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新闻生产机制初探

戴利朝　陈帆

[提 要]融合新闻的生产，是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主要工作，也是观察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成效的一个重要窗口。以对江西省G市融媒体中心的田野观察为基础，研究发现融合新闻生产受到空前的重视。以《G十二时辰》作品为例，细致阐述了G市融媒体中心融合新闻生产的具体流程和微观机制，同时发现如果能够解决传播对象定位模糊、技术设备支持不足、记者队伍分工不明等问题，融合新闻将取得更大的传播效果，并将助益于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水平的提升。

[关键词]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新闻;生产机制;传播效果;《G十二时辰》

[作者简介]戴利朝（1974—），男，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陈 帆（1997—），女，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江西南昌 330000）

为了积极响应***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扎实抓好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工作的重要要求，全国各地开展了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对县级媒体融合的研究也开始成为学术界的兴趣。对文献的梳理后发现，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以电视台报纸为主体，去分析电视报纸的媒体融合理念、发展路径等，如虞海波的《县级广电重大主题报道的融媒体传播——以北仑广电全媒体中心为例》[1]。而中心行政上是独立于G市电视台和报社外的组织，这类研究对象具有典型性，在学者论文中研究较少。二是对媒体融合的研究采用其他学科视角，如华小波的《从组织变革理论看融媒体中心建设》[2]，而不是微观上重视基层新闻的生产过程来研究。三是从思辨的角度对整个宏大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提出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例如朱春阳教授和谢新洲教授有关县级媒体融合的研究论文。与这些研究不同，本文尝试聚焦于G市个案，结合田野调查资料分析县级融媒体中心融合新闻的生产机制。

一、G市融媒体中心概况

本文选择的田野调查地点是江西省东部地区的县级市G市。2019年夏天，笔者进入G市融媒体中心、G市广播电视台，开展了长达46天的田野调查，采用半结构、半开放式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对中心新闻室开展研究。通过对8名中心成员、3名G市广播电视台成员、1名中心办公楼的拆迁办主任进行深度访谈，收集了本文研究的基本资料。

G市融媒体中心于2016年10月组建，历经三年之久才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基本实现了传播内容、传播平台、传播人员的三方融合[3]。作为江西省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榜样，中心吸引了各地市、县级领导及同行的调研考察。中心和G市新闻中心（原G市报社）、G市广播电视台三足鼎立，新型传媒网络覆盖G市。目前，中心运管平台有“G发布”微信公众号平台、“G报”微信公众号平台、江西手机报G客户端、掌中G客户端、G新闻网、G手机报彩信、G发布官方微博、G发布今日头条号、G发布抖音号等9个新媒体平台，每周发布原创稿件30多篇，中心粉丝量突破50万。2017年、2018年中心综合传播指数均位列所在的县级（市、区）区前两位。截至2019年4月底，中心又被纳入中宣部重点支持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名单。

受到G市重点关注的是“G发布”和“G报”两个微信公众平台。其中，“G报”微信平台粉丝量达16.9万，“G发布”微信平台粉丝量达2.7万。“G报”微信平台每天推送一次，以本地时政新闻、百姓民生、社会正能量、扶贫攻坚、扫黑除恶、双创、移风易俗等内容为主，此公众号每月文章的推送对G市政务公开、服务社会公众、正面引导與论发挥着重要作用，是G市党政媒体与G市群众互动交流的重要平台。

在组织人员结构上，中心实际在职员工共11人，编制人员仅4人。中心管理队伍为70后，核心记者队伍大多为80后。并且，除总编、主编、办公室主任和1名编辑部的员工不用外出采访外，其余7名员工身兼记者和编辑工作，他们不是新闻专业科班出身，但都有采访编辑写作的从业经历。

二、融合新闻《G十二时辰》的生产

《G十二时辰》首发于G市融媒体中心的微信平台“G报”，后者是以活泼生动的语言来报道G市鲜活的生活生产事迹，是帮助G市百姓解决民生难题的窗口。“G报”的定位是成为贴近基层、贴近群众的党政新媒体平台。从传播平台上看，固定粉丝量约有17万，远超过G市广播电视台开设的“Gtv新闻”微信公众号平台（约2500粉丝量）和新闻中心（原报社）开设的“G新闻中心”微信公众号平台（约7300粉丝量）的粉丝量。

