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留守儿童的高考之光

吴悠

高三那年，我第一次见到老陈。

瘦长的脸颊衬得眼睛更加清澈明亮，光秃秃的头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老陈走进教室之前，我曾无数次听说过与他相关的传奇：他当班主任的那年，带出了十年来我们学校高考成绩最好的文科班。只不过因为身体原因，老陈只当了那一年班主任，我高三时他只是我们的任课老师。

“大家好，我姓陈，今后一年就由我来担任大家的历史老师。”瘦弱的身躯在讲台前站定，捏着粉笔的手指仿佛仅有一层皮包裹着骨头，身上的气质让人不自觉便想起“仙风道骨”这四个字——五十多岁的老陈就这样出现在我的面前，从此参与到了我的人生当中。

“只要你向着光，总有一天能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老陈能带出成绩那么好的文科班是有原因的。我常常想，如果高三那年老陈也是我的班主任，我的高考之路是不是会不一样？

高三时，我们班的班主任很喜欢按照成绩排名表，一组一组地把我们叫出去开会。经常和我一起开会的几个同学都是走读生，只有我是住校生。一次会上，班主任细数了他们几个的家长平日里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然后对我来了一句：“你呢，你是留守儿童对吧？”

是的，我是留守儿童。

我从小便生活在农村，八岁那年，祖辈赖以生存的土地已经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于是父母选择去外地务工，从此我成了千千万万个留守儿童中的一员。十三岁那年，家人拼尽全力把我送进了临市的中学，我开启了住校生活。

小时候，我很在意爸媽不在身边这件事，长大后我明白了很多，也理解了爸妈，如果不是生活所迫，他们也想陪在我的身边。但我还是不能忍受班主任在这样的场景下说出这句话，让我和其他同学有了强烈的对比。我没有再听她讲，而是站起来说了句：“老师，以后这样的会就不用再叫我了。”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陷入了自我怀疑：留守儿童是不是很特殊？没有父母的细心呵护，留守儿童能考过城里有父母陪伴的孩子吗？

老陈很快注意到了我的异样。一天放学后，我和同学留在教室里继续学习。忽然一片阴影投在我的书桌上，我抬起头，看见了本不该这时候出现在教室里的老陈。他看向我，指了指教室外，然后便径直离开。

我站起身走出来，老陈果然在等我，他带我到了操场。我们在操场上，从夕阳西下走到夜幕四合，老陈一直没有说话，我也猜不透他的心思，只能跟着他兜圈。

不知过了多久，夜晚的微风已经吹走了我心中一直以来的焦躁，老陈才在操场的一角站定，背着手开口问道：“这段时间你状态不好？”

因为怕被父母知道，叫他们担心、自责，我一直都把那天开会时发生的事埋在心底，没有告诉任何人。但老陈开口的那一刻，压抑已久的委屈重新翻涌出来，我终于忍不住，将事情的原委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老陈没有插嘴，耐心地听我说完，然后指了指操场角落的一块大石头：“大家会忽视这块石头吗？”

我摇了摇头，它的体积这么大，无论何时都能被大家看到。老陈又示意我看向夜晚的灯光下升腾旋转的细小灰尘：“这些呢？虽然小，但只要有光，你不也一样能看到它们吗？”

我愣住了，一瞬间明白了老陈的意思：石头赢在了起跑线上，它不需要做什么就能被世人看见；而细小的灰尘，也不是没有被世人看见的机会。

老陈又迈开了脚步：“也许在原生家庭这方面，你的确没有优势。但是孩子，只要你向着光，总有一天能站在自己的舞台上。”

“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坚强的后盾。”老陈说这句话时，我们恰巧走到了一块灯光照不到的地方，触目所及皆是黑暗，但老陈的眼睛却散发着炯炯的亮光——是我的光。

“永远不要做水上的浮萍”

那年的我渴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也很明白“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道理。所以当老陈问有谁愿意担任历史课代表时，坐在第一排的我克服心中的胆怯，第一时间举起了手，又在空中用力挥舞了几下。

我清楚地记得，老陈看向我，原本凹陷的脸颊被笑容填平了，我还能看见他的两颗长长的门牙：“这位同学，希望未来一年我们可以好好合作。”

我的想法没有错，当上历史课代表后，我的确有了很多和老师接触的机会。每次考试后，我都会去办公室领答题卡，有了新的资料也是我去办公室搬回来。这样一来，我基本每天都会去一次办公室。

“来了？过来看看你的答题卡，这次考得还行，但还是有不应该丢分的地方。”每次我推开办公室的门，办公桌正对着门口的老陈总能第一时间发现我，然后把我叫到身边分析试卷。即使已经五十多岁，老陈的视力还是很好，没有被老花镜遮挡的眼睛清澈明亮，头顶散发着智慧的光芒，一如初见时那样。

