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商是可以教的吗？

詹妮弗·卡恩

春天里的一天，詹姆斯·韦德（James Wade）盘坐在地毯上，呼吁一群幼儿班学生遵守上课秩序。身材瘦长，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韦德，散发着一种文雅的魅力，不温不火的态度与他的幼儿园教师身份非常契合。每当一个小孩执行完一项任务，比如课间休息结束后关上教室门，他总不忘记用他温和的德克萨斯口音，拖长声调轻声说：“谢谢你，小甜豆。”

在孩子们围坐成一圈后，韦德要求这些5岁大的孩童回想一件发生在家里或学校，你想说给大家听的烦恼事。他用循循善诱的语言重复了两次邀请。终于，一个穿着白衬衫和蓝色开衫，脸蛋圆圆的小男孩举起了手。他的眼里闪烁着泪水，低声说：“我妈妈不喜欢我。”他说，原因是他经常玩妈妈的iPhone手机。“她每天都大喊大叫不许我玩儿。”他补充说。听起来挺可怜的。

韦德稍作停顿，好让其他孩子体会这种境遇，然后问全班学生：“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对着你们吼叫过？”一半孩子举起来了手，韦德鼓励性地点了点头。“也许我们可以帮忙哦。”他转向一位穿着粉红色T恤的小女孩，问她被父母吼叫时的感受。

“难过。”小女孩低下头说。

“你做了什么？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说：‘妈妈，我不喜欢听见你对我尖叫。”

韦德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环视房间。“你们有什么想法？她这样说听起来好不好呢？”孩子们使劲地点头，韦德拍了一下手：“好的，让我们练习一下。我来扮演你的妈妈。”他迅速走向圆圈中心，给了那个差点哭鼻子，名叫里德霍姆的男孩一个小玩具熊来代替iPhone手机，随即用一种滑稽可笑的腔调大声呵斥他。“啦啦啦啦！”韦德耸立在那里，大声叫喊，笨拙地模仿那种为人父母的无奈感。“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里德霍姆？里德霍姆，为什么？”四周的其他孩子乐得来回摇晃。还有一两个孩子有些按捺不住，开始向里德霍姆的方向爬行，仿佛要加入一场游戏似的。

依然泪眼婆娑的里德霍姆开始咯咯地笑。韦德突然举起一根手指。“请注意，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件事情。里德霍姆可以做些什么？”里德霍姆自己先回想了片刻，然后坐直了身子。“妈妈，我不喜欢你对着我尖叫的样子。”他坚定地宣布。

“好。”韦德说，“也许你的妈妈会说：‘对不起，里德霍姆。我有事要赶紧出门，刚刚有点着急上火。对不起。”

里德霍姆郑重地接受了道歉，然后带着灿烂的笑容与韦德握了一下手。

在韦德所在的加州奥克兰加菲尔德小学（Garfield Elementary），全校老师都在应用这种隶属于社交情绪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战略的方式，这种理论认为情绪技能是决定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

“基于数十项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情绪可以增强或妨碍你的学习能力，”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资深心理学家马克·布兰克特（Marc Brackett）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这样说道。“情绪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如果你为某件事情担忧或者激动，你上课时怎么可能会专心听讲呢？”

近年来，曾经偏居一隅、无人问津的SEL突然成为教育理论界的显学，部分原因在于各界对于校园暴力、欺凌事件和青少年自杀现象的深切忧虑。但各类预防方案往往关注单一问题，而社交情绪学习则拥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灌输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智力，以帮助孩子调节自己的情绪。

