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类赋》的前因与后续

许结

宋太宗淳化年间，博士吴淑进呈《事类赋》二十卷，十四部（天、岁时、地、宝货、乐、服用、什物、饮食、禽、兽、草木、果、鳞介、虫），一百目（如“天部”之天、日、月、星、风、云、雨、雾、露、霜、雪、雷），每子目为赋一篇，故称“一字题赋”百篇，用骈四俪六文法，“太宗嘉其精博，因命注释之，擢为水曹郎”（边惇德《事类赋序》）。在《进注〈事类赋〉状》中，吴淑自谓“伏以类书之作，相沿颇多，盖无纲条，率难记诵。今综而成赋，则焕焉可观”，说明他用“赋体”编写“类书”的原由，用赋体是形式，编类书为根本。

考吴淑由南唐入宋，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参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书，以“词学典雅”“学问优博”著称，而这八个字正好能说明他膺负编纂《事类赋》职责的个人素养。如其“天部”之“日”“月”，“岁时部”之“春”“夏”，“什物部”之“笔”“砚”，“果部”之“桃”“李”等，乃编类书的“学问”，而读每一目之文，如《星》篇开头数语：

万物之精，上为列星，亦曰庶民之象，又为元气之英。梁沛见曹公之起，东井识汉祖之兴。认彴约兮欃枪，瞻瑶光兮玉绳。歌既称于重耀，传常闻于夜明。

李濂《刻〈事类赋〉序》谓“赋体皆俳，匪古之轨”，是指整部书皆为标准的骈赋格，即一是押韵，二是对仗，三是铺词，四是用典（句句有出处），这是作者写赋之“词学”功夫。正是这部以“赋体”为形式，以“类书”为本质的《事类赋》，其在文坛的地位与影响，却多在形式，却不在本质，也就是说具有赋史的研究价值。受这部书的影响，北宋中叶徐晋卿编撰《春秋类对赋》，也是以赋体编就一部春秋左氏词典，应该是传承吴淑的创举而为。所以合观两书，清人魏谦升《赋品·事类》云：“吴淑百篇，博采旁搜。各分门户，派别源流。此疆尔界，瓜区竽畴。狐集千腋，鲭合五侯。晋卿巨丽，类对春秋。揆厥所元，昭明选楼。”此并美吴、徐，然揆其根源，不在类书，而在《文选》所载赋篇，是颇有意味的。

当然，更重要的继作者是《事类赋》的系列创作，就是继吴淑《事类赋》后，踵事增华，赓续者有明人华希闵的《广事类赋》、清人吴世旃的《广广事类赋》、王凤喈的《续广事类赋》、张均的《事类赋补遗》及黄葆真的《增补事类统编》（亦称《事类赋统编》）的编纂（相关文献详见黄葆真《增补事类统编》，清光绪戊子仲春上海积山书局石印本）。这一系列的赋体类书，功能都是“赋体类事”，究其书写的共同的特征，便是将“辞赋”的文学性和“类书”知识性凝合为一体。

于是推究《事类赋》的创作前因，自然有两个传统，一是自曹魏之初编纂我国古代第一部类书《皇览》以来的类书传统，一是自楚汉以来辞赋写作的传统，比较而言，后者尤为重要。因为这两个传统的交汇之点，在于赋体与类书编写都重在“事类”二字，如曹丕《答卞兰教》即谓“赋者，言事类之所附也”;欧阳询叙述编撰类书《艺文类聚》动机时亦谓“爰诏撰其事且文……比类相从”。由此后人反转思考，追溯渊源，故有“赋代类书”之说，例如明人艾南英言及汉赋，即以为“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述屠隆《昙花记》传奇第四十二出的《天宫赋》，即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对此，还是袁枚《历代赋话序》说得更为详明：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而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

以“类”相从，确是汉赋创作与后代类书编纂有近似之处，其要则在体物大赋的取“类”方式。就拿汉大赋的体物描写来说，其“事类”主要体现在“词语”与“物象”。如写“水”，描写“水声”，就有“沸乎”“彭湃”“滭弗”“宓汨”“泌瀄”“逆折”“潎洌”“滂濞”“莅莅”“瀺灂”“沉沉”“隐隐”“砰磅”“訇礚”“潏潏”“淈淈”“汩”等;描写“水势”，就有“暴怒”“汹涌”“偪侧”“横流”“转腾”“沆溉”“穹隆”“云桡”“宛”“胶盭”“逾波”“趋浥”“下濑”“批岩”“冲拥”“奔扬”“滞沛”“临坁”“注壑”“坠”“湁潗”“鼎沸”“驰波”“跳沫”“漂疾”等。这里采用了大量的玮字，以创造一种听觉与视觉交互的效果，其书写方式则是以类相从。再如读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蜀都赋》、张衡《南都赋》等对山的描写，形容山的“高峻”，就有“”“崔巍”“崭岩”“嶻嶭”“嶊崣”“崴磈”“崇隆”“崔崪”“峍崪”“屴”“崛岣”“岑崟”“峥嵘”“崔嵬”“嶕”“崯”“嶜岑”等二十余词语，或同形增益，或同声假借，也是通过横向的或平面的以类相从之方式实现的。在汉赋的名物系统中，还会衍生出“形容”词的系统，以凸现铺采摛文、踵事增华的文体特征。

