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儒学

时下，谈国学的很多，谈国学不能不谈儒学;谈民族文化振兴的很多，谈振兴民族文化，就不能不谈振兴儒学。现代新儒家，他们所关心的是，传统儒学如何通过积极转化，焕发新的生机，从而有效地服务于现代社会。他们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守住这一文化血脉。然而，也有极端如深圳一位名蒋庆者，著文呼吁立儒学为国教，尽管他似乎也颇为振振有词，但这种近乎痴人说梦的理论，事实上不可能得到履行。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虽说“独尊儒学”，儒学也没有在事实上成为一种宗教，遑论国教。今夕何年，晚清康有为、袁世凯没有做成的事，今天居然有人在那边积极倡导。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儒家学说具有特定的价值，这是无可否认的。于不同的社会时期，它有不同的作用;其价值之大小，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這都不奇怪。倘若无端地夸大它的价值，乃至将它推向极端，说得无所不能，无往而不胜。这显然不合于事实，也难为了儒学，于社会的发展无益，于这种学说本身也有危害。儒学属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遗产，当年支撑它蓬勃生长的土壤今天已不复存在。同样道理，儒学要进入现代社会就必须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必须从小农经济、家族制度和皇权意识中慢慢地蜕变出来，非如此，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组成部分。

任何一种社会意识，都有它植根生长的土壤，都有它服务的对象，以及它于社会生活中所能发挥的特等作用。就今天而言，时代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所面对的已不复是当年的社会，与时俱进地完成自我扬弃与自我革新，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也是必然的选择。倘若持一种刻舟求剑式的思维，念叨着“剑是从这儿掉下去的”，无视变化了的时代，依然做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旧梦，那么它就完全脱离了社会，脱离了现实，成为一种过时而没有多少价值的东西，当然它也就无法和现代的一些主流意识接轨。当下，任何一种学说，如果没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没有现代文化的理念，没有国际化、全球化的视野，它就不可能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

毋庸讳言，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对自然的征服与掠夺式开发，人类理性的僭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取代传统中的上帝而定于一尊，其结果是人类的狂妄伴随着人文精神的衰落及人性的异化，带来种种社会的危机与精神的危机。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今天依然有它的价值和旺盛的生命力。换一个视角看，中国传统文化中厚重的人文精神、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哲学与美学的理想，在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起到某种校正的作用。季羡林先生说，文化的发展与演变，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循环，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它将完全取代西方文化，挽救西方世界的没落。这话似乎也有点说过头，因为既与事实不符，在逻辑上也不能给出严密的证明。

周有光先生批评了季先生的轻率与浪漫，指出这种中华文化统治世界论，有害而无益，也有违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优良传统。季羡林先生固然很有学问，但季先生之所长在印度学，而非传统国学。他的敬谢“国学大师”的称号，倒也不全在谦虚。儒学或国学，在今天的中国显然不能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中国社会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如果一种文化，它不能救中国，反而能够救世界，这岂不成了一种很奇怪又很有讥讽意味的悖论。现在某些中小学起劲提倡读经，让学生背诵《三字经》 《弟子规》，有的甚至将24孝图刻写到学校的墙壁上，这是不是有点文化倒退的意味？我们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是“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不是要回到周公和孔子那个时代去。

（叶水涛，著名教育专家，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