融合新闻是媒介融合研究的一个重点。目前学者们主要从三个角度来研究融合，即技术融合、经济融合和新闻融合。新闻视角的融合观（也可称为“工作室融合”）侧重从媒介的生产角度来研究融合给新闻工作室带来的在日常实践、新闻价值观、新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微观上，媒体融合正促进记者的角色由“一匹孤独的狼”向一位多媒体团队成员转变[4]。融合新闻主要是融合文字、图片、音频、视频、超链接乃至GPS位置信息等多媒体产品形式的新闻形态，它的前提和基础是媒介融合。在《G十二时辰》新闻的生产中，主编B要求其内容设计包含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对习惯新闻内容形式为“图片+文字”的中心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一）《G十二时辰》新闻生产的始由

还得从2019年夏天火爆的《长安十二时辰》说起。这部电视剧热播后，全国各地媒体通过微博平台推送所在地的十二时辰特色。一时间，在微博客户端上“十二时辰体”成为热门。微信平台随即“蹭上热点”，由各微信平台发出的10W+《XX十二时辰》文章不断涌现。这类文章是将各地风采呈现在巨大的微信用户群体眼前，再通过微信用户的点赞转发留言，让用户感受地方魅力的同时，使其微信平台达到扩大影响力的目标。具体来看，中心主编B发现邻县《XX十二时辰》的微信新闻成为10W+文章，因而设想如果本地推出“十二时辰”的文章，將有利于宣传本市文化，还能扩大县级融媒体的传播力，于是有了本地的《G十二时辰》的生产。

（二）《G十二时辰》新闻生产的过程

1.选题的确定

在7月22日周一例会上，向中心成员下达做《G十二时辰》新闻的任务。主编B交由中心记者部主任C安排具体工作任务，并指示任务完成需要两个记者合作。会议中，B用手机打开直辖地级市做的10W+“十二时辰”的微信推文，说明要借鉴他们的行文框架和写作方式，并提出此次新闻内容形式不能是“G报”以“文字+图片”的新闻生产惯用做法，而要用“视频+（动态、静态）图片+文字”的内容形式;在推送时间上，主编B下达周四见稿的指令。

在7月22日的例会中，中心各员工提出“十二时辰”新闻的生产意见，记者J提出此篇新闻素材收集需要使用无人机，而中心没有该设备。同时，他也对素材拍摄时间表示担心，因为从指令下达到见稿只有四天，预计收集素材环节时间要两天。但从技术上考虑，拍摄需要各方面的协调，较为耗时。比如拍快闪图片需要调度很多人摆拍，其间就要花费不少时间;亲自去现场取景，路途上也要花费时间。例会结束后，主编B把拍摄素材的任务交给了发言最多的J，并要求其他员工在完成自己的新闻任务后，尽力配合J的拍摄工作。而后期对新闻文本的制作加工、编辑校对任务的指派，会议没有确定下来。

2.新闻素材的收集

会后，J立即联系有无人机设备的公司、组织并负责策划《G十二时辰》的脚本拍摄工作。脚本策划中，J与中心其他记者在工作室进行商讨，确认有哪些场景可用。商讨完毕后，J开始进行素材收集环节。周四上午，J称一些画面无法拍摄，时间紧迫，无法在指定时间发文，就不再拍摄，直接向中心其他成员借以往的图片素材。记者F听闻此需求，提供一系列静态图片交给J，J单独将3G压缩包大小的素材画面（包括即时拍摄的原创素材和非原创素材）进行挑选、处理，在周四完成了《G十二时辰》新闻生产的收集素材环节。

记者J：首先，十二时辰的稿子，它的阅读量在5000以上，算比较优秀的稿子了，前后期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做这个，我根据时间段來找一个又一个体现工作辛劳、敬业的故事，找能体现G市人文、饮食、风景的角度进行拍摄。比如清晨3、4点、晚上12点起来去拍，还有大中午太阳下，也出来拍人干活了。视频和动图是我自己做的，图片选了部分F的，而视频四分多钟是我两年前拍的，就几秒是电视台的。（7月30日访谈材料）

在《G十二时辰》的策划拍摄脚本和收集素材环节，原本是让记者部主任C来指派任务，但主编Z会上直接给J分配任务，而记者部主任C在这个过程中并未发言。

记者J：主任B也没说要求具体怎么做，就说看Q和Y的“十二时辰”怎么做，我看了Q和Y的十二时辰，也结合了G市的情况，就说了我的策划。经过她同意后，就可以用了。（8月9日访谈材料）

