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汉》之际“帝典”新范式的形成

陈君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将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演进大致分为三个历史阶段：部落时代、封建时代、郡县时代（帝制时代）（吕思勉《中国制度史》第九章《国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如果说周代是“封建时代”王朝的代表，那么汉代可以视为“帝制时代”王朝的代表，伴随着中国从“封建时代”过渡到“帝制时代”，周汉时代的“帝典”范式也发生了变化。

“帝典”，本义指《尚书》中记载上古圣王尧舜之事的《尧典》（《孔丛子·论书》云：“吾于《帝典》见尧舜之圣焉。”），如《礼记·大学》：“《帝典》曰：克明峻德。”郑玄注：“《帝典》，亦《尚书》篇名也。”“克明峻德”，见《尚书·尧典》，“峻”字《尚书》作“俊”。又如《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於惟《帝典》，戎夷猾夏。”“戎夷猾夏”，见《尚书·尧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后汉书》卷三《章帝纪》建初元年（76）春正月丙寅诏曰：“五教在宽，《帝典》所美;恺悌君子，《大雅》所叹。”（《文心雕龙·诏策篇》云：“暨明章崇学，雅诏间出。”考虑到班固在章帝建初初年为尚书郎，章帝建初元年的这一“雅诏”很有可能出自班固之手。）“五教在宽”，见《尚书·尧典》：“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帝典》亦可引申为天子之典、一代之政书（清姚华《论文后编·目录中》云：“典为二帝政书，天子之典，故曰《帝典》，后史之帝纪也。”），如《文选》卷四八扬雄《剧秦美新》云：“帝典阙而不补，王纲弛而未张。”这是说汉代承袭“秦余制度、项氏爵号”，没有《尧典》那样的一代之制作。

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王朝的新的“帝典”，是两汉社会的普遍期待。早在西汉武帝时期，司马相如的遗札《封禅文》就表达了制作一部新经典的呼声：“而后因杂荐绅先生之略术，使获燿日月之末光绝炎，以展采错事，犹兼正列其义，校饬厥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摅之无穷，俾万世得激清流，扬微波，蜚英声，腾茂实。”（《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其中“作《春秋》一艺”句下，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据《汉书》卷五七下《司马相如传下》，此处《汉书音义》之说出自孟康，彼曰：“犹作《春秋》者，正天时，列人事也。言诸儒既得展事业，因兼正天时，列人事，叙述大义为一经也。”）在司马相如心目中，这将是一部彰显汉德、垂之无穷的经典，所谓“袭旧六为七”——“旧六”指孔子制作的《六经》，而新经典将如《春秋》一般，与《六经》并列为七。

正如司马相如所希望的那样，汉代出现了新的“帝典”，那就是《史记》《汉书》开创的所谓“正史”的传统。

与司马相如同时代的司马迁编撰《太史公书》，可以说是“作《春秋》一艺、袭旧六为七”的第一次尝試。从太史公自叙来看，《史记》实有涵括《六经》之意，《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其中“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正是《史记》撰作的目的，也是司马迁的雄心所在。《六经》之中，司马迁对《春秋》格外重视。《太史公自序》云：“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在司马迁内心深处，实有以《春秋》自比之意。

也许正因为司马迁心存《春秋》遗意，《史记》多有“微文刺讥，贬损当世”（《文选》卷四八班固《典引序》）之处，并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甚至被视为对政权的一种威胁（《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裴骃《集解》引卫宏《汉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王允杀蔡邕时也说：“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见《后汉书》卷六下《蔡邕传下》），于是便有了《汉书》编撰的第二次尝试。

创制新经典的愿望在东汉前期依然十分强烈，东汉前期学者王充在《论衡·宣汉篇》表达了与司马相如类似的想法：“唐、虞、夏、殷，同载在二尺四寸，儒者推读，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亦观猎不见渔，游齐、楚不愿宋、鲁也。使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则《尚书》《春秋》也。儒者宗之，学者习之，将袭旧六为七。”王充撰写《论衡》之时，尚不知班固正在编撰《汉书》——《论衡·案书篇》说班固“虽无篇章”，却“文辞斐炳”，根据王充《论衡》的语例，“篇章”主要指《史记》《法言》这一类的著作，《汉书》亦当在其列（《论衡·案书篇》云：“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同时也说明《论衡·案书篇》的这部分内容，当写在建初七年〔82〕班固上《汉书》之前）。王充笔下的“汉书”，显然不是指班固的《汉书》，但亦可见班固《汉书》的命名符合当时社会的普遍心理，非仅一家之私意。王充期待“汉有弘文之人，经传汉事……将袭旧六为七”，在王充看来，这样一部期待中的经典就是当代的《尚书》《春秋》。

