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辩证思维推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时间：2024-04-23

［提要］新时代新征程上，革命老区乡村振兴对促进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显著的政治示范意义，运用辩证思维有助于高质量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宏观上，辩证处理好发挥政治优势与市场作用、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关系，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培育内生动力为目的优化政府与社会力量的支持。中观上，辩证处理好发展共性与个性、优势与劣势的关系，以跨越区位发展劣势、高质量利用红绿特色优势资源、充分发挥政治优势为重点，注重通过思维与科技创新“扬长补短”。微观上，辩证处理好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绿色资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以充分激发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为前提推动实现经济效益，在激发绿色资源生态效益的同时注重以创新赋能经济效益的提升。

［关键词］辩证思维；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作者简介］吴雨星，中共福建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讲师，博士。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新时代新征程上，党中央吹响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号角。在乡村振兴的区域实践中，革命老区（以下简称“老区”）乡村振兴的使命与意义重大。首先，体现在其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及传承发展红色基因的文化意义。在新征程上，强调推进老区乡村振兴更能彰显中国共产党“饮水思源”的政治情怀，有利于在中国式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中彰显政治示范性。其次，由于老区“很多仍属于欠发达地区”［1］，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对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解决我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经济与社会意义。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老区及其乡村振兴发展。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该文件是新时代老区振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自该文件颁布以来，国家逐步健全新时代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的“1+N+X”政策体系①，系列政策均强调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在革命战争时期，老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实践的重要场域，新发展阶段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同样要善于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唯物辩证法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根本方法。***总书记强调：“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2］，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可充分运用辩证思维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统筹处理好以下六对辩证关系。

一、宏观上：辩证处理好发挥政治优势与市场作用、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关系

由于突出的政治因素，老区发展受到政府的倾斜扶持，在红色基因的感召下，老区发展也受到更多的社会力量支持。老区之中，尤其是老区乡村是政府及社会力量倾斜支持的重点地区。新发展阶段，国家对老区乡村振兴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老区乡村振兴应首要处理好政府倾斜扶持与发挥市场作用，政府与社会力量的外源性支持与激活内生动力的辩证关系。

（一）辩证处理好发挥政治优势与市场作用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我国不断理顺两者关系，在新时代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资源配置中推动“效率”最大化；另一方面，政府更好地发挥“有形的手”的作用，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政府为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提供良好的环境与服务保障，同时也弥补市场缺陷。

就老区而言，政府对于老区及其乡村振兴发展的支持，显然比一般地区更多，这主要有以下两大因素。一是出于“饮水思源，勿忘老区”的政治因素考虑。老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党执政下的人民政府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遗忘老区，不仅要带领老区人民脱贫，更要引导老区人民致富。新时代支持老区乡村振兴彰显党回报老区、促进老区人民共同富裕的政治示范性。二是出于治理相对贫困的经济社会因素考虑。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持老区及其乡村发展，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了“1258”政策体系②，推进老区精准脱贫与振兴发展。2020年，老区同全国一道取得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但老区很大部分仍然相对落后，尤其是部分重点老区、著名老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滞后，其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部分非老区、非重点老区对老区、重点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虹吸效应大于辐射带动效应，或将造成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不利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由于老区大多位于省际交界的边远山区，历史上多为“三不管”地带。由区位劣势及受区位劣势影响所沉淀的基础薄弱问题，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克服，反而受“马太效应”影响，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老区发展呈现一定程度的落后性。老区乡村更是老区发展之中的薄弱地区，是相对贫困治理的重难点所在。新发展阶段，在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下，政府对老区乡村振兴的倾斜扶持显得十分重要及必要。由此，不论是从政治因素考虑，还是从经济、社会因素考虑，新发展阶段政府在推进老区乡村振兴上须更有所作为。

