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海听涛

蔡朝阳 黄国明 吴贤宾 周建志 刘佳照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当前，由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战略正在串联起富饶大海上的“朋友圈”。从太平洋经南海，过印度通欧洲，“蓝色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勾画中国梦的蓝色调

我国古代很早就开始开发和利用海洋，创造了灿烂的海洋文明。特别是在唐宋至明初期，开辟和拓展了海上丝绸之路，海洋贸易日益繁盛，成为当时全球最强大富裕的国家之一。但15世纪以后，西方开始放眼全球主动获取“海权”，而中国则趋于保守，拘泥于保九州的被动“海防”，最终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目标。可以说，中国的国门是从海洋方向被西方列强打开的。

历史充分表明，背海而弱、向海则兴，封海而衰、开海则盛。国家主席***指出，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这些重要论述，体现了更加宽广、更有高度、更富眼光的海洋观。在我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期像今天这样认识海洋、重视海洋、经略海洋。

然而，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福建全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福建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在绵延千年的海外交流史上，泉州港、福州港、漳州港都对“海丝”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引领下，福建再次“扬帆起航”，驶向更高目标，全力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

古时，沿着海上丝绸之路，数以万计的古代阿拉伯人带着香料、药物和各种珍奇异宝来到泉州，又从这里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运往西方。中国人也沿着这条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甚至远赴欧洲、非洲。目前，旅居世界各地的闽籍华人华侨共有1200多万人，其中80%集中在东南亚。

这些历史都让福建在“一带一路”战略布局中具有天然的侨力资源优势，福建与东南亚的联系明显增多。

文化为纽带，经济求互惠。福建在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中，尤其注重经贸合作。通过不断创新合作方式，福建经济元素开始在“海丝”沿线国家“闪耀”。据海关统计，2016年上半年，福建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值1617亿元，同比增长8%，占同期福建省外贸进出口总值的31.8%。

作为全国第二大侨乡，福建拥有海外华侨华人1500多万人，其中东南亚地区占78%。在“海外福建”建设方面，福建努力做好“侨文章”，重点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道路连通的重要节点、贸易畅通的前沿地区、货币流通的对接平台、政策沟通的重要窗口和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闽越之境，江海通津。帆樯荡漾以随波，篙楫崩腾而激水。”这段《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中的文字，描述的是1000多年前闽王王审知开辟甘棠港的情形。如今，瀚海之中，征帆相接，“新福建”与“新海丝”携手，扬帆起航。

拓展休闲“海文章”

船舶工业及海洋工程业、海底资源开发、海洋可再生能源业、海洋生活与海洋休闲……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海洋事业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及发展空间。尤其是在海洋经济领域，我国沿海地区及其腹地通过海洋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形成紧密联系，这将释放出巨大的经济需求。

《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设定了北部、东部和南部三个海洋经济圈。我们通过调研分析认为，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铺开，应重新审视我国海洋经济的新空间。比如东亚—东北亚方向，鉴于日韩两国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中国民众出国游继续升温，东亚区域的游轮业以及相应的港口设施、住宿和服务行业发展未来极为可期。又如东南亚及印度洋方向，依托于相对较为可靠的政治保证，我国资本可以考虑一些过去难以接手的项目，如为群岛国家提供岛屿间交通综合解决方案、岛屿综合开发利用解决方案等。

海洋不只是人类经济的通道，也不只是海运等活动的载体，其本身的经济价值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而进一步凸显。过去，海洋产业所谓的“国际因素”，可能更多限于进出口贸易。而今天，海洋产业正在成为我国“走出去”的拳头，成为推动对象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助力。从为沿线国家提供风力发电、供电解决方案，提供船舶工业特别是修船业的技术及产能转移，到利用远洋渔业获取渔产品、大力发展海水养殖业，再到通过旅游观光、造船、港口等行业交流柔化、促进双边政治关系发展，海洋经济蕴含着许多尚待挖掘的开发潜力。

也要看到，发展海洋经济既要面对经济领域本身的风险，同样可能面临国际关系及政治方面的挑战。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日本、东南亚部分南海主权相关声索国，对我海上正常经济活动采取的是抵触、反对甚至敌视的态度；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途不少国家，仍存在政权更迭造成的社会动荡、极端势力及恐怖主义影响、海盗等诸多政治及非传统安全风险；随着资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我国政府相关职能在部分地区没有及时跟进，也在无形间加大了经营风险。发展海洋经济，除了开发性金融服务的支撑，目前还急需政治、外交层面的“保驾护航”。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陆地经济与海洋经济将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陆海统筹”、“走出去战略”必将成为我国发展海洋经济的新趋势。用传统的“陆”、“海”分离眼光观察世界，将陆上与海上的资源投入分散开来，并不利于海洋经济的发展。

因此，无论是制定海洋经济总体规划、提出“陆海统筹”的具体规划方案，还是为海洋产业“走出去”提供全面的公共服务，抑或是加强自身海外力量建设与国际合作，海洋事务主管部门都应当在“一带一路”的总体布局下，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海洋经济管理能力，强化公共服务功能。让“走出去”的项目既推动对象国的现代化，又为国内相关产业带来稳定的长期回报，从而真正推动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海洋力量面临全新转型