布兰克特指出，对于孩子们来说，学校是一口情感熔炉——从孤寂聊赖到欣喜若狂，纷至沓来的学习和社交挑战可以催生诸多情绪。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向来认为，一个小孩应对这种压力的能力要么是与生俱来的——它可以看成是性情问题，要么是“一路走来”，经由杂乱无章的日常互动锤炼而习得。但布兰克特认为，在实践中，很多孩子从来没有锤炼出这些关键技能。“这就像是说，一个孩子不需要学英语的原因是，她经常在家里用英语与父母交谈。”布兰克特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道，“情绪技能亦是如此。一位老师说：‘冷静下来！但试问，当你正感到焦虑时，你究竟该如何平静下来？你在哪里学过管理这些情绪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现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学校。过去十年来，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教育乌托邦基金会（Edutopia）一直在竭力游说，希望学校传授社交和情绪技能；伊利诺伊州在200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得“社交和情绪学习”成为该州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数千所学校正在使用几十种已被学术、社交和情绪学习协作中心（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一家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机构）认可为“基于证据的课程”，布兰克特开发的教学大纲也位列其中。现如今，全美各地城市正在运行数以万计的情绪素养培训项目。

孩子需要学会管理自身情绪以实现其潜能这一理论，肇始于两位心理学教授的研究，他们是新罕布什尔州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约翰·梅尔（John Mayer）和耶鲁大学的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在20世纪80年代，梅尔和沙洛维对情绪如何传达信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在概述一套确定这种“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技能时，沙洛维意识到，它可能比他起初的猜测更有影响力，从解决问题到工作满意度，情商影响一切事情：“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具有预测性。”

随后几年，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相较于标准的学术水平测试，所谓的非认知技能——自制、坚韧和自我认知等品质——实际上可以更好地预测一个人的人生轨迹。2011年一项研究使用了1.7万名英国婴儿 50年成长历程中获取的数据，结果发现，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未来的成功密切相关。类似的研究也发现，拥有这些技能的孩子不仅更有可能做好本职工作，而且拥有更长久的婚姻，更少遭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一些证据甚至显示，这些孩子的身体也更加健康。

这个消息令人吃惊。“每个人过去都说，基于一个孩子的学业成绩，我们可以预测其成年后的就业和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事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家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回忆道，“但事实证明，就预测就业和健康结果而言，学业成绩的准确性其实还不如这些其他因素。”

换言之，如果社交情绪学习得以成功，它就可以催生一系列远远超过考试成绩提高的收益。这种前景让一些研究人员欣喜若狂。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罗格斯社交情绪学习实验室（Rutgers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Lab）主任莫里斯·埃利亚斯（Maurice Elias）将情绪素养誉为美国教育中“缺失的一块”。

但找到衡量情绪意识（更遑论其影响）的方式，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此外，目前也不清楚的是，SEL课程是否能够带来开发者渴望的那种深刻而持久的改变。教育改革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失败：一些在研究报告中取得成功，看似前程似锦的方案，却在现实世界中遭受重创，蹒跚而行。这种现象数不胜数，研究人员甚至为它起了一个专有名词：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件事物（比如一所学校），就足以推动其业绩暂时上扬。

SEL的评估问题因各种各样的“亲社交”课程，以及它们最终在课堂上的应用方式而变得更加复杂。一些课程，包括最受欢迎的“第二步”（Second Step），在很大程度上是照本宣科：老师收到一套适合所教年级学生，包含详细教案、练习和相关视频的“工具包”。其他课程则采用更加自由的形式，它们更接近于大学的哲学研讨会，而不是初中的公民课，比如“面对历史和我们自己”——孩子们首先阅读一位纳粹上校和一名法国抵抗运动成员的虚构信函，然后就个人伦理展开辩论。“在一些人看来，‘意念进食（Mindful Eating）也是社交情绪学习。”布兰克特对我说，“真是乱作一团！人人都想赶时髦。”

从事情商咨询和培训工作的心理学家大卫·卡鲁索（David Caruso）认为，当下的社交情绪学习热“大有前途”，但他担心，这个领域的发展有些超前了。“一些人希望立即将它写进共同核心课标。”卡鲁索对我说：“但在将其制度化之前，我们最好首先确定，社交情绪学习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位于萨克拉门托市低收入地区的里阿塔塔弗洛伊德小学（Leataata Floyd Elementary）几乎不存在帮派或枪支问题，但很长时间以来，这所学校一直运转不良。直至最近，该校员工的年流失率依然超过20%，学生考试成绩常常排在加州倒数几位。在现任校长比利·阿德尼特（Billy Aydlett）于2010年受聘之前的5年中，这所学校先后更换了6位校长。