老区乡村振兴理应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但更需要“更好”的支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力。一方面，政府的支持需瞄准老区乡村振兴的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实现精准发力。在帮扶老区乡村振兴示范建设与推进相对均衡发展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帮扶示范建设的“度”难以把握，致使有的老区乡村发展好上加好，而有的老区乡村逐步走向衰微，从而使老区乡村振兴之中也存在“马太效应”。当然，从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看，有的老区乡村必然走向衰微，尤其是部分老区革命基点村地理位置比较偏远，推进振兴发展存在更多困难。这就需要优化对老区乡村的帮扶进退机制，實现帮扶的精准有效。另一方面，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相结合，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才有助于高质量可持续推进老区乡村振兴。政府应更好地为老区乡村振兴提供市场化发展的思路、方法与制度保障。在发展思想上，制定与落实增强老区乡村群众市场意识与能力的政策举措；在具体路径上，政府重点支持老区乡村优化生产方式，充分运用集体经济、现代科技赋能，推动小农生产与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发展的接轨；在制度保障上，要为老区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市场化发展环境，打破区位劣势在物理空间上所造成的封闭式发展藩篱。尤为强调的是：老区是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应然代表”。农村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又能够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生产有效衔接，是发挥政府作用与激发市场动能的有机融合体。在处理老区乡村振兴的政府支持与市场导引的关系中，应始终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对老区乡村振兴持续性的政策倾斜，将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棘轮效应”，老区乡村振兴对政府的依赖性增强，老区乡村群众的市场意识与能力势必弱化。仅依靠市场机制，老区乡村难以取得跨越式发展；但未能科学考虑市场因素而过分强化政策支持，也不利于有效促进老区乡村振兴的可持续推进。因此，需在坚持市场化发展的前提下，把握好政府扶持的“度”，尤其是把握好政府资金扶持的方向与数量，要以实现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为实施靶向，防止资金扶持的寻租化导向，杜绝社会资源的浪费乃至腐败的发生。

（二）辩证处理好显著的外源支持与激活内生动力的关系

处理好外源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关系，这是深刻掌握与运用内外因辩证关系的体现，外因是事物发展的条件，内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

政府及社会力量对老区乡村振兴的倾斜扶持，主要是“外因”在起作用，需处理好“输血”与“造血”的关系。脱贫攻坚是推进老区乡村振兴的基础，但部分老区乡村脱贫受惠于“输血”式的帮扶。尤其是部分欠发达老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经营性收入贫乏，贫困老区乡村无力通过自身“造血”实现脱贫，政府只能通过“输血”或“变相输血”的方式使部分老区村暂时脱贫。“输血”式的帮扶方式，如直接的财政转移支付；“变相输血”的方式，如出资建设项目，但项目收益由老区村集体享有。“变相输血”的项目推进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项目不经济，即可能获得的社会经济效益低于其经济投入。显然，缺乏造血赋能的老区脱贫村仍然存在较大的返贫风险。

激活内生动力根本上要激发人的能动力。马克思强调“人始终是主体”［3］，人具有意识能动性，能够按照万物的尺度来改变世界。乡村振兴根本上要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总书记多次强调，推进乡村振兴关键靠人。乡村群众是乡村振兴的“主角”。老区的乡村群众受边远山区封闭环境的影响，发展的思想与能力也相对落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4］，一个地区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会对人的文化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封闭、狭隘的文化意识反过来制约着发展。老区乡村的现代化有赖于乡村群众的现代化。著名的现代化研究学者英格尔斯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5］，即使再现代化的制度与管理，如果没有推进人的现代化同样也不能促进现代化发展。推进老区乡村现代化发展的主体是中青年等中坚农民，政府及社会等外源力量可瞄准中坚农民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升其应用新科技、发展高效农业、拓展新业态的能力。同时从乡村群众的切身物质利益着眼，多以实践感知的方式开阔乡村群众的发展思维，如组织中坚农民参观与借鉴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模式，增强市场、开放、创新发展意识。人是激活内生动力的主体，而产业是激活内生动力的主要载体。政府及社会力量对老区乡村振兴的帮扶，应更加关注帮扶是否有助于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否有利于以特色优势产业引领的生产力高质量发展。

三、中观上：辩证处理好发展共性与个性、发展优势与劣势的关系

宏观上，主要从国家及政府的视角论述老区乡村振兴问题；中观上，则聚焦于老区乡村同其他乡村振兴存在的异同、发展优劣势，及老区乡村内部之间振兴发展的差异性。

（一）辯证处理好发展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共性即矛盾的普遍性；个性即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6］。对于老区乡村振兴而言，共性在于老区乡村是我国乡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我国乡村的普遍性特征，推进老区乡村振兴须遵循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个性不仅体现在老区乡村具有区别于其他乡村的特点，还体现在老区乡村内部间的差异性，推进老区乡村振兴需着力处理好个性问题。