由“物”观“事”，汉赋的描写也大多重“类”的连贯。比如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乃相与獠于蕙圃”是写夜间弋射景观，赋文写道“媻姗勃窣，上乎金提。掩翡翠，射鸃。微矰出，孅缴施。弋白鹄，连鹅。双仓下，玄鹤加”，其弋射所获之翡翠之乌、五彩鸃、白鹄、野鹅、鸧鸹、黑鹤等众多禽类的画面，又透露出弋射行为的特殊性。又如张衡的《西京赋》将平乐观迎宾的百戏活动及名物“事类化”，给读者列出了节目程序表，其中包括“举重”“爬竿”“钻刀圈”“翻筋斗”“硬气功”“手技”“双人走绳”“化装歌舞”“幻術”“杂技”“魔术”“驯兽”“马戏”等一系列的表演活动，并通过大量的实物、幻物、真人、神人、道具、动作等词语的堆积，形成了纵向而连贯的“类”的名物系统。

正是有了赋代类书的创作前提，才会出现赋写类书的编纂成绩。明人陈全《刻〈事类赋〉后序》说“赋以事类名者，盖宋吴水曹所制，凡百篇，语约而事详，声谐而韵达”，彰明的是吴淑肇造此体的意义。而对照吴赋与后续之同题类书，其叙事方式及描述词章，大抵也是一致。如吴淑《事类赋》写“梅”首段云：

《诗》云：“摽有梅，其实七兮。”伊梅楠之酸酢，亦果中之嘉实。既香口而是资，亦和羹而取适。范汪啖之于盈斛，孙亮察之于渍蜜。酸不及于百人，渴尝止于三军。越使申梁国之遗，陆凯寄江南之春。柳恽之射斯妙，寿阳之妆更新。

首标经义，次叙“梅”性，再引述历史典故，以彰显其功用与趣味。再对读清人黄葆真的《增补事类统编》中写“梅”首段文字：

百花头上开偏早，江北江南春正晓。水边篱落斗横斜，疏影暗香随处好。命健步而远移，且巡檐而索笑。则有孤山处士，萼绿仙人，绕花枝而吟咏，若高袂之相迎。赠一枝于驿使，分二本于园丁。艳曲歌成，美红罗之绮丽;罗浮梦断，闻翠羽之嘤鸣。

虽与前篇用典不同，格调或异，但均为协韵之赋体，诚然一脉相承，殊无差别。

如果从赋史的发展探究宋初吴淑编撰《事类赋》之因，及其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我想以三字为要则：一曰“学”。考楚汉辞赋之产生，无论骚体之书写情绪，还是散体之展现物容，均以自我抒发为创作主体，而自东汉迄魏晋，诗赋分离方有“缘情”与“体物”之分，尤其是咏物赋的大量出现，使赋创作愈发趋向于知识化，致使有“会须能作赋，方为大才士”（《北史·魏收传》）之说。迨于唐宋考赋，闱场观学，经史命题，更次促进了赋体的技术化和学术化，于是以“学”衡赋，以“赋”称学，成为普遍的现象，且“类书”本身就是供士子取资的知识化的产物，“赋”与“类”在创作上的一体呈现，正与此发展大势相关。

二曰“词”。楚汉辞赋固然注重用词，但其抒写“诗人之志”与展现“体国经野”之象，才是主构。所以于赋体之用词方式的强调，是由郑玄解《诗》之“赋”取“直陈”义，到唐初孔颖达释《诗》“六义”以三体三用释“赋”铺之用，再到朱熹《诗集传》论“赋”所谓“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以彰明，而其间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之“铺采摛文”，也是典型的以“词”论“赋”的认知。这样，赋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词章”之学，或称“修辞”技艺，其与“类书”的结合，正是用华美的词语使知识便于记诵，并产生阅读的趣味。

三曰“韵”。赋是韵文，宜为共识，然古赋创作是由“口诵”到“文本”，重在天然声律，而非后人拘泥于押韵。可以说，赋韵作为自觉的批评以指导创作，肇端于魏晋齐梁，完成于唐代科举“闱场”试赋，其间包括了韵书的编纂（如李登的《声类》、陆法言的《切韵》以及《玉篇》《唐韵》《广韵》《韵图》与《礼部韵略》）与运用，使“赋韵”由“宽松”到“严紧”，由“方音”到“官韵”，由重“节奏”转向重“韵脚”（参见拙文《论赋韵批评与写作规范》，《社会科学研究》2014年第2期）。这一趋向也导致了一种见解，就是凡合韵且铺陈词藻者即为赋，其应契于赋写类书的工程，显然易见。

回过头来再看吴淑《事类赋》與其系列编撰，正是以押韵之文、铺采之词来呈现博学之象，以编构其知识化体系即“类书”的。

倘拓开视域，观《事类赋》创作的后续，大量的遍及诸学科的类书型的赋作应运而生，例如道教的《谷神赋》《金丹赋》，医药学的《药性赋》《脉赋》，命相学的《珞琭子三命消息赋》《雪心赋》《术业赋》《金锁赋》《麻衣石室神异赋》《奇门赋》，卜筮学的《壶中赋》《九星赋》，术数学的《六壬军帐赋》《六壬毕法赋》，刑法学的《刑统赋》，年代学的《历代纪元赋》，文字学的《小学赋》，兵法学的《卫武公赋》，理学的《四书类典赋》，神话学的《山海经类对赋》等，成为中国古代赋史发展到唐宋以后一突出的现象。这些以“赋”署“体”然属于门类学知识汇集的创作，究竟算不算赋，学界一直有争论，否定者主要在质疑其“文学性”，这或许恰是袁枚在言说“赋代类书”后感叹的“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其实，类书编纂以后，体物大赋并未衰歇，这是历史的状况;而以“赋”体编类书的创作，使博学与知识窒息了文学的性灵，从这一点或能反证或体味出袁枚说法的深意所在。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