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与清代考据学（上）

谢桃坊

中国的考据学兴起于北宋，盛于清代乾嘉时期。胡适说：“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据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七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据学就特别发达了。”考据学也称为实学，傅斯年说：“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为博而不能精……（清代）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顾颉刚则从先秦古籍的辨伪工作而肯定清代考据学的意义，他说：“清代辨伪的主流，无疑是要把从战国到三国的许多古籍的真伪和它们的著作时代考辨清楚，还给它们一个本来面目。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能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国学运动的新倾向逐渐在国学运动中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些学者们在国学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清代的考据学，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形成科学考证方法，所以学术界往往将国学等同于考据学，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近二十余年来，国学思潮再度在我国兴起，我们在考察二十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和近年的国学热潮时，实有必要探讨国学与西方科学方法及清代考据学的内在的学术渊源。

一

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治学方法，它在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索研究时，以客观的态度，注重证据，以求真知。自北宋以来兴起了疑经疑古的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求真时代;以后经明代的发展，至清代终于形成了一门学问——考据学。清代初年学者们在研究经学时采取考据的方法取得突出的成就，至乾隆和嘉庆时期考据学蔚然成风，由经学向史学、诸子学、小学、音韵学、地理学、金石学、图谱学、天文、数学等学术发展;虽然在清代中期以后今文经学复兴，但考据学仍然绵延，并为国学新倾向的学者们所承传。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卢见曾、朱筠、万斯年、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俞正燮、翁方纲、毕沅、阮元、孙星衍、卢文弨、武亿、洪亮吉、凌廷堪、孔广森、焦循、陈澧、王昶、江藩、郝懿行、崔述、全祖望、孙诒让、俞樾等等。他们的努力使考据学成为清代诸种文化中最有成就和最富时代特色的学术。考据学在传统学术中属于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的新兴之学，关于它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王鸣盛说：

夫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词章之学。譬诸木然，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葩叶也。譬诸水然，义理其原也，经济则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泽物，而词章则波澜沦漪，洄演漾，足以供人玩赏也。四者皆天下所不可少，而能兼之者则古今未之有也。……是故义理与考据，常两相须也;若夫经济者事为之末，词章者润色之资，此则学之绪余焉已尔。

这合理地说明了考据学在诸种学术中的意义，并说明了它与诸种学术的关系。然而我们回顾清代学术史时，考据学的意义确是特别突出的。

考据学在清代有多种别称，或称之为“朴学”，因其以朴实学风见长，而与虚谈义理者相区别，如翁方纲说：“今日经学昌明，学者皆知奉朱子为正路之导，其承姚江（王阳明）之说者固当化去门户之见，平心虚衷以适于经传之训义，而又有由荀（爽）、虞（翻）、马（融）、郑（玄）博涉群言以为朴学：此则考证之学又往往与朱子异者。”考据学又名“实学”，以其重证求实之故，黄承吉说：“自汉晋以来，经学集成于本朝，而邃学者尤以徽、苏两郡为众盛，即吾扬（州）诸儒亦皆后出。徽（安徽）自婺源江氏（永）首倡，戴氏（震）出于休宁继之，歙金氏（榜）、歙程氏（瑶田）等又继之。苏（江苏）则惠氏（周惕）研溪犹出顾氏（炎武）之后，而顾更远出于徽众氏之前，然则论实学者，莫或顾之先矣。”考据学又在清代称为“汉学”，梁启超谈到清代正统的考据派时说：“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佚，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此外考据学常等同于考证学，或考订学，名称虽异，其实相同，而通称为考据学。

