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识力、会通

海滨

赵昌平先生的李白研究，是在其中古诗学研究的大背景中，依托其唐代文学研究的架构而展开的，他以丰富而细腻的文献阅读感悟为基础，以通透洞察、敏捷运思的解析和建构识力为根本，会通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而又自成一家、独出机杼，不仅陆续出版、发表了一大批沉雄卓著的李白研究成果，而且形成了一系列裨益学人的学术研究理念和方法，足以启发我辈，垂鉴后学。我们选择咀华百章、新探四题、诗传一篇三个版块来评述。

咀华百章

“咀华百章”是指赵昌平先生所撰《李白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古代文史经典读本）和《唐诗三百首全解》（复旦大学出版社）两种著作选录、注解、评析李白诗歌近百首。

赵昌平先生在唐诗和李白专题研究领域是卓然大家，同时他又特别属意唐诗和李白诗的接受普及——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唐诗或李诗选本的印刷普及，更是如何理解、解读、欣赏、读懂唐诗和李诗的方法、途径、模式、路数的推广普及。这两种学术努力都难，相对而言，专题研究是熔烁才性、识力、工夫的业内尖端;普及工作则更需要在专业工夫之外具备度尽天下众生的菩萨心愿、心量和心力。《李白诗选评》和《唐诗三百首全解》就是后者的典型代表。

赵昌平先生在《唐诗三百首全解》大陆版序言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了青年学子研读唐诗的误区，在海外版序言中清楚明白地道出了自己的解决途径，这两点，对于研读李白诗来说，亦然。

其大陆版序言说：

或许因为在唐诗学界小有创获，常有年轻人来问学。中学生向我谈起他们的困惑：虽然读了不少选本，但中考、高考时，面对一首陌生的诗，往往仍无所措手足。青年学人以他们的诗学论文寄我提意见，可惜其常见的通病是由于误读文本，而使立论变成空中楼阁。这种情况在我所经目的大量来稿与硕、博论文中也屡见不鲜。对于以上种种，我开出的药方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味：下工夫去读通，而读通的首务是要知道“诗是怎样写成的”。

其海外版序言说：

一切研究的起点是文本解读……我的唐诗研究是以极认真的文本解读为起点的，也常常有些独特的感悟。在此书中，我已尽可能把如何读诗的体会介绍给了读者……这里简单归纳为四句话：“诗要熟读，又要一字一字地读，反反复复比较着读，从中以我心去感悟诗心。”

正是以这样极认真的态度，赵昌平先生撰写了近400篇唐诗评析文章，《唐诗三百首全解》311篇，《李白诗选评》88篇;其中《全解》解李白诗29篇，篇目基本包含在《李白诗选评》88篇中，二著中，同篇目的评析文字略相似，但也仍有作者自觉的临楮出入，而难度最大的29篇李诗“语译”则为《李白诗选评》88篇所无。以一人之力，完成包括百篇李诗解读在内的四百首唐诗全解并付诸成熟精致的文字，赵昌平先生践行着其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一切研究的起点是文本解读。

细读赵昌平先生这咀华百章，满满的都是“干货”。对诗中涉及的名物和文史常识尤其是典故的注释，惜墨如金，却又力求精准。对每首诗的创作时地、背景，均列举重要的诸家说法，并明确表示本文所从。每首诗的解读，几乎都在“抽诗剥茧”，从体式、意象、融裁、运化等角度入手分析，重在告诉读者“诗是怎样写成的”，又特别注意诗作之间的意脉联系，以及诗艺的异同比照，读者随着赵昌平先生的引导，逐渐进入李白的思想人格世界与诗歌艺术世界，心灵和思想充满了获得感。《全解》中李诗的“语译”文字优美，意脉贯通，是很成功的再度创作。用赵昌平先生自己在大陆版序言中的定位来说，这咀华百章真正做到了“注释以实其基，广其识;语译以通其脉，顺其气;赏析以博其趣，撷其神”。