《汉书》的出现，完美契合了王充“袭旧六为七”的期待（清段玉裁曾倡“《史》《汉》入经”说，现代学者章太炎赞同之，云：“清儒段玉裁谓十三经应扩为二十一经，即加《大戴礼》《国语》《史记》《汉书》《通鉴》《说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八种。斯言颇为卓荦。《国语》本在《汉志》经部，《大戴》《小戴》，亦自古并称。《说文》宜与《尔雅》并峙。《史》《汉》《通鉴》为史学典型，其列入经部宜也。惟《算经》《算术》，《艺文》不入经部，未宜阑入。”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载《章太炎文集》，线装书局2009年版。原载1935年6月《国风月刊》第8卷第5期）。《汉书》不仅名从《尚书》，“为《春秋》考”，而且并《六经》而包之，兼有其长。《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班固自述云：“（《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为《春秋》考”，意即与《春秋》成、与《春秋》合、与《春秋》同。由此通贯来看“综其行事”几句，可推知班固所说的“综其行事，旁贯《五经》”，当指《汉书·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礼乐志》等承担了与“五经”《易》《诗》《书》《礼》《乐》相应的功能;“上下洽通，为《春秋》考”，当指《汉书》的纪传特别是帝纪部分承担了与《春秋》相应的功能。《汉书·叙传》之末班固自谓“纬六经，缀道纲”云云，亦是此种微意和自信的表达，当非泛泛而论，而是与《汉书》的实际内容相契合，体现了班固作为一个学者的雄心。

作为“二十四史”的前两部，《史记》与《汉书》确立了帝制时代中国历史写作的基本范式，但二者又有根本的不同。司马迁《史记》颇以《春秋》自比，洋溢着个人情怀与批判精神（《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班固《汉书》则是以“文章”颂美汉室之“成功”，对皇权积极配合。结果证明，《汉书》这个“包举一代”的帝国新制作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在世俗意义上而且在学术意义上。《汉书》的经典地位，在三国期间就得到了学者的认可，如《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封禅文》“将袭舊六为七”一句，三国吴韦昭注曰：“今《汉书》增一，仍旧六为七也。”在韦昭看来，《汉书》这部新经典已经做到了“袭旧六为七”，取得了《六经》一般的地位。确如韦昭所言，中古时代《汉书》大行于世，流行程度甚至超迈《史记》，成为“五经”之外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在孔子的时代，彰显“成功”的理想“文章”就是以《诗》《书》为代表的《六经》，也即后世所说的“正经”。而汉代不仅是《六经》之学繁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孕育新的经典的时代。班固《汉书》正是继承《尚书》（《尧典》）而创制的新“帝典”，《汉书·叙传》一则曰“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再则曰“皇矣汉祖，纂尧之绪”（以上两处引文见《汉书》卷一百下《叙传下》），意图是十分明显的。班固编撰《汉书》之时，虽然有足够的自信，但他一定没有预料到，自己在不经意间开启了一个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经典范式——《汉书》这部新经典并非对《六经》范式的反动和否定，而是将其涵括在内、适应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袭旧六为七”，且将摅之无穷、牢笼百代。

汉代以后，《史记》《汉书》为代表的“正史”开始取代“正经”，成为帝制时代王朝制作的典范。在这一经史范式的转换中，《史记》是一个过渡，因其不符合统治者的需要而被有意忽略;《汉书》的命运则与之不同，因其在现实考量与历史写作之间灵活的把握而获得皇权的青睐，成为新的“帝典”范型。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攀条折其荣，将以遗所思。馨香盈怀袖，路远莫致之。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

（《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