新中国海军，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到现在也有了航母，有了核潜艇，有了远洋舰队。但从本质上讲，仍是照搬模仿的产物，也仍属于“传统海军”，尚不是一支产生于中国人自己关于海洋、海权和海军的革命性原创思想的海上力量，尚不是一支与中国今天的世界大国地位和海洋利益完全匹配的“海权海军”。

有没有一整套从对历史和当今世界的全面思考中诞生出来的革命性海洋思想，对于海军的发展意义重大。因为照搬模仿永远是被动的、亦步亦趋的，甚至难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而只有强大的革命性思想才是真正的原动力，才可能持续地释放能量，推动一波接一波的创新，并长期保持领先。

今天的中国海军，从装备实力排行上讲，已相当靠前，至少在针对美国海军控制和进入行动的“反介入”能力方面，已不是弱者。但在走向蓝水、走向大洋、走向全球的道路上，依靠什么样的新思想引领前行、照亮方向，似乎仍然是个问题。

在最现实的层面上，如果说中国为了自身的“核心利益”，必须在中国东海、南海、台湾海峡等海域实施“反介入”军事战略，那么，同样道理，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展开，“核心利益”范围扩大，中国也终将要在孟加拉湾、印度洋、波斯湾甚至地中海等海域实施某种防御性的军事战略，最低限度也是反封锁、反阻断和反控制战略。

应该承认，中国海军近年来“走出去”的步伐不可谓不大，“经略海洋”的战略转型也不可谓不快。但相对而言，仍落后于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速度和中国对于世界体系和海洋通道依赖程度加大的速度。

这个巨大的安全缺口，不是可以靠“和平发展”、“新型关系”、“互惠互利”等外交说辞就能堵住的。面对完全不设防的港口和通道，大至霸权国家，小至恐怖组织，任何一个敌对势力都可以轻易实施武力封锁；而中国海军方面，如果在远离岸基支援的万里之外实施海上反封锁、反阻断和反控制作战还没有准备、没有预案，这将意味着什么？

当然，中国的军事战略属于防御型现实主义，长期对外宣称不主动进攻、不寻求霸权，虽然展开了“一带一路”这个大布局，但坚持强调这是合作框架，不会采取经济未动、军事先行的强硬方式。但如果有人就是要把合作扭成对抗呢？就是要搞零和竞争呢？

无论如何，“一带一路”已经开局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国家利益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一带一路”的布局，越来越多地依赖这个地理范围所涵盖的、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多地依赖沿线国家的“五通”效应，这样的形势，对中国海军以及中国海权的建立来说，不是一种刚性的战略需求吗？

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计划的展开，已经形成了对中国海军的一种倒逼，不管中国海军既定的发展战略如何，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加速转型，尽快向更为实际的目标接近，为更为现实的目的提供可用手段。

保护海洋权益是当务之急

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的中国，其对外贸易90%是通过海上运输完成的。海关统计数据表明，自2006年起，中国对外依存度就一直超过半数。相比之下，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4国的外贸依存度在30%左右，法国、英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4国低于50%。中国远洋船队和海员队伍的规模为世界最大，每年航行于中国沿海的船舶达400多万艘次。对于世界许多贸易大国来说，中国依赖海上贸易的程度更高。

如今，维持海洋领土主权已日益成为中国兴起的挑战。随着全球资源供应日渐紧张，资源消耗日益加大，资源丰富的中国临近海域也成为了国际领土争端最为激烈的地区。除渤海外，黄海、东海和南海都需要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邻国进行划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是从该国大陆架延伸200海里范围内，或两国之间正中线的范围内。中国大约有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

一种观点是东海大陆架是中国陆地的自然延伸，因此，面积77万平方公里的海区中应归中国管辖的为54万平方公里，但是日本提出的观点是中日两国是共架国，要求按中间线划分海域，中日之间最宽间隔为360海里。按日本的观点，日本与中国有16万平方公里的争议地区。

很明显，中日两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概念采用不同标准。在黄海，中国与韩国和朝鲜也存在着18万平方公里的争议海区。在南海，中国也与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邻国有着关于南沙群岛的领土纠纷。

远洋贸易、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活动都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海上保护力量。而中国海洋军事力量的兴起必然带来前所未有的地区性及全球性地缘政治的转变，同时也对中华民族提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全球挑战。

从海洋大国变成海洋强国，不仅是对历史缅怀或是认同，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或是国家、民族的决心上，中国具备了许多条件。不过我们必须看到中国面临的许多挑战。

建设海洋强国的措辞无疑加剧了中国邻国以及美国对于中国将如何处理多起领土纠纷的担忧。军备的扩充也将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十八大政治报告正式向世界宣示中国将要发展成为海洋强国的誓言已经引起国际社会、政商学界的广泛争议，成为近日国际政治论坛的又一争论议题。

中国南海领土纷争问题也存在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所以，中国的发展战略已经牵动亚太地缘政治，甚至全球地缘政治变局。

成为海洋经济强国，已是当今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无疑是民族复兴蓝图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分，对于现在的中国而言，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性、能力与决心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如何在这个博弈愈演愈烈的国际社会上找到一条最为适合的海洋强国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