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公共精神的培育

黄庆丽

摘要：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蕴涵着培育学生公共精神的丰富因素，其内容包括：从小我到大我的人格升华、民本与人本的人文精神、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传统文化教育中培养公共精神有三种实施路径：文化浸润、生活濡化和精神升华。当前，应加强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和西方文化及现代文化展开对话，积极主动践行公共精神。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公共精神;教育内容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22）07A-0003-06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活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承载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价值追求，蕴涵着公共精神教育的丰富文化资源。公共精神以服务公共利益为目的，以人文关怀和责任伦理为原则，是社会运行中支配性权力和个体综合素质的体现，更是高度组织化的团体及机构有效配置和使用公共资源的伦理表达。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精神指西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民主、法治、公正和自由等理性及契约精神，扩展至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共识，以会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伦理资源。

一、优秀传统文化蕴涵公共精神的教育内容

优秀传统文化千百年来一直滋养着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文化品性和价值信念，影响世界文明的演化进程与未来发展方向，浸润民众的日常生活和人格心性。“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有丰富的内容，其中最主要的是两个基本思想观点： 一是人际和谐， 二是天人协调。这类优秀传统文化在今天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弘扬。”[1]天人和谐可被引向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和善用自然的生态伦理，人际和谐是现代人幸福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社会性因素，因而优秀传统文化在得到学者的专业阐释后，更要以教育为主要传播阵地加以传扬和继承。立足现代公共生活的实际需要，析取其中最具有现代价值，最具亲和力及生命力的核心内容，以自我和自我、自我和他人、自我和国家的三重关系为分析框架，让青少年在社会化早期即能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精髓。

（一）从小我到大我的人格升华

公共精神的实质是自我不断克服小我的限制，从“我是谁”的自我身份认同扩展至在共同体中“我们是谁”的身份认同，在此转变过程中，传统文化、社会权威、生活常识和家庭这些看似静水流深的保守性力量，正是培育公共品质的坚实基础。这使年轻一代萌生出信任、同情、正义、积极行动、价值判断、心理安全和合作分享能力，并使得个体不断扩展自我人格的丰富内涵，以证实自身文化生命与社会生命的日渐强盛。传统文化中忠孝节烈等具体道德规则，由于强烈依附性的不平等身份而造成人格萎缩，日益受到强调个体自由、独立和责任的现代伦理的质疑乃至否定。不过传统文化对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和社群的重视，正是当前德性伦理学复兴的方法论根据，其凸显个体自我内在的德性超越，以及持续追求德性自觉和心性修为，仍能为当前德育实效性的亟待提高，以及个体人格的不断完善及进步，提供实践论意义上的指导。

（二）民本与人本的人文精神

当传统文化中历史人物的英雄事迹，文化人物的求真精神和艺术人物的审美情趣承载的美好品性和卓越德性，潜移默化地激励学生发展出健全的自我人格，这是他们建立自身公共理性与公共美德的起点。刚健有为的进取品格，美美与共的博大胸怀，成己达人的高尚情怀，有助于培育学生独立自主的主体人格和兼济他人的利他精神。植根于传统文化血脉中的民本和人本充溢着人文情怀，以尊重对方的生存需要和情感需要为前提，既包含“富之庶之教之”这样积极参与物质生产、人口生产和教育生产的具体权益，还包括“近者悦、远者来”这样满足心理安全的需要。重视人民的地位，掌握其心理动向，顺应物质与精神需求，才能上下同心同德把社会建设好。应把这种尊民厚生的人文精神创造性地转化到现代教育中，教会学生平等地宽厚待人，尊重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尊严和现实生活需要，引导他们全面地考虑他人的权利、利益及情感需要，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建设与稳步发展。

（三）天下为公的家国情怀

优秀传统文化构建的国家形象和天下形象是情感共同体及教化共同体，每个人把忧乐寄托其中，也把心灵归属置于其中。自我、家、国、天下是中國人公共精神逐级发展不断拓展而至的圈层结构。这四者维续着德性修养、家庭伦理、国家认同和天下意识等公共精神，和传统社会组织运行的差序格局具有同构性，也是国家政治经历稳定状态的内在动因。当依托主体人格的自我和他人观念充分发展起来后，人的公共意识必然会触及国家的范畴，国家是自我和他人共同组成的，爱人利人的道德诉求需要相对固定的地理疆域和文化共同体加以框定，而国家正是寄托情感归属和个体人生价值追求的理想空间。这是中国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的根据，更是现代学校教育在面对建设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和文化强国的伟大使命时，应当自觉承担起的培养任务。

吸收优秀传统文化中公共精神的教育内容，既要立足本土教育的独特文化气质，又要放眼世界政治文明的主要潮流，深入发掘其中能为培养兼具国家认同和全球治理视野的国际化人才所用的成分。在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宝库中，天人合一的形上关怀、仁民爱物的仁爱思想、以民为本的人文风范，启迪现代中国人珍视自然、爱护人民和关心公共福祉。勇于承担的家国情怀，和而不同的宽容文化，彰往察来的历史意识，追求天下大同的崇高理想，在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可助力教育发挥出更大的时代影响力。