老区乡村相较其他乡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在区位特点上，老区多位于省际交界、边远山区处，老区乡村较之其他乡村总体上地理区位更为偏远。二是在资源禀赋上，红色资源是老区的独特资源，是老区乡风文明建设最为宝贵的财富。老区乡村多位于边远山区，森林等生态资源禀赋较好，近年来我国日益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老区乡村的绿色发展比较优势更加凸显。三是政治优势上，政治优势是老区乡村区别于其他乡村的突出优势，老区乡村长期受到国家及社会力量的倾斜性支持，但只有通过更好地调动内生主体力量才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外源力量不同，内生力量是源自乡村自身或自身可以调动的资源。内生主体力量是内生力量的核心，即内生性人力资源，包括村委、群众、乡贤等等，他们更懂老区乡村，更具有老区乡土情怀，更愿意长期扎根服务于老区乡村发展。奥尔森认为，集体行动需要有愿意支付组织成本的组织者。［7］基层党组织是引领老区乡村振兴的政治保障，也在很大程度上担任了致富引领者的角色，但日渐空心化的老区乡村集体行动更需要有乡贤、致富能人的带动，还应培育壮大本土人才队伍，充实基层自治组织，增强头雁型人才的引领与核心凝聚力。因此，新发展阶段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应按照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重点处理好如何跨越边远山区的发展障碍，如何高质量利用红绿特色优势资源，如何科学把握好政府与社会的倾斜支持等问题。

推进老区乡村振兴还需统筹处理好老区乡村内部的共性与个性关系问题。整体上的区位劣势、红绿特色优势资源、倾斜性的外源支持是老区乡村的共性特点，但各老区乡村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区位条件看，老区乡村内部仍然存在着与老区城镇远近的区位差别。区位条件上的不同将直接影响老区乡村振兴推进的难易程度和实现方式，如：老区的城中村同其他地区的城中村一样实际上已实现城镇化；近郊村适宜推进城郊融合发展，乃至部分近郊村在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将逐渐融为城市的一部分；老区的很大部分乡村距离城镇中心较远，如何推进这些老区远郊村振兴是关注的重点。部分老区远郊村或遵循城镇化演进趋势而成为历史中的记忆，但部分远郊村仍可因资源禀赋差异寻求自身的特色发展模式。从红绿特色优势资源禀赋差异看，可分为红色主导型、绿色主导型以及红绿色融入发展型老区乡村振兴模式。红色主导型，应更好地将红色资源流量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一方面，突破固化思维，追求创新性、多元化方式，注重推进沉浸式红色文旅发展；另一方面，注重联动发展，红色文旅联动生态休闲业及特色农业发展，将红色资源的客流量引致绿色资源所衍生的业态消费上，增加过夜游、农特产品“伴手礼”设计等等。绿色主导型，应强化绿色发展优势，一方面，加强绿色产业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尤其在农业适度规模发展的基础上，强化集体经济赋能绿色产品品牌化、精深化发展，并丰富绿色休闲文旅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将发展绿色经济所带来的客流量优势科学有效地嫁接到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上。红绿色资源禀赋均不丰富或不具有显著特色亮点的情况下，要因地制宜推进老区乡村“红+绿+X”多色融合发展。而老区乡村内生主体力量存在差异，发挥内生主体力量的作用力度就会有区别，不能一概而论；需进一步强化老区乡村内生主体力量的摸排，实施差异化精准扶持。

（二）辩证处理好发展优势与劣势的关系

发展优势与发展劣势是一对矛盾，但优劣势并非恒定，唯物辩证法强调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中国古代哲学同样有“福祸相依”的辩证智慧。推进老区乡村振兴，需客观辨析自身的发展优势与发展劣势，并促进“扬长补短”。

从发展优势上看，老区乡村突出的发展优势在于：具备政治优势，享有政策上的倾斜支持；红绿色资源丰富。但同时应看到如果运用不当，有可能转化为发展的劣势，如倘若过于依赖政治政策上的支持，容易产生“棘轮效应”，将导致或加剧乡村群众“等、靠、要”思想，实则不利于老区乡村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红色资源是老区及其乡村独特的资源，但若未充分重视激发红色基因的文化效益，而是过分关注其经济效益的实现，则不利于红色文化传承发展与价值转化。绿色资源是老区乡村的比较优势资源，但是边远山区的地理地形劣势以及趋同化的发展模式，却限制其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优势资源。因此，老区乡村振兴的“扬长”：一是有效利用政治政策上的优势促进内生性发展；二是需科学处理好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三是需更好地克服区位劣势，创新发展模式，强化绿色发展的优势。