履新后不久，阿德尼特创建了一项旨在提高该校学业成绩的详尽计划。他招募了一批享有盛誉的老师，并雄心勃勃地开发了一套内容丰富、令人振奋的新课程。然而，新学年开始后，大家清楚地看到，这项新战略遭受重创。“第一个月还没结束，我们就意识到我们此前的计划搞错了对象。”我参观这所学校时，阿德尼特回忆称，“我们发现，这些孩子的学业根本不可能取得进步，除非老师帮助他们解决社交和情绪问题。”

在学区的支持下，阿德尼特参加了社交情绪学习培训。对于不善社交，承认自己“讨厌”日常人际交往的阿德尼特来说，这类项目似乎是一种不可能的选择。但自从阿德尼特开展情绪素养工作以来，他对人际交往产生了更深的认识，甚至把跟太太一起度假摆放在了优先位置——这是他过去根本不屑于做的事情（“我过去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的意义。”他承认，“但我现在终于领悟到它的重要性”）。在我访问这所小学的那天早上，他站在校门口以举手击掌的方式欢迎小朋友，随后引领我进入二年级老师珍妮弗·加西亚 （Jennifer Garcia）的课堂。

在阿德尼特和我的注视下，加西亚穿行在学生之间，用非语言提示安排一个练习，她要求孩子们想象他们感到悲伤、愤怒或沮丧的时刻，然后把这些表情和姿态“凝固”起来。这些小孩随即用夸张的姿态表达悲哀之情，加西亚赞扬了一些小细节：一个耷拉着的脑袋，一副忧愁的表情。随后，她转向全班学生，竖起拇指说：“这是大脑的思维部分。”接着，加西亚指向她的手指：“这是大脑的感觉部分。”她把拇指折入手掌中心，并合上了其他手指。“当我们出现强烈的情绪时，大脑的思维部分并非总能够控制它们。”加西亚一边摆动着她的拳头，一边解释道，“在这些时刻，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当她计数到5时，孩子们喊出了答案，“自我对话”，“龙的呼吸”（一种深呼吸运动），等等，加西亚点了点头。

诸如此类的策略看起来或许很简单，但研究人员认为，它们可以产生深远影响。社交情绪课程“促进替代思维策略”（Promoting Alternative Thinking Strategies，简称Paths）的开发者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在接受我采访时指出，反复练习这些技能意味着它们会逐渐成为一种习惯。“在这些时刻，终止负面情绪，并冷静下来是最基础的能力。”

那天晚些时候，我还旁听了四年级学生围坐在地毯上举行的一节班会。在这节班会上，学生们发挥集体才智，设法解决一个个人际冲突问题——我也从中清楚地看到了这类技能的价值所在。一个穿着红衬衫、名叫安东尼的小男孩首先讲述了他在一次练习课上哭泣，并被其他同学嘲笑的经历。当被问及他认为其他小孩的咯咯笑声是出于恶意，还是仅仅因为他们感到不自在时，安东尼停顿一下。“我觉得，一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笑起来了。”他最终承认——虽然他也坚持认为，有几个小孩的确是在嘲笑他。“我当时真的很伤心。”他补充说。

虽然安东尼仍然伤心难过，但他承认，并非所有孩子都在嘲笑他，一些同学可能只是紧张兮兮地笑了起来。一个9岁孩童竟然具有如此细致入微的洞察力，这不由得让人赞叹。在成人世界里，诸如此类的重新评估被称为“重构”（reframing）——这种极其宝贵的技能影响着我们解释事件，处理其情绪内涵的方式。你是否将熟人不经意的一句话理解为一种批评，然后反复回想而不能自拔？或者，重新思考之后，你认为那并非是有意的？