为文章篇幅计，仅举一例讨论，李白《行路难》（其一）末两句“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该如何理解，尤其是“济沧海”，是该顺着宗悫乘长风破万里浪的意思理解为大濟苍生呢，还是该理解为功成身退横渡沧海的洒脱？赵昌平先生如是说：

本诗素多歧说，关键在于最后两句如何理解。历代注家多付阙如，唯明人朱谏《李诗选注》卷二云：“世路难行如此，惟当乘长风挂云帆以济沧海，将悠然远去，永与世违。”今人注解则多因“长风破浪”语，而谓末两句是说总有一天，长风破浪远渡沧海，冲破艰难以实现理想。但浮海分明是用《论语·公冶长》篇夫子语，不免扞格难通。其实李白的另一首诗《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中的二句可为此作注，诗云：“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功成拂衣是用战国鲁仲连典，《古风》之十便专咏其事云：“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因此本诗末二句之意是说一旦能如宗悫那样建功立业，便当功成身退，似夫子、鲁仲连一样，乘舟浮海而去。明此，则于全诗当有深一层的理解。

虽曰诗无达诂，但赵先生这段解读可谓发自感悟，出乎识力，达于会通，拓展了理解空间。这咀华百章，无论在普及推广的意义上，还是在专业研究的意义上，都是李诗选注类著作中的上品，值得一字一字读，反反复复读。

新探四题

“新探四题”是赵昌平先生研究李白最重要的系列专论，包括《李白性格及其历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1999）、《李白的“相如情结”——李白新探之二》（1999）、《李白与选体及玉台体》（2004）、《鲁仲连、赵蕤与李白——兼论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2012）四篇文章。四题均为万字以上的长文，末篇更逾二万言。这六万字的系列专论从宏大而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入手，以庄子、孟子、鲁仲连、司马相如、大小谢、赵蕤等对于李白思想人格和诗歌创作具有极其重要和深刻影响的历史人物为切入点，沿波讨源，探幽发微，深入细致地梳理了诸历史人物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内涵与李白之间或隐或显、或微妙或深刻的联系，特别从诗学角度进行了深度研讨，有深刻的洞悉，有犀利的叩问，有独到的解析，有可贵的建构，充分显示了赵先生超越于一般学者的超强的识力，不仅拓展了李白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打开了李白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为李白研究树立了可资借鉴的新方法和新典范。

《李白性格及其歷史文化内涵——李白新探之一》认为，李白虽出入诸子百家，但从来不以某一家的思想为终极的皈依，他不是以兼为“子”的政治家身份的诗人出现，李白永远是李白本身。他以他的气质个性，感应着前人诸多遗产中符合于“自我”的各种因素，然后赋予本身的灵魂。李白这种由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精神、性格，正是我们锲入李白诗的钥匙。李白的这种看似高标独立的执着，其实有着深远的历史文化传统。战国时代的庄、孟共同之处表现于对世俗王权的精神超越。李白取庄之“真人”气质，纳孟之“圣人”气质，将庄子之逸气与孟子之英气完美地抟合为一体，重塑盛唐之世的新的“大人先生”形象，以我为主企望汇纳百川度越古今。反映在李白诗歌创作方面，在气质上最完美地结合了庄逸孟英的李白，其诗风也必然表现出抟合二者的大美：庄子清虚自然的韵度，孟子“沛然不可以御”的气势，在李白诗中混响为明亮与宏大的主旋律。

《李白的“相如情结”——李白新探之二》认为，李白的“相如情结”大体分为崇相如、凌相如、化相如三方面。崇相如，李白之初学重赋而甚于骚，但李白之于赋学又有其自身特点，其规制架构以相如赋为祁向，从而体现了上承六朝赋而向汉代骋辞大赋回归之努力。凌相如，则是以《大鹏赋》《大猎赋》等摹相如而“凌”之的创作实践。“风鹏”理想之中所蕴含的庄之逸气、孟之英气，融铄于李白的气质个性之中而浑然一体，成为一种发挥最充分的“英特越逸”之气，大有“凌相如”之概;这在《大猎赋》中就更成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化相如，则体现为相如情结对李白诗风的影响。相如情结给予李白最根本的影响在于相如及其赋作那种宏丽而张大的气势，这种夸张性的大美，在李白诗歌的架构布局上有充分表现。由古及今、上下四方式的铺陈，成为李白长诗的一种基本格局，如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且李白的诗歌节律尤其是五七言长篇给人的感觉是似层涛滚雷，急骤汹涌而烟云缭绕。从气质上看正是孟子之雄杰英气，与庄子之清虚逸气之抟合;而从句法来看，又可见相如赋的句法特点。

