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人”的回归：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

沈　南

[提要]文章从生活中的经济现象入手，分析了中国民族乳业在三聚氰胺风波刚刚平息不久，两大巨头蒙牛集团和伊利集团又分别陷入OMP和CBP“质量门”的原因，提出了伦理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研究基础的重要性。通过进一步分析，笔者得出结论：伦理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道德人”相对于方法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经济人”更加符合经济生活中决策主体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回归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保证。

[关键词]“经济人”；“道德人”；伦理经济学；可持续发展

一、生活中的经济学

2009年2月2日，被三聚氰胺事件重创的中国民族乳业风波再起。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向内蒙古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出公函，提出监管意见，内蒙古蒙牛集团再次陷入“质量门”。虽然蒙牛集团表示，从收到该函之后生产的特仑苏牛奶已经不含OMP，但当2月11日消息一传出，蒙牛乳业(2319.HK)的股价还是大幅下挫10.2％，一度跌至每股9港元。事后蒙牛集团多次表示OMP对人体绝无致癌作用，但消费者仍然心有余悸，各地退、换货不断。不久，另一乳业巨头伊利也陷入“质量门”——营养舒化奶中含有的“CBP健骨营养蛋白”被怀疑是与OMP类似的物质。

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这一事件，为什么中国企业有那么多，唯独乳品类企业一有风吹草动，其结果总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呢?笔者认为这反映了成功企业的立身之本应该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企业的社会责任之中保证产品的质量安全又是最基本的。“三聚氰胺事件”打破了我国乳品企业的道德底线，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到位，消费者在日常购买决策中就会对企业的产品缺乏信任。在当前这一经济复苏的关键时期，这势必会严重影响我国内需的有效扩大，为政府加大力度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目标的实现增加阻力。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消费者真正放心的去购买企业生产的产品，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添砖加瓦呢?笔者认为，治本的办法就是将企业经营意识中的“经济人”目标转变成更加符合民众根本和长远利益的“道德人”目标。

二、经济思想史上道德研究与方法论研究的交替

经济学关注道德伦理研究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759年，也就是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的17年前，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其道德哲学讲稿的基础上，出版了一部具有重大意义的著作——《道德情操论》。此后，斯密在道德哲学讲稿第四部分以及他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所作的《关于法律、警察、岁人及军备的演讲》的基础上，创作并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之后斯密一直致力于对《道德情操论》的修订，直到他去世前几个月，终于完成了《道德情操论》第六版的修改。

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谈到：“……富人尽管他们的天性是自私的和贪婪的，尽管他们只图自己方便，尽管……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做出几乎同土地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做出的分配一样，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可以这么说，斯密的研究表明：在人类灵魂的最深处，我们并不是一切行动围绕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古典经济学研究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道德哲学。否则，资源的配置和利用完全可以通过战争和掠夺来完成。

斯密之后，古典经济学分化为两支。其中主流的以边沁和约翰·穆勒为代表的一派经济学家们认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被运用于指导技艺时，无论被当作一门科学还是被当作一项技艺都可以被视为同一回事，也就是说科学等同于方法论。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建立在人们嗜好财利、为追求财富而精心选择手段的假设基础之上，经济学的性质和任务被明显“功利化”。另一派则集成了经济学中的道德哲学内涵，发展成了以西尼尔和巴师夏为代表的社会和谐理论。不久，斯密的伦理精神被马克思所继承，并被提炼成了共产主义思想。

然而，历史的发展总是前进中伴随着曲折。随着新兴的边际学派和数理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将边沁和穆勒的“功利化”放大，经济学又进入了以数学方法作为经济学主要的、基本的论证方法的方法论时代。1947年，萨缪尔森数理分析的代表作《经济分析基础》出版，实现了最大化原理和一般均衡原理的模型化综合。经济学家们开始越来越热衷于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然而就像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意识到的那样：“在近来的‘数理经济学中，只能代表拼凑之物的部分实在是太多了；这些部分的不精确程度正与他们赖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是一样的。假设条件使那些作者能在矫揉造作和毫无用处的数学符号中，忘掉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第298页)。

