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年的《诗品》研究

李庆

日本的《诗品》研究，作为日本六朝文化和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聚焦点，有其特色。

去年，许昌大学的谢文学先生要我写点介绍日本研究《诗品》的文字，当时因为杂事缠身，加上身体不佳，拖宕至今。内心诚感不敬。而债还是要还，因此近日从手边所有的资料，根据自己读书所得，谈谈20世纪60年代以来，日本有关《诗品》研究情况，或可给有关的朋友参考，也呈请方家斧正。

先介绍一下日本当代《诗品》研究的背景。

日本当代的《诗品》研究（具体而言，指60年代以来的研究），是整个日本对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六朝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日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在20年代，1925年有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原名《支那诗论史》，日本弘文堂书房1925年5月初版）在言及中国五言诗的起源时，谈到过《诗品》。

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了陈延杰所著《诗品注》，被认为是民国以来最早的一部《诗品》全注本。以明刻《逮津秘书》本为底本，分正文注释和附录诗作两部分。

1928年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出版古直《钟记室诗品笺》，1933年，上海启智书局又再出版古直的《钟记室诗品笺》。

1933年，出版了叶长青的《诗品集释》（1931年序，1933年版）。

在和铃木虎雄讨论中国“五言诗的起源”，古直引用《诗品》中钟嵘所说“‘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认为古诗一大部分是建安时代的产物（上海启智书局1933年版）。并对陈延杰的一些看法进行了批评。成为当时这一领域中大家关注的话题。

在以后的战争时代，有关的研究，展开得非常有限。

1943年王叔岷撰写了《钟嵘诗品疏证》，直到1948年秋天补正，后来才刊出（见《钟嵘诗品笺证稿·附录》，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专刊》，1992年）。

50年代，中国学者研究《诗品》的著作，学者比较关注的有1957年8月16日，王达津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170期中，发表的《钟嵘生卒年考》，是探讨钟嵘生卒年的文章。

进一步对《诗品》加以笺注研究的，是日本学者。1959年，高松亨明发表了《诗品详解》（弘前大学文理学部中国文学会，1959年），后来，京都大学的入矢义高发表了有关高亨松明《诗品详解》的书评文章（见京都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主编《中国文学报》，14册，1969年）。

1962年，日本学界成立了以立命馆大学高木正一先生为代表的《诗品》研究班，定期组织学者对《诗品》进行研读探讨，其成果就是后来陆续发表的《钟氏诗品疏》（立命馆大学《立命馆文学》第232、241、268、272、282、300、308、309号）

这个研究班主要的方式，是以研读的形式，汇集、参考前人成果（如中国的）对这部著作进行分析探讨。做了这样几方面的工作：

（1） 文本的校订。

（2） 对所有的作者的生平和文学特点，进行了介绍和探讨。通过研究，画出了《诗品》作者相互关系的继承图。

（3） 对《诗品》中有关术语、所涉典故、事件的注释。

（4） 对于《诗品》的评价标准、文学评论特点进行了归纳：强调了气、情、奇（有的论者归纳为气骨、个性，情热）的特点。

（5） 对于《诗品》和《文心雕龙》《昭明文选》等当时有关的文学评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这是一部系统、全面注释《诗品》的著作，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不仅在日本，也可以说在当时整个东亚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成为《诗品》研究的重要参考之作（参见冈村繁《日本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概况》，见王元化《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此后韩国、中国的研究者，大多在此基础上展开。

在这样的背景和基础上，此后日本的《诗品》研究，大致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 文本研究和事實考证的角度

不少学者继续翻译和介绍了《诗品》，如兴膳宏翻译的《诗品》（《中国文明选13》，朝日新闻社1973年版），冈村繁《序》的《诗品》（《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平凡社1974年版）高木正一的《诗品注》（东海大学出版会1978年版）等等。比较一下可知，他们的翻译，其实都一定程度包含着自己对于文本的研究和解读。具体内容，在此不赘。

在文本研究上，对中品的“嵇康”，下“颇似魏文”一句的探讨，值得参考。

中国的古直《诗品笺》、陈延杰《诗品注》等诸本，俱作“颇似魏文”。而曹旭《集注》据后世明刻宋人陈氏《吟窗杂录》，明代《格致丛书》本，胡文焕《诗法统宗》本，钟惺《殊评词府灵蛇》等本，改为“其源出于魏文”。认为：“其源出于某某，为钟氏追溯源流，由此品语如骏马注坡，气势直下，遂成固定格式。”（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

