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女性词坛创作初探

黄育阳

明清女性词坛创作初探

黄育阳

［提要］明末至清朝的词坛，出现了继宋词之后的又一繁荣时期，这一时期的女性文人与之前历朝历代相比更是繁盛，特别是女性词人这一特殊的群体，在整个妇女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本文就从现有女性词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出发，从明清女性词创作特征的多样、创作主体的特征和繁荣的原因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词进行初步的探索。

明清；女性词；创作特征；创作主体

自古以来女性作为文坛上的创作者，虽从《诗经》中的许穆夫人开始几乎历朝历代都会出现，但直至明代以前，女性作家的数量并不多。从明朝中后期起，特别是明万历十八年之后，女性文坛逐渐发展，女性作家开始大量出现，至清代之后女性文坛更呈繁荣。特别是词坛，大量闺阁词人涌现，名家名作层出不穷。据《全明词》和《全明词补编》收录情况来看，其中共有369名女性词人的2115首词。光绪二十二年安徽南陵人徐乃昌所辑刊的《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中收录闺秀词10集100家，后来又在宣统元年编成《闺秀词钞》16卷、补遗1卷、续补遗4卷，补收了大量存作不多但词艺甚高的作者作品，共计521家1591首词。

一、明清女性词的创作特征

（一）创作题材的突破

纵观明朝末年之前的女性词坛，女性词的传统题材不外乎是伤春悲秋、离愁别恨、相思怀人和自然景物，这些已经不能满足那个封建制度走向末路的朝代和妇女们的书写视野，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她们对词的创作题材也因时代的变迁和思想的衍变而愈加丰富。

1.国愁家恨题材

明朝末年到清朝以及清末这两个特殊的年代，喧嚣的战火让深闺中的女子为躲避战乱，仓皇逃离家乡四处奔波，或在改朝换代后重归故里，物是人非，使她们不再只是沉浸在自我小圈子的“愁”中，情感空间存放的不仅有爱情、亲情和友谊，还有一份爱国之情。因此，抒发对国家、对民族愁绪和伤痛的国愁家恨题材也开始更多地出现在女性词人的作品中。尽管在宋代也有李清照等女词人有过这类作品，但数量，内容的深度、厚度却远不及明清女性之作。在明末至清代以及清末这个词作繁荣、时代特殊的时期，女性词人笔下佳作不断。

每当提及在整个女性词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这一题材，有一位女性词人是不得不提的，即被陈维崧评为“盖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徐灿出生于明朝末年，朝代的更迭不但使她身罹故国沦亡，而且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为弘文馆大学士，更让她经受着故国不在，丈夫又让她心灵上倍感屈辱的双重痛苦。于是那些心中的不满与痛楚都化作了她的创作源泉，例如她在《踏莎行·初春》中所作的“芳草才芽，梨花未雨，春魂已作天涯絮。晶帘宛转为谁垂，金衣飞上樱桃树。故国茫茫，扁舟何许，夕阳一片江流去。碧云犹叠旧河山，月痕休到深深处。”所爱者故国，所依者丈夫，而故国已亡、丈夫失节，让她痛心不满、百感交集，不仅将战乱给自身的伤害融汇在词中，更从宏观上反映了历史的变革，双层意蕴凝聚词中。

2.女性友情题材

词学作品的创作是作者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需要相互交流，渴望得到认同。然而对于女性词人，这种平等的渴求在封建社会的男权主义下很难得到满足。直至明末清初之后，伴随着各种时机的成熟，女性开始打破传统、走出闺门，建立起一个属于自己的圈子，以姊妹相称，共同倾吐自己对现实的感慨、对自由的渴望，同时在这些唱酬中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女性友情这一题材的词学作品也应运而生。