我们能否非常容易地获取重构的能力，与我们的个性和成长历程息息相关。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神经学家理查德·戴维森 （Richard Davidson）指出，一个孩子可能因一起事件连续数日或数周紧张不已，不知所措，另一个小孩或许没过几个小时就恢复了（神经质的人往往恢复得更加缓慢）。至少在理论上，社交情绪培训能够建立神经通道，进而使得孩子不那么容易陷入焦虑，更快地从不愉快的经历中恢复过来。一项研究发现，学龄前儿童哪怕仅仅接受了一年的社交情绪学习，在培训结束两年后，他们的表现依然在持续改善；相较于没有参加过培训的孩子，他们的攻击性大大减弱，其内在的焦虑和压力也更少一些。

此外，社交情绪学习或许能够让孩子变得更加聪明。戴维森指出，由于社交情绪培训开发了前额叶皮层，它也有助于加强一些对于学习非常重要的技能，比如冲动控制、抽象推理、长远规划和工作记忆。虽然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种影响有多么重要，但2011年的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就标准化学业成绩测验而言，接受过社交情绪指导的K-12学生（即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的平均得分高出11个百分点。一项类似的研究发现，这些学生的暴力或犯罪行为减少了近20%。

阿塔塔弗洛伊德小学的老师报告称，他们看到了类似结果。一位老师回忆称，在开展社交情绪学习之前，学校几乎陷于失控——上课时，孩子们经常乱扔食物，有的甚至气呼呼地掀翻课桌。现在，“他们或许依然会乱发脾气，但他们开始承担责任。这是一个新现象：他们过去总是指责别人。对于这些孩子来说，承担起责任的确是一个巨大进步。”她说。

在19世纪后期，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开始反对小学单纯地开展职业教育。他坚称，学校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简单地向孩子传授一门技艺，而是培养他们形成更深层次的思维习惯，包括“可塑性”（吸收新信息并被其改变的能力）和相互依靠（与他人合作的能力）。

社交情绪学习进一步发展了杜威的理论，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所有情绪——不仅仅是正面情绪——皆有用武之地。有研究表明，略微伤感的人更擅长分析或编辑书面文件（他们更加专注于细节），微怒的人则能够更好地辨别出无力和强大的论证。此外，社交情绪学习课程的意图，并不是为了消除情绪，而是为了引导情绪：于激流处冲浪，而不是被激流淹没。这可能是很难做到的。当我们感到愤怒时，我们通常就会表现得很愤怒——即使这样做导致情势变得更糟。我们往往任由情绪摆布，而这正是情绪的本质所在。“当你感到不高兴的时候，你会如何处理这种情绪呢？”研究过大量社交情绪课程的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斯蒂芬妮·琼斯（Stephanie Jones）问道，“你的默认模式是一种愤怒或防御性反应，还是倾向于寻求更多的信息？”

社交情绪学习课程往往依赖常规心理治疗策略，比如与某种情绪保持距离的能力，或卸下埋藏于心间的深厚情感负累的能力。但在一个孩子身上培育这些技能，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琼斯指出，要让孩子领会同理心，她首先需要理解自己的情绪：树立何为悲伤、愤怒或失望的意识，知晓它的强度、持续时间和原因。唯有让孩子首先具备这种意识，你才能培养下一个层面的能力：基于你自身在一种情境下的感受，凭直觉感知另一个人在类似情境下的情绪反应。

在谈到如何使社交情绪学习产生效果时，琼斯表示，确定哪些技能可以在哪个年龄段建设性地传授给孩子，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但到目前为止，很少有研究明确指出哪些技能实际上是通过社交情绪学习获得的，包含那种严谨的对照试验、证明掌握一种特定技能将在远期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如果技能不是以一种正在进行的方式培育，那或许是因为这些技能已经丧失了。”琼斯说。

