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对生态移民收入恢复的影响研究

李责生　邰秀军

[提 要]社会治理能力对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产业基础薄弱的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而且对我国生态移民工程的可持续发展有较为重要的意义。本文从社会治理能力中的社区治理视角出发，结合内蒙古地区生态移民迁后收入恢复状况，采用社区分层模型研究社区治理因素与促进移民户收入增加之间的关系。利用课题组在内蒙古自治区西部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9个移民村搜集的404户生态移民户数据，使用多层线性模型研究方法，研究发现：加强生态移民社区的社区治理不仅对搬迁社区和谐稳定有积极作用，能提高社区居民生活满意度，而且对生态移民户的收入恢复和增加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据此提出在移民搬迁的过程中加强政府社区治理力度，为搬迁移民提供更好的入住环境可以帮助移民收入加快增长。

[关键词]社区治理;生态移民;收入恢复;多层线性模型

[作者简介]李责生（1994—），男，汉族，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生态移民;邰秀军（1972—），男，汉族，山西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农户生计与农村发展。（山西临汾 04100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民族视角的黄土高原生态移民户生计重建研究”（15BMZ094）;山西师范大学研究生科技创新项目“内蒙古生态移民社会治理对移民收入的影响研究”（01053006）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1][2][3]。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为了加强社会治理并且兼顾经济发展要求，提出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逐步推进新农村新牧区建设。其中，计划利用3年时间实施农村牧区“十个全覆盖”工程，提升基层社区治理能力从而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水平。随着近年来的项目实施，农牧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已基本实现村村通电、村村通广播电视，柏油路修到家门口，这项工程促使自治区许多村庄和社区一改过去残墙破房、脏乱泥泞的景象。受工程实施的影响，许多自治区村庄特别是生态移民村庄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日益改善，居民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社区治理体制更加完善，社区治理能力显著提升，社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得到有效保障[4]。但在生态移民社区的基层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居民参与度低、公共意识淡薄等问题还需要社区基层组织与生态移民户共同解决[5][6][7]。

多数学术研究从政府补助、职业选择、子女教育等方面分析影响移民迁后生活水平的因素，认为生态移民受生活方式转变、耕地减少等原因的影响，他们的迁后生活水平恢复较慢[8][9][10]，却少有学者从基层社区组织的治理水平这一因素来研究它对移民收入恢复的影响。然而，移民村的社区治理与社区可持续发展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也是难点问题。生态移民户被重新安置到一个使他们的生产技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地方，原有的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网被削弱，家族群体被分散，文化特征、传统势力、互惠网络被减弱[11][12][13]。移民搬迁至移民新村需要重新建构社会关系网，恢复生产生活水平，移民新村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单元，如何通过有效的社区治理实现移民经济快速发展、移民之间和谐安定、移民新村美好发展、移民户融入迁入地，是移民村面临的关键问题。

移民搬迁到移民新村首先考虑的是生计问题，考虑如何获得收入以保障基本的生活需求[14][15]。面对移民户迫切的经济发展需求，移民村的社区治理显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本文試图通过调研内蒙古生态移民户的收入状况，移民村的社区基础设施等治理现状，分析社区治理因素能否促进移民收入增加。

一、数据调查与现状描述

（一）调查地和调查过程

本文选取了内蒙古自治区的鄂尔多斯市与巴彦淖尔市作为调查地，两市均分布有大量的生态移民。鄂尔多斯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近年来在自治区政府的领导下，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健全，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实现了由“单向管理”到“多元治理”、由“条块分割”到“共建共治”、由“被动响应”到“主动预见”的转变，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牢固了和谐稳定基础，提高了管理服务效率。巴彦淖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近年来不断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全面推进“三化四全五确保”“三联六调”等社会治理工作法，加大防控体系建设力度，推进社会治理网格化、精细化管理，把基层社会治理作为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来抓，着眼共建共治共享，构筑出政治（党建）、自治、法治、智治、德治“五治”体系，探索出一条符合本地实际的社会治理新路径。

本文数据来源于山西师范大学“基于民族视角的黄土高原生态移民户生计重建研究”课题组对样本村的入户调查，调查人员由课题组的参与教师及硕士研究生完成，调查对象为熟悉家庭情况的户主或其配偶，调查采用了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面对面询问的方式。