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公共精神培养的制约因素

在长期的传统社会中，有着守望相助、体恤弱者的志愿精神，尊重有能力有威望的人、合理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保障的公益精神，热爱自然并顺应自然的引导以不断完善德性修养的自我教育精神，投身于群体及民族的利益且终身信服利国利民道德信念的伦理英雄主义精神。这些都是在现代生活中应该被提倡和弘扬的美德，可现实中仍然存在以下制约因素。

（一）缺少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学养的教师

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当大的挑战来自教师本身对传统文化在认知理解、情感认同和实践行动三个维度上尚未拥有过硬的素质。这需要教师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有敏锐的眼光和果敢的作为及时捕捉教育时机，和学生一起领略、感受和消化吸收。行胜于言，若是教师能够对其真精神身体力行，那么学生将深受感染和激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跟随教师的示范，真正亲近并主动接受传统文化，以之为滋润自身文化生命的养料，使之被激活为值得现代公共生活效仿的精神样本。“有一些习俗是我们不得不遵循的;如果我们非常严重地违背这些习俗，它们就会对我们的未来一代进行报复。”[2]教师应矢志不渝地重视、宣扬和教导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共精神，因为这是对未来一代的保护与教化，教师的责任更是任重而道远。

（二）缺乏与西方文化及现代文化的交往对话

优秀传统文化蕴涵的公共精神能否为生活所用，能否为当下的人们提供解决思路和方法策略，需要开阔的文化视野。然而当前的做法，局限于对经典文本的反复诵读，而非对其精神实质的消化吸收;并非结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加以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时势之需，复古意味高于开拓创新。因而应倡导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以兼容并包的胸怀促新生、促应用、促发展。“在真正的中国式人性中，可以说，有着从容、冷静、练达的特点，就像你评价一块经过优良锻造的金属。甚至于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身体上或道德上的不完整，即便无法挽回，也会被他身上的文雅品质所淡化。”[3]在全球化时代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要以拿来主义的实用理性，在理解世界文化的框架内，提升学生的精神内涵及文化竞争力，涵养其公共理性及美德，使新一代中国人既透露出礼仪之邦的优雅大气，也具备现代人的灵巧明智。要避免文化虚无主义及沙文主义的双重窠臼，坚信经由对外来文化的开放借鉴和内在复兴及改造变革的不断超越，能够实现民族文化的生命更新，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化自信，增强主动接受其公共精神的内在动力。

（三）缺失积极主动的践行精神

优秀传统文化的卓越之处在于凝聚和彰显先辈们的实践智慧，继承并发扬其公共精神，最为重要的是引导学生的行为方式，在生活中加以践行。可是当前学校的做法，较为缺乏生活视角，尚未打通其和师生间的实质联系。课程设计者和教师在理念上知道要转化为行为目标，可是在实施中却难以落实为通过生活、融入生活并为了生活。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表现出生命力、影响力，一定是从实物、书本、静态观念和他人经验，转向让学生对之入眼、入脑、入手、入心，最终表现出与其精神内涵相适应相一致的生活方式。在真实生活中体现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在公共空间中更好地与自我相处、与他人相处、与自然及世界相处，鼓舞更多的人跟随它而美好地生活、更好地做事。对于著名人物的榜样、经典的修身方法、有转折意义的历史事件、有代表性的阐释文本和有永恒价值的道德规则，教师可以课堂教学、兴趣小组、项目制学习、自主研修和社会实践等多样化形式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在日常生活和生命实践中，自主、自由、自觉地洞察其精髓并博采众长，最终实现文化育人的目标。

三、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公共精神的培育路径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全方位的，当前学校教育吸收其伦理资源，培养学生的公共道德和公共精神，是不断进行活化、转化、内化及可持续化的过程。把外在于学生的文化文本内化为认知理解及情感体验，继而由内在的消化吸收外化为日常行为，从入脑入心到外化于行，最终实现知行合一，做有丰富文化内涵并以优秀传统文化为荣的现代中国人。可从文化浸润、生活濡化和精神升华这三个维度，把其丰富的公共伦理思想，转换为学生精神健全发展的教育資源。

（一）文化浸润

学生公共精神的培养植根于公共理性，着眼于公共利益，付诸公共行动，在批判反思获得进一步发展，目的在于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善和正义，它的形成标志着他们走向心智成熟与高度自治，并有意识、有能力服务于他人及社会。优秀传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种形式，它们都与公共精神的培养、发育存在内在关联，可见的有形实物体现了人的创造力、审美力和工匠精神，政治制度设计体现了组织公共行动和实现公共利益的智慧和能力，两者表征的思维方法和情感方式更是人文价值的结晶。“正像个人一样，一个民族也应当忠实于它自己，即忠实于它自己的文化。”[4]学生认识、体验和践行时，他们会惊喜于历史中潜藏着如此丰富的精神宝库，这有益于造就学生刚健有为的人格品质，坚定其民族文化认同，拓展其人格境界和公共行动能力。