此说需商榷，首先，就《诗品》的文本而言，有比《格致丛书》、胡文焕、钟惺等所据者更古的文本存，当据之。而《吟窗杂录》、钟惺《硃评词府灵蛇》等，非为专论《诗品》文本之作，文人收集引用，或据当时流传之本，或随记忆为之，未可全部信凭。

其次，云“其源出于某某”，为“固定格式”，似不确。核之《诗品》，比如“应璩”条有“祖袭魏文”，与“颇似魏文”可相参照，又如，“郭璞”条“宪章潘岳”，也不用“其源出于某某”。要之，钟嵘评述源流，“其源出于某某”，为一种表述方式，但并非唯一方式。

关于这个问题，兴膳宏先生译注的《诗品》有比较清楚的说明：

“类似魏文”这样的表现，和“其源出于”不同，不是明确地指出源流，或者说嵇康是祖述曹丕，而应当认为，完全仅仅只是指出“似”这一点。或许钟嵘直觉感到，曹丕的“鄙直”和嵇康的“讦直”之间，流淌着一条水脉吧。（《合璧诗品、书品》，日本研文出版2011年版）

这是很值得倾听的意见。

一些学者对于《诗品》涉及的人物、事实，进一步进行了探讨和考释。

主要研究者有林田慎之助。他在王达津《钟嵘生卒年考》（《光明日报》1957年8月16日，《文学遗产》170期）所确定的钟嵘卒年为“梁天监十七年（518）”的基础上，考证了钟嵘的文学批评和裴子野《雕虫论》的关系，认为裴子野此文不是作于梁代的大通年间，而应该作于齐末。钟嵘是受到其影响的（见林田慎之助《裴之野雕虫论考证——六朝复古文学论的构造》，载《日本中国学报》第二十集）。

林田还考证了钟嵘和竟陵王身边文学集团的关系，认为，钟嵘和这个团体接触，王俭起到了中介的关键性作用。而钟嵘和这个集团中的刘绘有所交流，这对于他的文学批评的成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见所撰《齐梁文人集团和中心人物》，收录在森野茂夫《六朝诗的研究》，学习社刊）。

此外，清水凯夫《诗品谢灵运逸话考》（立命馆大学《学林》11号，1988年），考订了有关谢灵运的逸话。

与《诗品》中的批评直接有关的事实研究，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对于钟嵘《诗品》的《总论》（庆按：陈延杰本作《总论》，日本兴膳宏本、曹旭《集注》作《诗品序》）中“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一句的探讨。这里所说的“平原兄弟”，究竟是指何人？

这是延续了二三十年代古直和陈延杰的争论。古直《诗品笺》《发凡》之末有小字说明（作于民国十六年冬，1928年）：

此笺成后，编入《隅楼丛书》，迁延未刻。近游沪渎，得江宁陈延杰《诗品注》，意有善言，可以相益。及取读之，乃大失望。按：《魏志》《陈思王传》：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故《诗品序》云：“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而陈《注》乃以平原为陆机、陆云。其不考亦甚矣。（见古直笺《诗品》，曹旭整理集评本）

而兴膳宏的看法，基本和古直相同：

“平原”指曹植（上品）。是说他曾被封为平原侯。“平原兄弟”，似指他和他的兄长成为魏文帝的曹丕（中品）。但是，如说“平原兄弟”，比较多的是意味着曹丕、曹植的后辈诗人陆机、陆云兄弟。还有，从长幼的顺序来说，曹丕当然应该置于前。但是，或许是从作为诗人评价的大小来看，把曹植置于前的吧（兴膳宏《合璧诗品、书品》，日本研文出版2011年版）。

笔者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此句下有：“刘桢、王粲，为其羽翼。”两人俱在陆机、陆云之前。说他们二陆“羽翼”，显然不妥。《诗品》到后面才说到“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而复兴”。可证前文中之“平原”，乃指曹氏。

二、 有关《诗品》文学思想和文学评论的考释

日本学者从范畴论、概念论的角度，对文学思想进行探讨，和70年代日本学界的风气，和当时世界上对于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有关。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拙译日本小野泽精一、福永光司、山井涌等编著的《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对于《诗品》，日本学者探讨了钟嵘文学评论的基本概念。