《李白与选体及玉台体》是一篇从诗学角度深入探讨李白诗歌创作习学渐染渊源所自以及熔烁二体自成一家风格体势的重要文章。作者认为，李白习学选体以及玉台体开始其诗歌创作。得名于《玉台新咏》的玉台体，与得名于《文选》的选体，是同一讲究声辞清丽的文学思潮中标举不同宗旨的两种诗体。选体以复变雅正为标格，玉台体则以竞新香艳为归趣。李白习学并融会二体更有所创造。本文更以宏富的篇幅讨论了李白习学选体特别重要的两个方面——由小谢体上窥大谢体和鲍谢兼容。李白在政治上以高卧东山的谢安自比，在诗学上以从小谢体上窥大谢体，正是他人生理想的完美寄托。李白推重小谢，多取其明净一面，但李白张扬的个性侧面又非小谢体所能牢笼，相反，狂傲不拘的大谢正与他这一侧面声气相应。而李白极度崇敬大谢，则经历了学谢与角谢两个阶段。鲍谢兼容之说，主要围绕李白七古创作而展开，赵昌平先生全面地研究李白各体诗，打破了一线单传的思维定式后发现，李白七古气体俊逸似鲍照，其取势布局同时得力于大谢;其长篇选体固溯源谢客，但气体上则以鲍照式的俊逸来消解大谢体原有的时见滞重。鲍谢并为元嘉之雄，李白虽体各有自，但用乎成心，故能兼容二家而各开生面。

《鲁仲连、赵蕤与李白——兼论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以鲁仲连、赵蕤这二位被视为对李白纵横、任侠倾向影响最著的历史人物与李白的关系为矛盾焦点来展开讨论。李白为自己规划的人生道路是以“辩折天口”的才技，成“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以致天下太平的事功，然后功成身退，避世江海。这里纵横家式的辩才只是“伎业”，赵蕤所主张管晏式的霸业是鹄的，鲁连式的功成却赏逃隐海上是归宿，而这一切的纲领则在于孟子所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联结这精神内核与行为方式的纽结点，则是鲁连直至赵蕤的那种另类的儒识与儒行，或可称之为“达儒”或者“侠儒”。无论李白如何地习纵横、师剑侠，还是受道篆、说空王，然而与自己兼济独善的处世原则相应，儒家的国家意识，仍是诗仙李白的从不逾越的人生原则。李白师赵蕤，溯鲁连，是有案可稽的事实。然而历来对鲁、赵于李白的影响可说是高估了，也可说是低估了。仅就纵横之习、任侠之气论其影响，是高估了;然而从历史文脉的传承而言，却是低估了。

新探四题固然是赵昌平先生研究李白的系列专论，但其识力又不局限于李白研究本身，其研究视野之弘阔、研究角度之独特、研究深度之透辟，很明显是基于赵昌平先生会通唐诗研究、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大背景的，而且由李白研究本身引发而出的逸益之论，又对当下学界的唐诗研究、古代诗学研究和历史文化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限于篇幅，兹以二例略作说明。