卡鲁索指出，就算只有极少数设计不当的项目，也可能导致刚刚对社交情绪课程产生热情的教育工作者摒弃这一学习领域。有批评者已经指责称，社交情绪课程是一种“光照疗法”，纯粹是在浪费宝贵的上课时间。2010年，美国教育部（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就7个不同的SEL课程发布评估报告，结果显示，孩子们的学业成绩并未增长，其行为问题也没有改善。SEL的支持者批评了这项研究的方法，并指出，即使一些被用来比较的学校没有使用一个正式课程，研究人员也不能确定这些学校没有使用SEL技术。尽管如此，为了表明SEL的有效性，卡鲁索认为这些课程必须效仿新药物的测试方法：通过一种随机试验，把短期的安慰剂效应与持久的改善区别开来。如果没有这类证据，社交情绪学习可能会重蹈自尊运动的覆辙。曾在上世纪80年代盛行一时，命运多戕的自尊运动鼓励学童如念咒语一般，重复诸如“我很特别”和“我很美丽”这类口号。它当时被视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巅峰。最终，在人们发现这项运动跟越来越多的孩子出现自恋倾向有关系后，它基本上就被抛弃了。

“这是一个庞杂的领域，充满了这样那样的承诺，但数据寥寥无几。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在朝着一堵墙扔东西，想看看哪些东西能够被粘住。”卡鲁索如是评价SEL。

“第二步”是“最具粘性的”社交情绪学习课程之一，这门可谓即插即用的课程为教师提供适合特定年级的情绪技能课。据该课程提供者，非营利组织儿童委员会（Committee for Children）执行董事琼·科尔·达菲尔（Joan Cole Duffell）介绍，开发于1986年的“第二步”原本是一个暴力预防项目，目前被美国和加拿大约2.5 万所学校采用。

在芝加哥艾拉弗拉格杨格学校（Ella Flagg Young School），我旁听了一节六年级的“第二步”课，授课老师是已在该校工作了9年的娜塔莎·里特尔·布朗（Latasha Little Brown），一位热诚的“社交情绪学习协调人”。那天，里特尔·布朗首先播放了一段以好朋友莉迪亚和玛丽亚为主角的 “第二步”视频。在这段故事中，玛丽亚的阿姨送给她一条新项链，串珠是用纸做的，非常漂亮。莉迪亚也很喜欢，所以玛丽亚就借给了她。但就在莉迪亚参加完聚会，正在回家的时候，一场大雨不期而至，这条项链就这样被毁了。莉迪亚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教师用书中，这段练习的目标是让学生写出包括赔偿在内的道歉步骤（第一步：“玛丽亚，我拿了你的项链，但没有妥善保管，我错了。”第二步：主动提出购买一个新项链）。里特尔·布朗引导学生朝这个方向思考，直到一个男孩 ——在上课期间，这个胖乎乎的孩子一直穿着外套，背着背包——终于非常沮丧地举起了手。莉迪亚并非粗心大意，他指出：她只不过是在步行回家的时候被一场雷雨淋湿了。项链被毁的罪过怎么能算在她的头上呢？

各种争辩接踵而至。一个女孩坚称，莉迪亚本可以把项链放在口袋里，或者揉成团捏在手中，这番话引来另一位学生争辩道，在倾盆大雨中只是用手紧握着，根本就保护不了项链。与此同时，“背包男孩”依然在解析朋友之责的细节。他想知道，要是你正在走路时有人给你倒一桶水，这是你的错吗？假使有人拦路抢劫，或者用枪威胁你，那又算谁的错？

里特尔·布朗任由辩论持续了几分钟，然后干净利落地转向这节课的正式要点：一旦一件东西在你手中，你就应对它负责。最终，每个小组在一块宣传板上写下了赔偿步骤。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时刻。虽然里特尔·布朗恪尽职守，思虑周到，但这节课依然感觉更像是一次关于社交责任的机械式练习，而不是细致入微地探索一个复杂的问题。很难想象这种解决方式会让“背包男孩”感到满意——他是少数几位似乎渴望解决这些涉及正义的棘手问题的学生之一。

