“系统化、持续性的产业应用”。

事实上，作为进口“德国STYLE”、向其学习有效创新的举措之一，美国各州鼓励弗劳恩霍夫协会在其本地设立分支机构，目前在美各地建立起来的弗劳恩霍夫协会研究分所已经不下九个。

（张锦锦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