由于记者J的写稿能力较为薄弱，为了争取发稿时间，他向主编B表明自己交不出稿，于是主编将编辑任务交给了记者G，让其进行新闻编辑环节。

3.新闻内容的编辑

25日，G历时5小时左右初步完成编辑工作。原本在26日上午校对，就完成了新闻的编辑环节，可以对文章的呈现形式进行下一步的排版工作。但26日上午，G请假两小时，主编B就把排版任务交给记者K。等G回中心后，按照他自己写的新闻自己排版的习惯，又再一次对文章布局进行排版。两个记者对文章进行排版增加了工作时长，延迟了审稿和发布时间。并且，在新闻推送出去后，记者K发现一张标有时辰的图片没有插入。

新闻的排版完成后，在主编B的主要审稿，总编A的最终审稿后，《G十二时辰》新闻按原计划推迟了一天，在7月26日发出。对此，主编B解释道：这是由于她对《G十二时辰》新闻生产环节中拍摄构图、照片处理、照片排放、编辑写作等要求精益求精。而新闻的传播效果，Z表示文字语言很优美，受到了领导们的表扬。

（三）《G十二时辰》的内容生产

从上述流程来看，最核心的环节是《G十二时辰》内容的生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具体的阐述。根据对《G十二时辰》所选图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此条新闻生产的静态图片有26张，分别为G市自然风光6张、工作者勤劳工作6张、民风民俗活动5张、城市建筑4张、人物旅游3张、饮食习惯2张。

记者F：我自己有保存自己拍的认为是好照片的习惯，方便自己或者中心其他人在制作新闻时提供照片。（8月9日访谈材料）

进一步观察《G十二时辰》新闻所用的图片素材发现，此新闻静态图片大多为记者F提供。在记者队伍里，只有F有大量存图的习惯。她提供给J的图片来源分别是她在G市游玩的游客照、之前采访G市大小新闻的存照、朋友拍摄的G市风景图等。

记者K：……J大概在几点钟去拍图片，要拍哪些图片啊。但是这些个图片都是网上找的，或者就是以前的，不是现在的，像这个（K向我指一张图片），可能就是他找网上的，这里还有水印，都没去掉。这个也可能是，因为他来不及到工地上看，只能拿以前拍的，这个（K向我指向另一张图片）好像也是以前的，因为你不可能一下组织这么多人跳广场舞。（7月30日访谈材料）

中心对《G十二时辰》新闻的内容形式要求多样。但从J的收集素材过程可见，两天内单独完成“策划拍摄脚本+图像收集与处理”任务对中心记者要求稍显艰巨。

再者，《G十二时辰》新闻中有9张动态图片，分别可以归类为：G市城市风貌7张、自然风光1张、饮食习惯1张，均是J实地拍摄得来。在他策划的拍摄脚本中，有“城市苏醒”、“车流”、“丰收”、“高温工作”、“日出日落”、“夜景”等6个主要关键词。此外，《G十二时辰》新闻开头的视频是G市广播电视台两年前的宣传片。

记者F：视频的话，是电视台拍的，因为作为电视台宣传G市的宣传片，宣传部那里应该是留有资料的，所以应该是J找宣传部要的。（8月9日访谈材料）

《G十二时辰》新闻中，26张静态图片有22张以前的素材，插入的视频是两年前G市的宣传片，而拍摄两天的有效工作量是9张动态图片。

7月25日，记者J还没有着手写作《G十二时辰》，于是主编询问今天谁有空帮忙编辑，记者部主任C没有做出反应，记者G主动请缨，单独完成了编辑写作环节。

记者G：写作编辑从上午写到下午3点吧。时间很紧，很多东西没写到！因为这次是帮着成稿，如果是自己去采访，写稿可能速度会更快。这次的新闻，我写作习惯是按照图片写的文字，素材来源有以前摘抄的句子，有政府工作报告，其余就自己想，而且喜欢自己写的稿子自己编辑。（7月30日访谈资料）

26日，G请假，微信平台的《G十二时辰》排版工作由记者K来进行，当排版完后，由于主编对图片的调整不满意，K就没有按照G要求的图片样式进行排版。但是G回来后加上了他说明的图片样式。

记者K：反正是他写好了稿子，J拍好了图片，然后他们结合，之后就到我这里来编辑差不多了，就给主编B看，主编B突然说要调整，调整这个图片。那么我觉得，因为是我编辑的，我就编辑了。G说他有新的图片样式，然后他又编了一下。但是我一开始说这个太小了，到了手机上有点不好看。但是他说编成这个样子，那就编呗。发完后，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指示时间的图片没插入进去……因为G后来自己编好了，我就没动。（7月30日访谈资料）