后来，我向马克·布兰克特提起了这件事。像许多研究者一样，布兰克特担心诸如“第二步”之类的课程将进一步蔓延，部分原因是它们可能过于公式化。他还担心这些课程或将成为社交情绪学习领域的安慰剂，让行政官员觉得他们似乎正在致力于改进一所陷于困境的学校，而实际上他们任何事情都没做。“当学校管理者想给州当局显示他们认同政府的反校园欺凌计划，或其他什么计划时，他们就购买这些工具包。”他说，“但随后，这些工具箱就被束之高阁。”（说句公道话，布兰克特的课程也是“第二步”的竞争者之一。达菲尔说：“第二步致力于高质量的实施过程。”现在还设置了一个监控教师使用方式的在线系统。）

布兰克特和大卫·卡鲁索等人创建的“标尺”（Ruler）课程更加密集。有兴趣尝试“标尺”的学校必须签署一项为期3年、涉及定期培训的承诺，其中包括为期4天、由布兰克特主持的“情商之锚”研讨会（Anchor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参与者每人需支付1800美元。尽管布兰克特强调称，“标尺”被收入区间大小不等的各类学校采用，但该课程的成本明显高于“第二步”，尤其是把教师和其他人员的培训费用考虑进去之后。（目前仅有约500所学校使用这种课程。）

在“标尺”的宇宙观中，社交情绪课并不限于每周一节，甚至不限于一天一节。恰恰相反，从英语、数学到音乐、体育，开发者期望这种观察时刻遍及每一节课。布兰克特强调称：“情绪技能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够锤炼出来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掌握这些技能需要经历大量的实践。”

从幼儿园开始，学生每天首先要在“情绪仪表”（Mood Meter）上确定自己的位置。这种计量仪由四个彩色方块组成，意指情绪体验的四个象限——蓝色代表不舒服，黄色代表幸福，红色代表愤怒，绿色代表平静。其目标是培养孩子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我们绝对不会说：‘最好的办法是做三个深呼吸。”布兰克特对我说，“对于一些人来说，做深呼吸很有效果。但当我做深呼吸的时候，我只是想着如何才能拧断你的脖子。”

布兰克特告诉我，在孩提时代，他遭受过“令人恐惧的”欺凌——他认为“标尺”可以预防这类经历。被耶鲁大学聘用后不久，他返回母校，希望说服校方实施这个项目。“我说：‘我打算赠送一个通常需要耗资10万美元的礼物。”——“标尺”课程包括所有培训在内的总开支——“他们说：‘哦，不用了，我们已经有了一位传播情商技巧的演讲者了。”

布拉克特说，许多教育工作者即使现在也没有领悟到情绪意识的重要性。他坚称，要想让“标尺”发挥作用，这些工具就不仅需要得到学生的应用，还需要被老师和学校管理者采纳。“他们必须得在校园四处走走，并且说：‘嘿，你在情绪仪表上处于啥位置？我目前在黄色区。我感到非常兴奋，你怎么样？或者说，‘哥们，我刚刚经历了一个非常难熬的早晨。我必须得好好提升一下心态，因为那个家长太疯狂了，我真的必须调节我的情绪。”

一些人或许会认为布拉克特的方式有些矫枉过正，但越来越多的社交情绪学习课程现在为教师提供单独的培训。“这就像那句古老的乘飞机格言。”马克·格林伯格告诉我，“在你给孩子戴上面罩之前，先给你自己戴上。你首先得自助。”格林伯格指出，一位好老师能够改变学生的学习和行为方式，营造积极参与、有爱心、有礼貌的氛围。从理论上讲，SEL培训可以帮助更多教师发展这些技能。“教育研究的一个常数向来是这些好老师的力量。一直不太清楚的是，你是如何贮藏它的。”格林伯格如是说道。