从发展劣势上看，老区乡村突出的发展劣势莫过于发展基础薄弱。落后地区往往存在“处处落后”的情况［8］，转变处处落后的情况难度大，但是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发展劣势也有辩证转化的机会，“弱鸟”同样可以“先飞”。***总书记指出：“要使弱鸟先飞，飞得快，飞得高，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9］，生动诠释了发展落后的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辩证思路。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认为欠发达地区有两种机会窗口：一是劳动力成本优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二是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跨越式发展机会。［10］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显然在短期内可以给欠发达地区带来较快发展的机会，但是从长期来看，欠发达地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有赖于新科技的把握与运用。***总书记强调：“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11］由于新科技革命赋予所有地区相对公平的起跑线，欠发达地区有机会实现弯道或换道超车。从国内发展现状来看，以贵州为代表的部分欠发达地区，在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方面抢占先机。以数字经济为标志的新科技具有强大的包容性，有助于弥补欠发达地区发展基础孱弱的问题，提供共享发展的机会。因此，作为很多还属于欠发达地区的老区及其乡村地区，更应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机会实现跨越式发展。除了以新科技赋能老区乡村经济发展外，还可以以新科技弥補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总书记指出：“可以发挥互联网优势，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2］“互联网+”为老区乡村共享基本公共服务提供了更多选择与便利性，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公共服务的“线上”共享提供了更大的包容性。

四、微观上：辩证处理好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绿色资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红绿色资源是老区乡村区别于一般乡村的特色优势资源，因此为聚焦老区乡村振兴的“个性”，微观上重点探讨红绿特色优势资源高质量利用的问题。

（一）辩证处理好红色资源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红色资源文化与经济效益的激发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红色资源文化效益的激发有利于其经济效益的释放，同样地，其经济效益的释放也有利于更好地传承发展红色文化。但是在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时，应始终秉承红色资源文化效应的首要地位。

红色资源经济价值的实现是建立在红色资源文化价值的深入挖掘及有效转化之上，意即红色文化传承发展是红色产业发展的根基与目的所在。但随着红色资源的产业化发展，资本的注入也暴露了其贪婪本性，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经济效益凌驾于文化效益的负面效应。部分乡村群众也存在着对红色资源价值认识不到位的问题，小农意识将蒙蔽乡村群众对红色文化价值的正确认识，从而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经济效益轻文化传承的现象。文化缺位是推进红色产业发展的大忌，要通过加强理论教育、强化实例举证的方式，让乡村群众深刻领会统筹红色资源保护与开发、文化与经济效益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当然，乡村群众关注的是物质利益的实现，“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13］。对于红色资源保护的参与积极性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部分乡村红色资源尚未直接带来经济效益，或者说诸多老区乡村群众尚未认识到红色资源可能带来的潜在物质利益。同时，红色资源既包括物化层面的“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也包括精神层面的，如“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价值与优良传统”［14］。精神层面的红色资源保护相较物化层面的保护更加困难，更需要调动老区乡村群众的参与。发挥基层党组织及自治组织的协调作用，紧密结合群众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加强教育，鼓励乡村群众形成保护活化红色资源的良性运转机制，让乡村群众深刻了解红色文化与经济发展是协调互促的关系，只有通过知行并举，才能有效传承发展红色文化，继而带动红色文化消费，红色资源的经济效益释放反过来又有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承发展。

（二）辩证处理好绿色资源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总书记强调，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两者同样是相互促进的关系，绿色发展当然要有绿色底色加持，通过绿色发展获得的效益，尤其是获得的经济效益也有利于促进老区乡村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但是老区乡村在前者转为后者的进程中，受制于明显的区位劣势，致使绿色产品难以实现外销，绿色休闲旅游难以吸引异地客源。在严格的森林保护制度下，依靠林木砍伐获取经济收益的传统模式已然行不通，而林下经济多集中为初级农产品的产销且缺乏良好的技术条件与营销模式，使得农民增收有限。老区乡村绿色发展的突出问题是：生态优势难以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由此，高质量推进老区乡村绿色发展的着重点在于：如何在推进生态发展的同时更好地激发绿色资源的经济效益。