清代诸帝王都是崇尚宋明理学的，理学成为统治思想，科舉考试沿袭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而考据学是一种纯学术，它与统治思想无关，也与科举考试无关，乃是无社会现实效益的学问。清代统治者们实际上并不支持，亦不反对让它自由发展。然而汉族学者却不计现实的功名利禄而从事这种纯学术的研究工作，固然由此可以远离政治，亦可满足真正的学术兴趣。考据风尚得到汉族某些贵幸官员以及富商大贾的支持，他们赞助考据著作的刊行，这应是他们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而作出的努力，只要汉民族文化存在，汉民族便有复兴的希望。汉代的经师、南宋后期至明代的理学家们受到朝廷的重视，在社会上有尊荣的地位，李慈铭将考据学与明代以来的理学相比较，以为“若我朝诸儒之为汉学也，则违忤时好，见弃众议，学校不以是为讲，科举不以是为取”。这样考据学既违背清王朝诸帝王之好尚，不为朝廷议论，不为学校讲授，不为科举考试所取，实为无社会实效的无用的东西。因此，李慈铭考察了数十位考据学者在清代的社会命运后叹息说：“诸君子之抱残守阙，龂龂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诎，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岂操戈树帜，挟策踞坐，号召门徒，鼓动声色，呶呶陆王之异辞，津津程朱之弃唾者所不同年语哉！”考据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不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利禄，不能通向科举入仕之路，但他们凭着学术的使命所产生的信念，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学术的事业。众多的学者们在师生、朋友、同僚、亲戚、同年和同学之间，以学术互通声气，互相讨论，互相支持，造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例如朱筠的门人有陆锡熊、程晋芳、任大椿、戴震、汪中、孙星衍、洪亮吉、江藩。戴震师事江永，其同年及友人有程瑶田、金榜、惠栋、纪昀、王昶、钱大昕、姚鼐、秦蕙田、王鸣盛、卢文弨、是仲明、卢见曾、任大椿，其弟子则有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朱珪、孔继涵、毕沅。钱大昕的交游更广，友人戴震、段玉裁、孙星衍、卢文弨、王鸣盛、朱筠、梁玉绳、洪亮吉等，时常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并为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王懋竑、惠栋、江永、戴震等作传。这些学者之间破除师生界限、尊卑地位、年龄差异，没有门户之见，在学术面前平等，形成真正的学派;此应是清代考据学繁荣兴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清代考据学涉及中国各种传统学术，致力于对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学术问题进行考证，其形式可概括为五类：

（一） 疏证，对古代典籍之字、音、义作细致的考辨训释。例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焦循《左传补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念孙《广雅疏證》、郝懿行《尔雅义疏》。

（二） 校订，对典籍文字进行校勘订正。例如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群经平议》、戴震《水经考次》、严可均《唐石经校文》。

（三） 史考，对史籍进行考订，并对史事进行辨正。例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

（四） 笔记，作者读书时发现之各种细小学术问题进行考辨而写下的学术心得。例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

（五） 专题考证，对学术问题作专文考证。如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尚书今文古文考》《明堂考》《乐器考》，钱大昕《秦三十六郡考》《汉百三郡国考》《华严四十二字母考》《古嘉量考》《两汉佚史别史考》，沈垚《后魏六镇考》《葱岭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诸水考》，等等。此外，清代学者许多专题的考证专著体现了考据学的最高的学术水平，例如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沈彤《周官禄田考》、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徐松《两京教坊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阮元《三江考》、沈涛《说文古本考》、纪容舒《唐韵考》、陈澧《切韵考》、凌廷堪《燕乐考原》、李超孙《诗氏族考》、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等等。

学者们在考据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的考据学理论，这是我们研究乾嘉学术应特别关注的。翁方纲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历主学政，时值考据学兴盛，负海内清望数十年。他的《考订论》乃是一篇总结考据学理论的长文，以为“考订者，考证之订，非断定之定也。考订者，考据、考证之谓，非断定之谓”。考订即是考据或考证，乃依证据以订正文献及史事，但通称为考据学。考据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考”，而不在于“定”。翁方纲理解的定乃是制作，例如圣哲之制作礼制或乐制，而考则是比较经典所载之制的沿革与异同，以此证彼，求得一个正确的结论;当然这是判断，它却与自我立论制作有性质不同。如果从主观的意见以某事或某制应当是怎样的，谁又能相信此事或此制为真实呢？此隐含的意义是可以通过考据而否定儒家某些经典的。为什么学者必须进行考据呢？翁方纲认为：

凡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途有塞而后通之，人有病而后药之也。乃名义之隐僻者，或实无可阐之原，或碎无可检之来处，则虚以俟之可矣。事有两歧，说之互出，而皆不得其根据，则待其后而已矣。此亦庄生所谓缘督为经也。但如未有窾郄，而何以批之导之哉！若其立意以考订见长者，则先自设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订乎！若其事之两歧，说之互出，义之险赜，苟间以私意出入，而轩轾焉者，其为考订也，必偏执而愈增其扰矣，又奚以为考订哉！订者惩棼丝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丝者也。

当学者发现文献记载中事实分歧，意见互异，义理深奥隐僻，这就需要进行考证，以求真实，达于真知。考据工作有如道路阻塞而使之通畅，人们患病而给以治疗。学者对义理之探讨不得其本原，未查寻到出处，于事实、意见之考察未获得证据，这只有阙疑。如果从以上三项中发现问题，获得大量证据，设立假说，这样便可从事考据工作。但若凭主观并挟私意而轻率断定，这样的考据必然因偏执而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了。考据工作有如治丝，将纷乱之丝理顺，而不是使之愈益紊乱。因而考据并非与义理无关，而是有义理为指导的，所以翁方纲主张“考订之学以义理为主”。关于义理与考订的关系，在古代的训诂、辨难、校勘、鉴赏的学术中都存在考订，但是古代学者立言主要是阐明义理，尚不知考据之学。考据之学是中国学术的发展到了求真的时代才兴起的新的学问。考据家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义理，却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判断，否则其考证是难以达到高度学术水平的。