我认真地听老陈讲题，听着听着，偶尔也会走神，想：老陈的头顶为什么总是光秃秃的？难道真的是“聪明绝顶”？

这样想着，我忍不住伸手摸了摸自己长长的马尾辫，怪不得我总是考不好。

老陈给了我那么多的关照，作为课代表的我也打定主意不能让他丢脸。每节历史课上，我都是最专注的那个，也是回答问题最积极的那个。但高三日复一日的坚持真的很累，我也免不了有懈怠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本该上历史晚读的我们，却都在三五成群地聊天。谁都没有注意到和我们相熟后总是带着笑容的老陈已经黑着脸站在了教室门口，谁也不知道他站在那里看了多久。

“就这么浮躁？都能考上好大学了？”老陈没有大吼，但语气里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了。教室里瞬间安静了，正和同桌小声嘀咕的我也缓缓抬起了头，正对上老陈的眼神。那双总是带着笑意的眼睛，第一次对我射出寒光。一瞬间，无数画面在我脑海里闪过，我觉得自己也许是这么多学生中最令老陈失望的那个。

“永远不要做水上的浮萍”——这是老陈身体力行告诉我的。越临近高考越要认真复习，不能因浮躁而乱了思绪。五十多岁的老陈，每天伏在办公桌上为每位同学注明失分的原因，有时下了晚自习，还能看见老陈的办公室亮着灯。我下定决心要痛改前非，无论如何，我决不能辜负老陈的期望。

临近高考，老陈却忽然消失了一段时间，班主任说他是有事脱不开身。日子一天天过去，许久没有在办公室见到老陈的我开始怀疑班主任的说辞，高考在即，老陈怎么可能消失这么长时间？在我的追问下，班主任告诉了我真实原因，原来老陈是有病脱不开身。是的，五十多岁的老陈突发脑出血住院了。班主任嘱咐我不要告诉其他同学：“快高考了，历史老师不想让你们分心……”

我那时才知道，老陈为什么那么瘦，为什么是光头，为什么不再担任班主任。再次在办公室见到熟悉的身影时，我明显感觉到老陈憔悴了许多，原本就宽大的衣服，穿在身上已经晃晃荡荡了。察觉到我来了，老陈伏着的上半身抬了起来：“咱们班同学这阵子表現怎么样啊？”我走近看着老陈桌子上摊开的资料和试卷，禁不住红了眼眶。

高考，我虽发挥得不够好，没有跨过心仪高校的门槛，但成绩足够上一所“211”院校。毕业时，老师们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中，我收获了整个学习生涯最高的评价，是来自老陈的：“我一直都相信你，眼里有光的孩子永远都不会输。”

回母校拍毕业照的那天，我们站在教学楼前高大的杨树下，这一年我们看着它从落叶纷飞到枝繁叶茂。我迫切地盼望看到老陈的身影，但班主任一出现，就告知我们历史老师有事不来了。盛夏时节，我经历了高三的第一个遗憾。

老陈还缺席了谢师宴。谢师宴之前，我联系了老陈，他很愉快地答应来。那天很多同学也发消息问我老陈会不会来，我在班级群里发了自己和老陈的聊天记录，告诉大家他会来。我以为这能弥补拍毕业照时的遗憾，但老陈最终还是失约了。

谢师宴当天的早上，我收到了老陈的消息，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和老陈联系：“××，你好！今天老家有事，不能参加聚会了，深表歉意！祝同学们一切顺利！”我心中有千言万语，但最终只回复了四个字：“谢谢老师。”

从谢师宴回来，我忽然想起拍毕业照那天，我回头看教学楼的瞬间注意到有一个瘦削的身影站在远处的树影下。只是被摄像师的喊声吸引，我没来得及细看，等拍好照再回头，只模糊看见了一个离去的背影。

公交车驶过满是杨树的小道，盛夏的风吹过脸颊，我确定那个背影是老陈。“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是他的作风。

我再没见过老陈，只能偶尔通过母校的公众号了解老陈的动态：老陈开了教研会，老陈卸任了历史组的组长，直至公众号上也没了他的身影——老陈退休了。而后，我再没了老陈的消息。

再后来，大学时的我也考取了教师资格证。这么多年过去了，从小长大的村子里还是有很多留守儿童，我想要回去教他们，将老陈给予我的力量传递给更多的人。我希望他们带着这份力量，阔步走在人生的舞台上。

他说我的眼里有光，但老陈不知道，他才是我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