在伯克利以北几英里的高山上，坐落着一所名为“山脊景色”（Prospect Sierra）的私立小学，该校也采用了“标尺”课程。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地方，彰显财富的配套设施随处可见：通风的教室配备了许多iMac电脑；站在宽阔的运动场上，美丽的旧金山湾尽收眼底，一览无遗。

当我穿过教室的走廊时，看到一幅幅以同理心为主题的海报（“我说我的感受，并且带着同理心倾听其他人”），上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仪表，其中一年级学生的作品不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震惊不已。在 “充满活力”、“平静”和“好奇”旁边，仪表上还列举了“忙乱”、“孤独”、“郁闷”、“受排挤”和“无趣”等词汇。

体育课上，孩子们做一种夺旗游戏——各队尝试着在没有被“点出局”的情况下取回彩色旗帜。身形瘦削、金发碧眼的杰奎琳·伯恩·布雷桑（Jacqueline Byrne Bressan）老师首先让学生坐成一圈，讨论上一场游戏的问题，以及这次怎样做才能防止它们再次出现。一个长着柔滑的棕色头发，看起来像是某位英国足球明星的男孩举手发言称，“有些人”不愿意做“剪刀石头布”——这是该校解决某位参赛者是否被点出局这一争端的习惯作法。布雷桑问这个男孩如何应对这种情况，他随即坐了起来，认真地说道：“我告诉他们这样做不公平，然后就任由它去了。”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一个穿红衬衫、白耐克鞋，看起来非常健壮的金发男孩显然被一个棕发小女孩点到了，但他依然继续往前跑。“你被点出局了！”女孩大喊道。另一个男孩遥相呼应：“你被点出局了！”金发男孩大声回答说：“不，我没有！”他瞥了一眼布雷桑，放慢速度，走了一会——随后偷偷摸摸地在场地周围溜达，并伺机潜回游戏之中。

看到这一幕，布雷桑淡淡一笑。她观察到，这个健壮的男孩是“真正难以掌握”诸如公平和问责这类社交情绪概念的孩子之一。但她还表示，她觉得这个孩子正在逐步改善。“他过去根本就不屑于做剪刀石头布。”她说，“或者撒谎说他做了。现在他或许会拖延片刻，但通常都会做。”

布雷桑告诉我，尽管很难判断“剪刀石头布”是否正在帮助学生进一步领悟关于公平性和如何解决问题，但它显著地削减了她必须亲自出面解决的争端数量，也让她更容易确定哪些孩子需要在社交方面获得更多帮助。她也表示，这种方式给予了其他学生问责另一名参赛者的道德权威。

似乎是这样。虽然这种游戏不缺乏小学校园中常见的戏剧性场面（在一个时点上，一个女孩开始哭泣，因为有个男孩吹嘘称自己要比这个女孩快“一百万英里”），但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孩子都在迅速进步。一个金发小女孩被推倒了，弄得白色新牛仔裤的膝盖处染上了一片青草污渍，流着眼泪的她绕着场地走了一圈，在赛后总结时才谈起了这件事。她说：“我们说过做游戏时不要用力推搡，但这样的事情仍然在发生。”令人惊讶的是，她听起来非常自信。

当我向布雷桑提到这一点时，她点了点头。“我认为，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只要能够说出问题，一起讨论问题，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她说。

在随后的交谈中，布雷桑告诉我，她此前在纽约内城区一所学校工作，那些学生的行为举止完全是另一番模样。她回忆说，有个孩子的肚子挨了一拳后，甚至没有去找老师。相比之下，目前很难了解山脊景色小学的孩子将如何应对“真实的世界”。但她补充说：“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也是马克·布兰克特经常思考的问题。他设想，在情绪意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孩子，将在发展合宜的时候，以有意采用的建设性方式接受新见解。

“我觉得，如果你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这种指导，那么在20年后，这个世界就将变成另一番模样。”他说。

（责任编辑 甘 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