梁启超论及清代考据学派时认为：“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是就方法论而言的，但确切地说它们不是方法，而是考据学的原则，由此以指导具体的方法。我们从考据学家们崇尚的原则可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和“条理精密”。《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是指通过对实事的考察以求得符合事实真相的正确结论。凌廷堪解释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六种造字条例）、九数（九九算法）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考据学主张的实事求是乃探讨事实的，故又称为实学，它所认定的事实不可能强辞论辩而被否定，因正确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义理之学是以思辨的方式谈虚理的，它所树立的理，只要持一种理论便可被否定、动摇或怀疑。因此考据与义理之学在治学原则和思维方式上均是相反的，所以凌廷堪认为戴震所治的是“实学”，而与义理之学有别。阮元从治经学的角度论及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

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安国）、贾（逵）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玄）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说，未闻有违注见讥者。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

考据学在清代又称为汉学，某些学者解经坚信汉代经古文学派之传注，以为是绝对应守的，其所谓“是”即是合于汉人之传注。阮元认为汉儒之传注有是有非，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则既可依从汉儒之传注，亦可否定，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在某些考据学者迷信汉儒传注时，学者们易于见到舍弃传注凭臆空谈之错误倾向，难以见到墨守汉儒传注之弊;所以阮元为纠正考据学中的一种偏向而坚持主张实证精神。实事求是要求学者们服从真理，寻求真知，以此作为学术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万斯同说：“事而真，即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即百十人亦可疑。此论真伪，不论众寡也。”坚持实事求是即坚持学术的真理。真理很可能在某些时期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但它终会取得胜利的。这是考据学者的信念。考据学的第二原则是无征不信。孔子谈到夏殷二代古礼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文，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数据;献，是指多闻且熟悉掌故的人;征，即证据。孔子在春秋时对于夏殷的古礼已因文献的不足而无法证实;由此可得出无征不信的结论，这成为考据学家的重要原则。龚自珍对孔子之言解释说：“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但著作之体，必信而有征，无征不信。”他认为圣人是生而知之的，固有神悟;圣人之言无征不信是先觉的智慧，它为学术著作必须遵奉的原则。段玉裁记述戴震十岁时于私塾“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宋代理学家以为《礼记》中《大学》一篇乃孔子之遗书为曾子所记述，但并无证据。戴震幼时对此的质疑即表现了无征不信，体现了考据学家的求实精神。按照无征不信的原则，学者在进行考证时因而特别重视搜集证据。王鸣盛为友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作序称赞说：“公每竖一义，必检数书为左证，复与同志往复讨论，然后笔之。故少辨析异同，铺陈本来，文繁理富，绳贯丝联，信可谓博极群书者矣。”卢文弨批评宋代理学家治学的空疏作风说：“其病皆由于谫谫拘拘，不能广搜博考，以求其左证，而且专以自用，不师古人。”李慈铭读赵新又的《左传质疑》说：“其言皆实事求是，不务为攻击辩驳之辞。每树一义，必有坚据，每设难，必有数证。”考据学家们坚持无征不信原则，不仅广搜证据，还注重史料的辨伪，以求所用证据之坚实。崔述说：“是知伪证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贤，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这已指出怎样辨伪的方法。考据学的第三原则是条理精密，这是要求考据著作应当有谨严的逻辑，而使条理清晰，并在实证推理时达于精密的程度。戴震自述治学经验：“凡仆所以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没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而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梢，不手披枝肄之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他所谓十分之见，即是考据的成熟的结论，它是有条贯的，确凿而不可能有异议的，它不是从传闻、众说、空言、孤证而得出的，而是有极精密的推理的。戴震治学力求专精，其弟子段玉裁说：“东原师之学，不务博而务精，故博览非所事，其识断审定，盖国朝之学者未能或过之也。”在考据的专精方面，戴震确可为典范。陈澧的《切韵考》是极精密的考据著作，他批评自宋代兴起的等韵学在分析声韵方面尚“不能精密”，“至国朝嘉定钱氏（大昕）、休宁戴氏起而辨之，以为字母即双声，等字即叠韵，实齐梁以来之旧法也;二君之论既得之矣。澧谓切语之旧法，当求之陆氏（法言）《切韵》，韵虽亡而存于《广韵》。乃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是为陆氏旧法。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于是分别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陈澧在乾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切韵》音系的考证达于条理而精密的程度，其《切韵考》在方法上是很科学的。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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