2017年6月至12月，研究人员通过搜集相关文献数据，分析内蒙古自治区的生态移民情况。并带着初步设计的问卷和访谈提纲对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移民社区和移民村进行试调查后，最终确定了具体的9个移民村和社区作为考察地并对调查问卷中的部分问题进行了修正。样本分布如表1所示。

2018年2月20日至3月5日，调查人员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巴彦淖尔市九个样本村进行了实地调研，在与村委会沟通协商后进行了按家庭经济水平、家庭成员的最高学历等为依据的抽样，并对遇到的村干部、困难户等典型家庭进行了不低于1小时的深入访谈。最终，共发放移民户调查问卷450份，其中有效问卷404份，深入访谈45份;移民社区与村庄调查问卷10份，有效问卷9份。

（二）社区治理现状描述

在生态移民样本村的社区治理能力调研中加入社区治理问题，如交通条件、基础设施、环境卫生、生活环境、物业管理、教育环境与社区办事效率等问题，在社区党建部分加入党支建设、党课开展问题来对移民社区的治理现状进行描述，现状情况如表2所示。

在生态移民社区中，基层社区组织为移民提供多种多样的社区公共服务，不断提升自身治理能力，积极响应“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社区居民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社区居民对移民社区的教育环境、社区办事效率、物业管理和生活环境等社区治理能力相对较为满意，对基础设施、交通条件和环境卫生等社区治理能力感觉较为一般，但总体上来说，移民户感受到对搬迁之后的社区生活较为满意，相比之前在农牧区的基层治理，现在的移民社区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显著提升。

二、研究内容和变量测量

（一）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将生态移民户收入按社区分布作分位图进行描述，特别是移民户的收入是否与移民社区的分布相关，然后分析鄂尔多斯市社区与巴彦淖尔市社区之间是否有显著差异，以显示移民户收入在社区之间的差异。

第二部分估计移民社区对生态移民户收入的影响，由于本次问卷调查的数据结构是多层次的（个体居民嵌套于社区），我们使用多层次模型（Multilevel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设定，第一层是个体居民，第二层是社区。考虑到这400个被调查者是被随机选择的，他们来自不同的社区，因此我们使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统计估计，模型的公式为：

公式（1）中yij是因变量，是指第j个社区第i个居民的收入情况;β0是常数项;βk是第k个个体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Xkij是代表j社区i个体（居民）的第k个个体层次的变量;ζj是每个社区的随机截距;εij是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第三部分估计移民社区中的社区治理因素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由于随机效应模型无法估计具体的社区治理因素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因此我们使用随机系数分析模型进行估计，模型的公式为：

公式（2）中yij是因变量，是指第j个社区第i个居民的收入情况;β0是常数项;μkj是第j个社区的第k个随机系数;βk是第k个个体层面变量的回归系数;Xij是代表j社区i个体（居民）的个体层次的变量;eij是个体层次的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测量

研究中，将生态移民户的收入选取为被解释变量。在个体层次的解释变量中，选取受访者性别、年龄、文化程度以及家庭劳动力作为受访移民户个人特征;选取是否想念移民前生活、村委会帮助解决问题情况、村委会征求意见情况、受访者扩大自己交际圈情况、与村干部接触情况等作为生态移民户对社區治理的感知特征，共计9个变量。在社区层次的解释变量中，选取社区配套设施、配套服务、群众活动情况、民族文化建设情况、社区治安情况等5个变量。主要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3。

1.因变量

设置生态移民户的迁后收入作为因变量。

2.自变量

在农户方面设置户主性别、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这四个基本变量以及是否想念移民前生活、村委会帮助解决问题、村委会征求意见、扩大自己交际圈、与村干部接触等变量来作为自变量。在社区方面设置配套设施、配套服务、群众活动、民族文化、社区治安等变量来作为社区自变量。