在女词人徐灿之后，清代的女性词坛上有着这样一位女性词人——吴藻，她对女性友情这一题材有着很大的贡献。吴藻虽然出身商贾之家，但她有着“天生夙慧”的出众天赋，有着音乐、绘画的出色修养，特别是还具备不俗的词作创作才华，精神的感受性比一般女子敏锐而活跃，因而对生活比一般女性要求更高，但她的婚姻却也不能幸免的遇到坎坷和不幸。吴藻与丈夫精神交流上的阻隔，在文学艺术创作上难以产生共鸣。在道光六年，吴藻在碧城女弟子盛会上认识了张襄、汪端等几位情投意合的女友，这为她的情感生活增添了亮色。以联章的方式填写了《忆江南·寄怀云裳妹八首》，叙述了这次聚会的始末，以及与张襄的相处生活，或剪烛夜话、读曲吹箫，或踏青赏花、骑马论剑。两人别离之后无缘再相见，但仍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段姊妹情谊在她生命中永远难忘。陈裴之去世后，汪端悲痛不已，吴藻特填《金缕曲》四首寄怀，表达对汪端的殷切关怀之情，也鼓励她振作起来，整理丈夫的遗稿，继续写作。这三人的交往，“在闺阁的天地里，彼此相互欣赏、推许，甚至自成一个吟咏的小团体，这些活动也使闺阁文坛得以保有了活泼盎然的生机。”

（二）创作风格的多样

在对明清女性词创作题材特征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与两宋时期的女性词相比，国愁家恨题材的词作的大量出现是明清女性词创作的一个亮点，让豪迈之风成为了明清女性词的鲜明风格特征之一。在宋代，李清照有《渔家傲》一词气势磅礴，音调豪迈，但在整个宋代的女性词坛中，与众多的闺怨词风相比，这样的豪迈之风还是很少见的。到了明清之际，以豪迈之风为特色的作品在女性词坛上大量涌现，除了前文提到的将个人感伤及亡国之痛交织在一起的女性词人徐灿之作，清末的巾帼英雄秋瑾更是将爱国、忧国却报国无门的情怀抒发于词作中，用豪迈悲壮的词风为女性词坛画上了深刻的一笔。她在《召君怨》中这样写到：“恨煞回天无力，只学子归啼血。愁恨感千端，拍危栏。枉把栏干拍遍，难诉一腔幽怨。残雨一声声，不堪听！”借用辛弃疾的词意，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一改往日女性词的凄美柔弱之风。

随着女性词作题材的突破，其中所赋予情感的变化，豪放、婉约已经不足以涵盖女性词的风格。如前文所分析的女性友情题材，记录着姊妹间的生活琐事、共同心声、思念回忆，让亲切温馨、细腻真挚的词风自然而然的透于其中。如清代女词人顾春，她的婚姻生活较为顺意，性格开朗、洒脱，交友于是成为她日常生活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她的词学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姊妹友情的内容，涉及了包括题像、题画、谢赠、访友、交友、思忆等方方面面的温馨琐事，贴近生活、真情流露，如《江城梅花引·雨中接云姜信》：“故人千里寄书来。快些开，慢些开。不知书中安排费疑猜。别后炎凉时序改，江南北，动离愁，自徘徊。徘徊、徘徊、渺予怀。天一涯，水一涯。梦也、梦也，梦不见、当日裙钗。谁念碧云凝伫费肠回。明岁君归重见我，应不是，别离时，旧形骸。”这首词描绘了词人接到友人来信时的激动心情，将念友之切描绘的细致而真切，让亲切温馨、细腻真挚的词风在这样以女性友情为题材的词作中油然而生。

二、明清女性词创作主体的特征

与以前零星出现、主体特征简单的女性词人相比较，明末清初这一繁荣时期词坛上的女性创作主体有着鲜明的特征，大致可总结为：人数众多且地域性强，身份高贵的名门世家和拜师结社群体唱和。

第一，明末至清朝，在清词‘中兴’的背景下，女性词人的数量出现了很大幅度的增涨，并且这些女性词人的分布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她们多集中分布于江、浙两省，这是明末至清代词坛繁荣反映出来的一个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在徐乃昌的《小檀栾室汇刻百家闺秀词》中收录的一百位女词人中，其中七十多人都出于江浙两省，体现了这一词作繁荣时期女性词人创作主体的数量和地域性的特征。