首先，让学生走近文化古迹、艺术作品和器物制作，品鉴先民创造实物的独特匠心、美好形象和精巧心思。与科学教育相结合，格物以致知，促进学生知物、惜物、造物、美物、善于用物和主动分享物质的公共品质。这有益于学生劳动意识、劳动伦理和劳动能力的发展，因为全部的物质文化都是辛勤劳动的产物，在制造器物的时候，凝结的是制作者的智慧、情感和技艺。生活物件的精巧创意，艺术作品的雅致意韵，是开展劳动教育、美育和德育的良好素材，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意能力和创造精神有实践意义。其次，传统制度文化中的典章文明，有益于现代政治治理与公民生活的开展。我国最早建立起强而统一的国家政权，围绕兴修水利、征兵保疆、赋税和选拔人才而建立起一系列的开创性制度和施政方略，这对当今学生学习参与社会管理有参照价值。最后，传统精神文化对顺从古典人文精神的指引，识别、体验、接受及内化其优良的思维方式及情感方式，为现代人的公共生活增加了新的视角和方法借鉴。

（二）生活濡化

生活濡化指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被掌握及传承的人文化过程，通过正式教育有意教导的言传和非正式教育潜移默化的身教，形成观念体系中的清晰认知，内化为深厚的情感认同，固化为外显的言行举止，成为自我确认的身份标识。一是传播其公共精神的观念体系，让青少年在认知上有所接受，为其融于他们的价值体系奠立基础。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公共精神，表现的是人与自我及他人、与天地、与知识和谐共处、共生共荣的美好画卷，可由于时空的距离，加以经历明清之际、五四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几次激进的批驳而变得疏离甚至陌生化，在一定程度上原义被误解、价值被低估、传习的通道被堵塞。幸而当前复兴传统文化，在学科教学中融合相关因素，从陌生化走向熟知，从熟知走向亲近，从亲近走向日用而不知，融化为未来一代文化血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是为适应现代公共生活所需，细致甄别、批判接受和选择合宜的内容。一忌迷信教条化，二忌封闭凝滞化，三忌灌输式接受。尊重传统文化发挥作用的边际效应，既不神化也不盲目排斥，注重与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不强行灌输以求人为一致。例如孝道的强调应转向现代生命教育，父母给予孩子身体和生命，从年幼弱小抚养至独立成人，在父母年老时反哺物质、情感和精神的回报，是子女应尽的义务。在开展现代孝德教育时，可对愚孝文化展开剖析，发展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有助于确立正当的亲子相处之道，兼顾现代家庭伦理对独立、平等和自由的尊重。

（三）精神升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瑰宝，是培养青少年公共意识、行为规则和公民行动能力的精神源泉之一，其智慧之处可作为指引现代生活的价值旨要。可它是流变创生而不是静止停滞的，是多层立体结构而非单维平面的，是与人共生共存而不是腐朽衰败的。每代人经过创新性发展而使其更能适应时势之需，由精神升华而使之日益精进。“唯其有了这种延续中的上升，从地球各个角落中生长出来的智慧种子，才有可能同时去向某一个中心聚集，并最终在我们的哪一代后人的头脑中，被决定性地熔铸为真正足以普遍接受的‘普适精神。”[5]它内在的精神魅力吸引新生一代形成文化创新的魄力及能力，与其他文化体系进行交流，从而发扬光大为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一是合理继承，吸收其精髓。十九世纪的美国人明恩溥在深入考察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和精神图像后总结：“每逢中国危乱年代，忠诚果敢之士总是挺身而出，义无反顾。这样的人应该受到最高的赞美。他们不仅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而且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中国人在具有公共意识的领袖带领下，完全可能激发出最英勇的行为。”[6]这和鲁迅言称的民族的脊梁是一致的，此为民族文化之精魂，让我们居安思危、临危不惧、和平崛起，青少年一代才能志存高远、发奋学习、励精图治。二是锐意创新，赋予其时代内涵。传统代表的历史文化和青少年的生活存在亲和性，影响并制约他们高级社会心理机能的发展。因而在固守根本时适度创新，为其增加新的时代内涵，结合公共生活的新样态及新需要，更能走进新一代的心灵与生活中。比如在校园文化、服饰文化、旅游文化和动漫游戏的设计中，加入正面历史题材的元素，以古为镜，积极引导儿童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师生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携带者、接受者和发扬者，学校教育的责任是选择和确立适合现代生活的部分作为课程内容，培养具有内在认同的教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路人，让其价值观念融合进教育共同体的生活世界，涵养学生的公共精神。

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华夏文化，1994（Z1）：4.

[2] 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4-5.

[3] 辜鴻铭.中国人的精神[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2.

[4] 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95.

[5] 刘东.自由与传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0-11.

[6]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77.

责任编辑：赵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