林田慎之助在九州大学中国文学会的《中国文学论集》第七号，1978年发表了《钟嵘的文学理念》（后收入所著《中国中世文学批评史》，创文社1979年版）进行了独特的探讨。他指出：

钟嵘不以四言诗，而以五言诗为品评的对象这一点，就是一种见识。

因为在《文心雕龙》的《明诗》中，以“四言”为“正体”，五言为“流调”。钟嵘积极地评价了五言诗的价值。

对于具体的评论，林田指出：“钟嵘把具有很强影响力、可把宋、齐诗坛分为二的宋朝诗人鲍照、颜延之分而置之，认为这两派是截然对立的。”“钟嵘批评的立场，是对于颜延之诗的系统寄予很强的共感，拥护之;与此相对，视出自鲍照诗的系统为‘殊己动俗，旗帜非常鲜明。”这可以说是林田对钟嵘《诗品》文学批评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此基础上，林田对于《诗品》一些具体的批评概念，做了探讨。比如对于中常见的“淫靡”“清”“奇”等概念，做了很好的界定和分析。他认为：“淫”的评语在鲍令辉的评论中可见，认为：“这是和淫靡相近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淫靡是比俭俗更甚更强的意义上使用的。”

在钟嵘那里，和“淫靡”“俗”相反的概念，是“雅”。“对于有世俗趣味歌谣风的诗篇，钟嵘给予‘鄙直‘简俗‘淫靡的评语”。除了“清雅”以外，有“雅怨、风雅、雅意、文雅、渊雅，雅宗”等，“都是作为褒词使用的”（《中国文学论集》第七号）。

林田指出：“和‘雅‘怨并列，钟嵘作为褒词频繁使用的评语还有‘清和‘奇。”他列举了《诗品》中对晋代戴逵、齐的道猷上人、释宝月的评论：“安道之诗虽嫩弱，有清上之句。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认为：“要注意在戴逵那里，和诗风的嫩弱相关联，用了‘清上之语的情况。”这和其他诗评中出现的有“清”的评语：“清远”“清茂”“清便”“清雅”“清巧”一样，是使用的两个字的词组（熟語）。这是因为，单用一个字：远、浅、便、怨（庆按：或当作雅）、巧，评语或意有未尽未妥之际，加上“清”字，使评语更有安定感。

这样做，使这些评语有新的意味，如“清远，是修辞表现清晰而不卑俗的意思”;“清拔之气”，是指“气的清爽和卓越这样的意义”;消浅，是指“清练而干净的诗的风味。”对“清”作了很细致的分析和探讨。

对于“奇”，也是如此。

林田认为：“‘奇的评语，是钟嵘在赞美诗有个性、独创性时专门的用语。”他介绍了兴膳宏的见解，认为：和刘勰《文心雕龙》，“站在正统的解释立场，对于‘奇，是分别为正面和负面来评价的情况相反，钟嵘是只作为对于有独创性的优异的作品的褒词来使用的。”

这些对于专门术语内容的界定和分析，对于我们无疑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不仅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的学者对《诗品》进行了研究，东京方面的学者，在这一时期，也关注《诗品》。

比如，由伊藤虎丸、横山伊势主编，有三十多位学者参与编写的《中国的文学论》（汲古书院1987年版）中，收有日本法政大学的安藤广信所著《文心雕龙和诗品——修辞主义的对峙和通底（庆按：“通底”，意思或是指深层有相通之意）》一文。

该文参考了冈村繁的《诗品序》（《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平凡社1974年版）杨祖聿《诗品校注》（文史哲出版社1981年版）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版）等文本和研究的成果。

首先，从文学的角度，对《诗品》进行了评说。

安藤认为：“诗品在《文心雕龍》后十多年问世，肯定是意识到《文心雕龙》的吧。”这一点，和日本其他的研究者的见解是相同的。

他比较有特色的地方，是指出，钟嵘的《诗品》的诗评，有着自己独特的感觉。钟嵘认为：“诗的根底上，应该是人内在性情的摇荡。而不是什么‘理。”“对钟嵘来说，说到文学，知识是无用的吧。”

该文介绍了《诗品》是对“五言诗”的品评，介绍了钟嵘的看法。作者指出：对于钟嵘来说，什么样的诗人是最好的呢？他引用《诗品》对曹植的评价，说：“在人伦世界中，有周公、孔子那样，在文人世界中，就是曹植。”