第二，与前代女性词人的妓女、宫苑身份相比较，明末至清代的女性词人更多的是出身高贵、家世显赫的名门世家及书香门第。这些女子从小生活的家庭气氛较为宽松，开明的父母会让她们接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再加上家庭环境的熏陶，如严迪昌在《清词史》中所言：“清代词人群体的地域和家属性特征，在妇女词领域内尤为明显。姊妹、她嫂、姑嫂、婆媳以及母女构成一个个小型群体，在清代普遍存在于南北。”

第三，明末至清朝的知识女性，受到新思想的影响，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开始走出闺阁、集会结社，带来了女性词人之间的相互交流、群体唱和这一显著的特征。与此同时，众多男性文人也不顾流俗，广收女弟子，有教无类，当时不少江南闺秀纷纷拜师，袁枚、陈文述的影响尤其大。袁枚门下的女弟子俗称“随园女弟子”，其中以张玉珍和孙云凤、孙云鹤两姐妹取得的词学成就最为突出。而陈文述招收的“碧城女弟子”中则有浙派中著名的女词人吴藻，著有《花帘词》传世。

三、明清女性词繁荣的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大都足不出户，生活方式单一，又遵从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和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因此，明末以前，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坛几乎一直都是男子的天下，直至明末清初，特别是到了清代，社会环境的变化、各种思潮的涌入、词学本身的发展以及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女性所作之词在清代大放光彩，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社会环境的影响。晚明个性思潮兴起，清代经济、文化发展，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女性教育的重要性。他们大力倡导并扶持妇女文学，这些幸运的闺阁女子在开明人士的宽容和支持下，学习文学艺术，从事诗词创作，甚至集会结社。特别是吴江一代，经济的发展加速了文化的繁荣，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吴江一代，社会环境也因此相对宽松，出版条件比较优越，对于女性创作的热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被我们所知道的南宋以来唯一能和李清照一争高下的女词人徐灿，她的99首词作收录于《拙政园诗余》中；在满族作家群中有“男中成容若（指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之誉的女词人顾春，有词集《东海渔歌》六卷；嘉道年间，作风豪迈的女词人吴藻，有《花帘词》和《香南雪北词》各一卷被刊行和传世。

其次，词学本身的发展。诗言志，词言情。明代个性解放思想在词方面强调词以言情，这一点适合女性。封建社会的女子，大多与仕途无缘，少有男性的壮志可言。因此，对于她们而言，情是她们思想世界中的大部分，词言情，让她们的心声得以表达。除了言情，词风以婉约为正，豪放为变是自宋以来人们论词的基本观点，在明代被作为理论提出来。由此可见，词的言情、女子们婉约绮丽的特质、词的婉约为正，这三者相呼应，更是激起了女子们的创作兴趣。

最后，除了以上两个外在的客观原因，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是明末清初以来女性词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女性长期处于被压抑和禁锢的状态，从词中所能透出的也仅仅是深深闺墙内的幽怨、闲愁、无奈和孤苦的“闺阁气”，在明末清初以前，体现女性独立、自主自我意识的优秀作品少之又少。这一情况从明末起开始有了改变，随着女性教育的兴起，她们开始走出深闺、追求平等，将自己融入到整个社会中，关注国家兴亡变化，思考自我价值，结社交游，为她们的词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思路和题材。

［1］邓红梅.女性词史［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

［2］张宏生.清代词学的建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3］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1927.

［4］郭延礼.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文学遗产［J］.2002，（6）.

［5］邓红梅.女性词综论.文学评论［J］.2002，（1）.

［6］米彦青.试论女性词在明末清初词学思想衍变中的轨迹.文学评论［J］.2012，（4）.

［责任编辑：程文燕］

黄育阳（1989—），女，华东交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江西南昌33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