《李白与选体及玉台体》由李白的个案论及整个初盛唐诗歌的发展历程。唐初到开元前期，南北诗风的结合是与朝野诗风的交融相互渗透的，而恢复风骚、汉魏精神，其实又是与对六朝诗的复变相统一的。这碰撞交融，又是与选体与玉台体的消长与转化密切相关的：新朝上下总体上的进取精神与选学的日益隆盛，使得选体终于一改陈隋之际的弱势，而从初唐起就开始凌胜于玉台体。不仅如《玉台新咏》般的艳体诗集失去了堂而皇之产生的可能，而且艳体的创作也转而选化。而由初盛之交始，变小谢（齐梁）崇尚为由小谢体上窥谢鲍（元嘉），也继之发生。所谓标举风骚、建安，在选学极盛的态势下，是由选体与玉台体上述复变过程首先体现并进而上探的。由选体殿军永明体演变而来的律体，也因此终于在保留其诗体特点及技法累积的同时，扭转了唐初宫廷主要用于应酬、宴游而过于注重声辞的偏向，从而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与浑成秀朗的品格。殷璠说：“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兼备也。”反过来看，至开元前期，诗坛仍处于上述由初入盛的转型时期。这一端由李白习学选体与玉台体而引发的对于初盛唐诗歌发展变化的思考，与赵昌平先生唐诗发展宏观研究的若干重要论文如《从初、盛唐七古的演进看唐诗发展的内在规律》（1986）、《唐诗演进规律性刍议——“线点面综合效应开放性演进”构想》（1987）、《开元十五年前后——论盛唐诗的形成与分期》（1990）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内在的呼应。

《鲁仲连、赵蕤与李白——兼论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在余论中谈及了重要的古代诗学命题——“成心”说。古典文学界数十年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文学之外部因素是如何转化为文本内涵的，其答案不宜从各种西方文论中探索，而恰恰是以本土的践行的文学创作历史为出发点的本土文论——“成心”说，其实早就在无意中回答了这一问题。刘勰《文心雕龙·体性》倡“成心”说，即作者之才、气（先天禀赋）与学、习（后天习染）凝铄而成的，能感能知的，情性化（个性化）的心体，所谓凝铄，多为“化学反应”，而非“物理反应”。创作前后，作者一旦心应物召，某种潜识便通过潜能而得到情境化的表现，发兴时的物我对待便转化为成心大匠运斤般的个性化的意辞对待，并以一定文体为承载，形成“外文绮交，内义脉注”的意象群的连缀，这也就是中国文学的文本。成心及其临景结构，便是这转化的中介。“成心”说启示我们，应相对接近地把握多种文化元素在作者成心中的个性化的综合反应，而精神气质与行为方式及其即时的心理状态正是这种个性化综合反应的首先的因内及外的表现。因此文学之文化研究，应该由作品所反映的作者践行中所表现的精神、行为、心理倾向来探讨他对文化因素，包括文学因素的接受情况、综合状态。

赵昌平先生先后发表过论文《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1992）、《史料·视角·方法——关于二十世纪唐代文学研究的对话》（与董乃斌、陈尚君合作）（1998）、《“意匠”说与中国诗学“形式”批评的特点——兼论〈文赋〉、〈文心雕龙〉下篇的义脉》（2002）、《回归文章学——兼谈〈文心雕龙〉的文章学架构》（2003）、《中古诗学——文章学的思辨形态和理论架构——从〈文心雕龙〉到〈诗式〉》（2012），这些论文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以中外对比、古今对比为切入视角，以个案细读、学理深究、异同辨证等方法，细绎包括唐诗在内的古代诗学发展的深层脉络，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化解了诸家诗学主张的“矛盾”表象，立足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创作、传播和研究实践，总结出若干重要的结论，《鲁仲连、赵蕤与李白——兼论古代文化史、文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的这段讨论，无疑是对作者自己数十年来从事古代诗学研究的系列文章观点尤其是“成心说”的识力见地的总括性提炼与回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赵昌平先生在上文的结尾，对于当下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提出了足以振聋发聩的见解：人们已习惯了由思想文化史到文学史的研究思路;然而可否也换一种思路，多考虑一下以文学史料助成文化史研究。文学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参与中国文化的解构与建构，因此相应的文学史材料将以其生动丰富的形态，成为文化史、思想史研究的助益甚至成为足以改变固有认识的催化剂。有心的思想文化史研究者，如能更多重视文学中的思想材料，尤其是活的以人的精神、践行为载体的思想材料，相信必能有所创获。