原中央苏区等重点老区苏区乡村虽在探索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但同非老区或非重点老区发达地区乡村相比，重点老区苏区乡村绿色发展的竞争优势仍然不明显。以林地资源为例，一是林地资源向第一产业拓展有待优化。发展林下经济是林地资源经济价值实现的有效方式，部分老区苏区也发展了不少林下经济，诸如种植金线莲、红菇等，林下种植较之一般的农作物种植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更高，需要更高的农技要求，而且价格涨跌起伏较大，市场需求稳定性不强，在实际调研中也发现不少农户因林下种植技术欠佳而导致亏损的情况。二是林地资源向第二产业拓展有待升级。一方面，表现为林业加工业发展较少，农民一般只参与第一产业的分工及利益分成，尚缺乏拓展加工业的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表现为林业第二产业加工业企业不断向县城迁徙、发展，导致老区乡村林业加工业日益萎靡。三是林地资源向第三产业拓展的经济效益不高，这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旅方面。从全国来看，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国家的大力扶持，各地纷纷涌现出森林康养等众多生态文旅新业态，赣闽粤等全国著名的老区在新兴生态文旅业发展方面榜上有名。然而，这些森林资源丰富的著名老区，其生态文旅业所创造的经济价值较之非老区或非重点老区对比来看，并没有形成显著的竞争优势。

激发绿色资源的经济效益，要通过创新发展思维赋能。创新发展思维须统筹处理好老区乡村绿色经济“普遍性发展”与“特色性发展”的辩证关系。一是避免在普遍性的发展中失去特色效应。在绿色发展上，尤其是休闲农旅业的发展，也充斥着“赏花节”“亲子果园采摘”等同质化模式，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利用良好的生态资源拓展森林康养等产业是老区乡村拓展绿色产业的有效方式，但是这些产业与非老区相比未能凸显明显的差异化和特色性。二是避免在特色性发展中失去规模效应。不置可否，老区乡村的绿色资源各有其特色性。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是辩证思维的运用体现。官方抑或是学界倡导经济发展推进“一城一品”“一县一品”“一镇一品”乃至“一村一品”，其本意是促进特色化发展，实现超额经济效益。但实际上在较小的规模上发展绿色特色产业，因无法发挥规模化发展效益也就难以实现特色性优势。由此，应在推进绿色经济适度规模的基础上促进创新性发展。虽然老区乡村的区位劣势影响其文旅休闲业的规模化发展，但其区位劣势同样可以转化为“静、悠”的比较优势，加之绿色环境突出优势的加持，可发展适合边远山区的“微生态游”，促进绿色产业的一二三产融合。

激发绿色资源的经济效益，要通过科技创新赋能。老区乡村大多是丘陵山地，要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利用绿色资源基底优势巧打“生态牌”，推进生态农作物乃至有机农作物种植，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山地丘陵难以推进机械化，而无法实现产业规模化高效发展的难题。有机农业比生态农业要求更严格，前者是禁用化肥、农药等，而后者是控制使用。［15］不用化肥、农药种植在一定程度上会多耗费人力，有机农业比一般农业劳动力投入更高。［16］老区乡村劳动力成本存在比较优势，适合于发展有机农业这种高劳动力密集型绿色产业，也有利于促进老区乡村人口的就地化就业，且有机农业的高效发展也能吸引部分中青年劳动力返乡充实老区乡村创业就业力量。此外需强调的是，绿色有机农业相较于一般农业，并非不需要科技，而是对科技要求更高，要强化科技赋能，推进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有机农业可追溯，构筑信任体系。［17］

五、结语

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具有显著的政治意义，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之际，强调推进老区乡村振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推进老区乡村振兴是推进我国乡村振兴的重难点所在，既具有一般特征，也有老区乡村的独特之处；既要遵循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也要因地制宜寻求发展之策；既具备政治政策倾斜、红绿色资源丰富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也存在区位偏远、发展基础薄弱等明显的劣势。上述诸种关系充满了辩证色彩，可运用辩证思维统筹处理好各对关系，推进老区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1+N+X”政策体系指的是：“1”即《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N”即实施新时代支持老区振興发展的“N”项实施方案，“X”即制定新时代支持老区振兴发展的“X”项专项政策。

②“1258”政策体系指的是：“1”个老区脱贫攻坚总体指导意见，“2”个老区区域性政策意见，“5”个重点跨省老区振兴发展规划，“8”个涉老集中片区脱贫攻坚规划。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7）.

［2］中共中央宣传部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美］阿力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美］曼·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李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8］樊纲.“发展悖论”与发展经济学的“特征性问题”［J］.管理世界，2020，（4）.

［9］***.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