三、分析结果

（一）不同社区治理情况下的移民收入差异

首先通过分位图来考察生态移民户收入在不同移民社区中的差异，图1表明，不同移民社区之间的移民户收入存在明显差异。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生态移民社区与巴彦淖尔市的生态移民社区存在明显的收入差距，鄂尔多斯市的四个社区家庭年收入明显高于巴彦淖尔市的五个社区，表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整体经济水平高于巴彦淖尔市;其次各个社区之间移民户收入也存在明显差异，这一数据结果为我们解释社区治理因素影响生态移民户收入提供了支持。

（二）社区治理对移民收入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

其次为了得到社区治理因素对移民收入的影响大小，我们设定了社区对移民收入影响的随机效应模型，首先设置一个零模型只加入结果变量和社区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移民户个人变量来考察社区对移民收入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对移民户的影响至关重要[16][17]，从表中的零模型来看，社区变量的常数项为正数且显著，并且组内相关系数值为0.112，即社区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比为11.2%。这就表明总差异之中的11.2%的差异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引起的，88.8%的差异是移民户自身之间的差异引起的。这个结果证实社区治理这一因素对移民户的收入确实存在影响。模型1中表明总差异之中的12.4%的差异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引起的，87.6%的差异是移民户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模型2表明差异之中的15.9%的差异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引起的，84.1%的差异是移民户之间的差异引起的。

总之，表4的统计结果表明，零模型与模型1、模型2的组内相关系数值不同，模型2在加入移民户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变量后，社区变量对移民户的收入影响值明显大于零模型，根据Cohen（1998）提出的原则，即当组内相关系数值大于0.059时，应当使用多层次模型。模型2的组内相关系数值为0.159，属于高关联强度。这一结果表明社区治理与生态移民户的收入有很大关联，我们可以得到社区治理因素在移民户收入的占比中有很大影响，这也为我们继续研究这种影响的好坏提供了支持。

（三）社区治理对移民收入影响的随机系数模型

最后为了得到具体哪些社区治理因素对移民收入有影响，且这些社区治理因素是如何影响生态移民户的收入，我们设定了社区治理对移民收入影响的随机系数模型，首先设置零模型只加入结果变量和社区变量，然后在此基础上加入移民户个体变量，从模型1至模型5分别加入社区变量中的一个变量，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社区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群众的生活质量，让群众感受到基层社区治理的效果，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环节[18-19]。表5的零模型显示，表明移民户收入总差异之中的11.2%的差异是由社区之间的差异引起的，88.8%的差异是移民户之间的差异引起的。模型1表明配套设施这一社区治理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比为14.6%。模型2的结果表明配套服务这一社区治理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较小，可忽略社区治理变量中这一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模型3结果表明群众活动这一社区治理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较小，可忽略社区治理变量中这一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模型4的结果表明配套服务这一社区治理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为10.2%。模型5的结果表明群众活动这一社区治理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为8.2%。

表5的统计结果表明，社区治理变量中的配套服务、群众活动这两个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效应较小;社区治理变量中的配套设施、民族文化和社区治安这三个变量对移民户收入的影响效应较大，存在积极的正向效应，从模型的估计结果中，我们可以得出社区治理水平确实对移民户的收入有明显的正向作用，这一结论表明要积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不断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一方面既可以提供和谐稳定的地方社区环境，另一方面对居民的经济收入有显著提升作用。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社区治理对生态移民收入增加的分析，可获得以下结论：

（一）随着内蒙古自治区“十个全覆盖”扶贫工程的实施，生态移民村庄和社区的社会治理效果显著，基层组织社区治理水平普遍提升，移民生活满意度不断提高，社区治理工作的有效落实为内蒙古地区的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生态移民工程的后续工作仍然在路上。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加上基层社区的有效实施，给许多因搬迁而重组的社区和村庄提供了良好的社区治理大环境，移民户搬迁后，可以迅速有效地通过自身努力和社区提供的保障发展自身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新的生计模式，实现收入恢复和增长。

随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治理问题仍是影响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也是农村社会转型期中应时刻关注的问题，对于生态移民地区的社会发展更是如此。较好的社区治理不仅可以促进构建和谐社区，维护地方稳定与和諧，而且可以促进居民收入增长。因此为了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基层社区治理力度，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不断推进社区治理水平，紧抓落实，更好地实现居民收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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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