在对刘桢的评价中，概括了钟嵘的文学观“仗气爱奇”，“气过其文”。

介绍《诗品》的评论中经常使用的“奇”“气”等概念的内涵。

这些，也都是很可参考的意见。

三、 关于《诗品》评论方法的研究

日本这一时期对《诗品》研究的另一个特色，是对于《诗品》文学批评方法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可以说就是兴膳宏先生的《诗品与书画论》（原载京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报》31册，1979年10月），笔者已翻译成中文（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会编《中国文学理论研究》13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在介绍了《诗品》产生的背景，探讨了《诗品》中把诗人“品等”这样的文学批评方法。

兴膳宏认为，把诗人分为“上”“中”“下”三段的品评方法，是自《论语》以来的中国人的人物品评方式，到六朝代，“九品中正制”又是当时人们非常熟悉的一种方法。正是在这样的传统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孕生出了《诗品》的品等方法。

他从更开阔的文化视野，指出，这种方法的使用和《诗品》的产生，还和日本学界当时对于书画、对于中国其他技艺的品评的展开有关。当时日本出版社，比如二玄社编《中国书论大系》，长广敏雄译《历代名画记》，冈村繁、谷口铁雄译《历代名画记》等，都收有六朝时期关于书画的品评著作。

他具体地介绍了有关的情况：

虞稣《论书表》，乃受宋明帝之命所作，把此前书法，分为好、中、下三类。再朝上追溯，此前，晋代卫恒《四体书势》中，就已可见书法的品论。

在绘画领域，根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等的记载，南齐谢赫有《古画品录》，把可见的画家，分为六个层次，再细分为二十七档次加以品评。此后，陈朝姚察有《续画品》，唐代则有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可见在绘画领域，品评也是当时使用的一种评价方式。

在围棋领域，他根据《隋书·经籍志》的子部兵家，有范汪等注的《棋九品序录》、袁遵《棋后九品序》，《南史·柳恽传》中，有关于论棋手“上格”等的记载，此外，根据记载，梁武帝有《棋品》的著述，可见，对于“棋”的领域，品评优劣，也是当时时兴的。

他还关注书法领域的品评情况，举出了宋代羊欣《古今能书人名》对书法家的评论。齐王僧虔《论书》注重优劣的比较，但较散漫。和钟嵘前后，有梁代庾肩吾的《书品》，直至唐代李嗣真有《书后品》，这些情况说明，在书法领域，作为对书法艺术的评论方式，“品等”也是有其传统的。

他特别关注书法评论中，庾肩吾的《书品》和钟嵘《诗品》的关系。在品等的等级上，都是“上”“中”“下”三等;有意思的是，两书，所品评的人数都是123人（关于《诗品》具体品评诗人的人数，有不同的说法，一说为120人，一说为120多人，还有说为122人，兴膳宏认为是123人）;就品评的标准来说，都关注“工夫”“天然”等问题，虽说倾向未必全同，但在评论时都有强调“天然”的倾向。

虽然兴膳宏认为，庾肩吾的《书品》是“最初的体系性的书论”（见所著《合璧诗品、书品》），列举了和《诗品》的关联，或相似点;但是，和中国学者多评介《诗品》在中国诗歌批评和文学理论中的地位相反，兴膳宏用冷静的目光，指出了这种批评的局限。

他认为，诗歌的品评和书法，和绘画的品评是不一样的。品评的方法，在书、画领域后世的评论领域，得以流传，甚至在唐代李嗣真《书后品》中都能发现《诗品》的影子。而诗歌的品评，只有唐代有零星的余响，在后代渐渐泯灭了。这和绘画的品评的延续流传，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照，发人省思。

因此，虽然《诗品》后来被认为开了诗文评的先河，在我国的文学评论界还有不少学者在认真地探讨为何钟嵘不把陶渊明列入上品，或为某些诗人在《诗品》中的位置鸣不平，但兴膳先生认为：“品等”这样的方式，在后来诗文评领域中渐渐消散，可见，学者注重的，大多都不是所谓诗人的“品等”。“在文学领域里，过于显露地用显其优劣的品等方法，也许从本质上就是难以适用的吧”。

我认为，这是非常值得倾听的。

（作者单位：日本国立金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