正是这种深刻通透的识力，不仅为风标独举的咀华百章奠定了无可取代的坚实基础，而且为别具一格的李白诗传灌注了不可或缺的诗学精髓。

诗传一篇

上述“咀华百章”和“新探四题”以侧重微观的感悟解读和发乎识力的宏观研究相辉映，“咀华百章”中时时隐现专论四题的重要观点和思路，“新探四题”中更不乏解读百章式的案例支撑，而隐藏其间的则是打破研究界限、会通学科特质的李白“诗传”。在学界诸多的李白传中，赵昌平先生未曾刻意宣扬的这部“诗传”独树一帜。赵先生撰《李白诗选评》一书，在选篇的编排上，除了个别难以系年的作品外，大多数作品以编年方式被分为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的前言则相应地介绍李白一段人生经历及诗歌创作情况，这六段前言合起来就是一部小型的李白诗传。这个李白诗传，至少具有以下三方面的价值或意义。

一、 在李白生平经历及诗歌编年问题上，赵昌平先生在充分尊重李白研究界前贤时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汇通各家，辩证比勘，参以个人思考，得出结论。历代注本外，赵昌平先生尤其重视朱金城、詹锳、郁贤皓、安旗等学者在笺注、系年、年谱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又不乏自己的考证与识见。因此，“史传”的价值不容忽视。

二、 在这部小型李白诗传的结撰方面，赵昌平先生明确地采取了诗学和诗史角度。所谓诗学，是就“李白诗是怎样炼成的”而言的，在叙述李白生平过程中，诗传不惜笔墨，充分讨论李白诗歌渊源所自、变化发展、特征风格与独步优势，理论思辨的意味比较浓;所谓诗史，是指赵昌平先生把李白一生的诗歌创作变化发展与成就放置在唐诗史的背景中讨论，尤其是将李白与王维、杜甫比照，界定其诗史意义。所以，“诗论”的意义非常重大。

三、 这部诗传虽然简括，但凝结了赵昌平先生李白研究的主要观点和看法，会通、串连起了咀华百章和新探四题所依赖的基础材料和基本认识，堪称咀华百章和新探四题的“导航APP”。因此，“指南”的作用不可或缺。

赵先生这部李白诗传的语言几乎达到了言之所及触处成春、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纯熟自由，读来快意当前！如论及李白那个时代的科举，赵先生说那些获得了入仕进身初阶者，从芝麻绿豆的县尉、校书郎之类做起，循资格熬到白首，也不过是一袭青襟蓝衫。“能这样爬楼梯般慢慢熬的，大多是安分守己者，安分守己就缺乏诗人气质”，看到这里，同道者一定发出会心之笑。而总结李白的二入长安结局时，赵先生感叹：

我們仍应为李白的大不幸而大庆幸。如果他乖乖地做好他的文学待诏，那末他兴许会“编外转正”成为儒雅的真正的翰林学士，甚至地位更高。这样《全唐诗》中会多几首漂亮的宫中行乐体词，《全唐文》中也会多几篇手笔不凡的策命典诰;然而中国诗史引为骄傲的布衣诗人天才李白则肯定不会出现;而这样的李白对唐人诗坛狂飙急浪般的冲击与影响也必会逊色不少。可以说李白二入长安是以丢官救赎了作为诗人的自身，也救赎了整个唐代诗史。

这“飘然思不群”的辩证认识，这“黄河落天走东海”的摇曳表达，以及贯注其中的活泼气息，皆可谓赵昌平先生研究李白进入会通之化境的自然流露。

“咀华百章”从作品的角度解读李白，侧重感悟;“新探四题”从理论的角度探究李白，侧重识力;“诗传一篇”从史传的角度展示李白，侧重会通;三足鼎立，各有侧重，又水乳交融，浑然一体。赵昌平先生以其感悟、识力、会通的学养工夫为李白研究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