在“G报”微信平台内容生产的日常化操作中，他们习惯将编辑内容和微信平台的排版工作分开。其生产流程基本遵循1名记者采写编，另一名记者负责排版。其中负责采写编的记者对稿件内容第一层把关，并对排版记者提出文字或图片摆放的排版要求;负责排版的记者第二次把关，其对新闻内容修改较小，主要是对文字、图片进行勘误，或使用更多的样式生动呈现到微信用户的手机界面上，其目的是增加读者阅读新闻的舒适体验。

《G十二时辰》的内容加工中，两个记者多次编辑排版减慢了新闻发布的时间，最后在交接过程中也出现新闻少图的失误，这能看出中心在任务分配和员工协作上的低效性。

在审稿发布环节，由中心主编B、总编A审稿后，再将新闻传到有宣传部领导的微信审稿群中，让宣传部领导审查后才能推送出去。在中心的审稿程序中，可以发现决定新闻稿件的发出，主要取決于主编B，宣传部领导有一票通过或者不通过的决定权。主编B是宣传部挑选进入中心领导工作的，她此前在G新闻中心从事记者编辑多年，目前任G市网信主任，丰富的从业经历培养了她对新闻标题的敏感。这份敏感在《G十二时辰》的标题把关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主编B在对《G十二时辰》标题的修改上一再雕琢，同时还分享给中心记者群，叫编辑能力更好的记者C、F提意见。

主编B：K，你做编辑要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多看看别人的公众号做这个是用什么标题……

记者K：主编B基本会把每个文章的标题都拿出来重点修改，在“十二时辰”这个新闻最后发布……我们做好后给主编B看，她突然临时说要调整这个图片。她喜欢改成比较吸引眼球、比较活泼的标题。

记者F：主编B做这个是为了领导好评，专注阅读量，她喜欢喜闻乐见、大家关注的话题，切合群众利益的新闻。

（以上均为7月30日访谈资料）

在中心，主编B不仅对新闻室的管理方式进行把控，对中心新闻生产操作流程的把关也影响巨大。久而久之，中心的新闻生产观不断向她的新闻观靠近。

三、融合新闻《G十二时辰》的传播效果及其缘由

正如***总书记指出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5]。县级融媒体作为接近基层群众的“最后一公里”，理应做好舆论引导和政务宣传的任务，注重基层群众的分众化，差异化，从“传者本位”的思想转变为“受众本位”。但从《G十二时辰》的传播效果来看，这种转变并非易事。

主编B：这篇稿子，无论是从图片到文字，都算得上是一个精品。很多领导私信跟我讲，说这个真好。虽然阅读量只是5000多，但是我们懂行的人知道，这篇稿子包括写稿，拍摄图片花了很多心思哈，因为老百姓，不一定看得懂一些东西，但是有文化的人真的懂，有几个领导，本身可以说文化层次比较高的，他说这个文章，包括文字图片真得是好。（7月29日访谈资料）

也就是说，在中心领导看来，虽然《G十二时辰》新闻的阅读量只有5000多，但因为得到了宣传部领导对该新闻的肯定，这也是传播效果。而在中心的成员看来，这篇新闻没有得到受众的认可，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记者K：我们做的好，领导不会表扬的。但是如果有问题，我们平台16万+的关注，领导看到了，他肯定是会过来关心的。至于群众，因为这个文章还不够贴近他们的生活，所以阅读量，转发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他也不会说呀。反正主编B也说挺好的，花了很多时间，还有不错的内容。（7月30日访谈资料）

显然，中心记者成员则认为，此篇新闻点击量不佳是因为老百姓喜欢什么难以把握，不是说有内涵或者做得好的新闻就有大量的点击量。此外，中心成员对领导的表扬并无多少感受，对他们而言，完成新闻任务就可以。作为新闻内容生产的主要环节，J借鉴了Q市、Y市的做法进行图像生产环节，但没有深挖G市特性，创意不足，其使用以往的图片视频也无新意。在新媒体时代，对新闻信息表现力要求新鲜的受众而言，这样的《G十二时辰》不足以提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总编A：好多人不爱看的，比较长了嘛……你说这个受众，像我们都不愿意看长文章……特别是微信上的，你就是看看标题，要是有我认识的我才会看……大家都不愿意看的，写那么多文字堆砌起来……要不是我审稿，我都不爱看……内容也不丰富，没有什么吸引力嘛。（8月2日访谈资料）

在内容的设计方面，总编A认为《G十二时辰》文字太多，不能迎合当代受众“快餐式”的阅读体验，表现形式也不够有吸引力。在视频的选择上，A认为这样的视频没有人，而且就算中心自己拍，除了没设备，能力上也拍不出来。

此外，技术支撑不足、记者在新媒体时代业务能力的不足、记者队伍的分工模糊以及微观角度下的《G十二时辰》传播策略单调也是导致微信平台生产《G十二时辰》传播效果不佳的原因。县级融媒体中心的一个典型问题是设备投入的不足。中心的拍摄设备仅有两台入门级单反。在《G十二时辰》的新闻生产中，借价格合理的无人机设备就花掉一天，没有无人机拍摄也是影响新闻生产效率的原因，这说明中心缺乏设备是既有事实。

也正由于设备不足，加上时间紧，《G十二时辰》图片和视频的选择过于普通，没有创新性，不能凸显G市的经济发展，宣传G市的文化特点。在现今的新媒体时代，这也能反映出中心成员缺少能抓住用户注意力的新闻敏感度。

中心新闻生产调派记者具有随机性。对于新闻传播的策划，既要明确负责人，又要确定责任人，负责人做好决策谋划、带好队伍、提供服务的事情，责任人抓好项目实施工作，既明确分工，又协同推进。同时，要建立奖惩，评优评先，监督问责等机制，才能让人才价值和工作效率最大化[6]。从《G十二时辰》的生产来看，中心的人员分工虽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是同时存在着分工不明确的問题，如同记者G所说：“大家都有采访，谁有空谁就帮忙编辑下。都是我们自己分的，不想做就别人去呗。”（7月30日访谈资料）从长远来看，专业化分工是提升中心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效率的重要条件，但是现实中的人力不足也是县级融媒体中心面临的客观难题。

四、结语

新媒体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肩负着服务党委政府和基层受众的双重使命。在新闻传播中应该打通传播渠道，提供优质的内容。以《G十二时辰》新闻的传播为例，它在粉丝量巨大的微信平台“G报”上推送，在微信千人粉丝群、江西手机报G客户端、掌中G客户端、G新闻网、G手机报彩信等5个新媒体平台复制粘贴推送，但除了微信粉丝群有较为活跃的互动粉丝群体，其他传播渠道没有活跃的粉丝群体，基本传而不通，毫无效果。

进一步来看，G市融媒体建设是G市市委、市政府建设的重要项目，也是在江西少有的几个优质融媒体中心试点之一。在实践上，中心的全省官方移动媒体传播指数（MMCI）位于前列，微信内容生产机制具有一定典型性，是各地融媒体中心学习和调研的对象，但实际传播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或许在于，G市融媒体中心的组织架构表现为简单的新闻工作室，运行机制是在新闻室上进行简单的相加或调整。G市广播电视台、G市新闻中心没有与之产生平台联动，降低了信息共享的效率，难以形成传播合力，这使得实际的传播效果又大打折扣。这种融媒体建设的政策，没有赋予中心更多带有方向性或者战略性的统筹、整合的地位与功能[7]。简言之，在一个县里，融媒体中心、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三个传媒组织“并驾齐驱”，难免存在一定的组织和传播壁垒。至少，在G融媒体中心的新闻生产中，并没有也难以充分整合G市三大传媒组织的人力与物力，从而限制了县域的传播力。下一步，充分整合既有的传媒组织，提升县域传媒的传播合力，亦是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虞海波.县级广电重大主题报道的融媒体传播——以北仑广电全媒体中心为例[J].视听纵横，2019，（2）.

[2]华小波.从组织变革理论看融媒体中心建设[J].新闻战线，2019，（3）.

[3]徐盼.以“三融合”提升县级媒体新闻传播能力——以施光南音乐节策划报道为例[J].传媒评论，2019，（7）.

[4]Verweij，Peter，”Making convergence work in t he newsroon，”[J]Convergence：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15（1），2009.

[5]胡占凡.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开启新时代城市广播电视工作新征程[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18，（1）.

[6]柯思德，李滢.加快县级媒体融合——构建现代传播格局[J].实践纵横，2019，6（下）.

[7]尹连根，刘晓燕.“姿态性融合”中国报业转型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

[责任编辑：刘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