现代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经济学分析的纯技术化和完全数量模型化有着潜在的危险。借用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的一句话：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其实这和经济学研究的本质——使人们能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源是相通的。使每个个体都获得全面的发展，进而不断增进全人类的福利水平，是人类存在的前提和最终追求。数理化、模型化的研究正使我们离经济学的本质越来越遥远，用自利的“经济人”来抽象代表人类存在和努力的价值不但狭隘而且不符合人类的根本利益。

三、促进“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回归，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学所关注的应该是真实的人。”(第八页)更多的明确关注构成人类行为和判断的伦理思考可以使经济学对真实的生活更有解释力。而经济学中极为狭隘的“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却阻碍了经济学对现实生活的解释和指导。主流经济学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而把它等同于自利最大化。实际上，自利最大化的近似，不但没有帮助我们更好地配置和利用资源，也不符合全人类的长远发展目标。

摒弃狭隘的“经济人”假设，本文所倡导的“道德人”有着以下特点：

(一)“道德人”以追求一个和谐、诚信的社会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出发点。经济学家罗宾斯在他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阐述过这样的见解：人类要想对自己的行动做出完全合理的选择，就必须首先知道自己偏好什么。通俗一点讲就是明白我们为了什么而奋斗一生?我们最终追求的是什么?而经济学正是“提供了人们合理行动的一种技术”。经济学可以帮助决策者在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里，在进行目标选择时，理解自己的偏好。毫无疑问，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每个人向往、追求的。所以，“道德人”首先最了解自己的偏好——追求一个和谐、诚信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烽烟四起、尔虞我诈的社会，然后在这一偏好的指导下展开一切经济、社会活动。

(二)“道德人”非常关心他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在“道德人”追求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导下，他们不像“经济人”那样只关注自身效用的最大化，“道德人”还关心社会中其他个体的社会、经济利益。其实这也正体现着人的社会性是人类的本

质属性之一，社会是所有个体的集合。在社会这个大家庭内，各行各业的分工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个人都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道德人”明白，个体创造的价值只有在满足了他人的需要之后才能顺利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获得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生活资料。因此，“道德人”关注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体现在同时关注他人的社会、经济利益，努力创造“公平正义、诚信友爱”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上。

(三)“道德人”能够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正面地看待一切问题。“道德人”由于看到了历史发展是必然前进的，看到了和谐社会这个符合人类长远利益的美好目标，在任何阶段他们都能正面地理解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曲折。为了明天更美好这个希望的实现，“道德人”在任何时候都坚信：无论多么严峻的社会、经济危机或者人生不如意都只是阶段性的，它们终将成为历史，永恒不变的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于是，即便是在金融危机过后，市场还处于复苏阶段，“道德人”仍然更加勇于承担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责任。他们诚实经营、友爱相处、热爱自然，努力营造着良好的社会氛围。同时，“道德人”更加看重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个人对自己未来的责任和对其他社会成员的责任在时间这个坐标轴上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四)“道德人”崇尚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是我国现阶段的重大战略和发展方向。“道德人”通过自己的行动向人们展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可以最有效地创造并且最好地使用财富，既不断完善每个个体的生存条件，又进一步增加社会群体、国家乃至全人类的社会福祉。“道德人”在“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指引下，坚持互帮互助、诚实守信，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微观主体。

“道德人”的特点告诉我们，“经济人”的假设仅仅是一个帮助我们简单理解现实的“参照系”，而“道德人”的假设却代表了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当“道德人”的假设深入人心，开始指导人们日常实践时，伦理道德就成为渗透在经济之中的一种基础决策变量。人们不再仅仅因为道德的约束而关心他人的利益，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发展这一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了源泉和保证。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2009新视角高峰论坛”的主题演讲中说的：“我在牛奶危机、毒品奶问题以后做过一些调查……这位姓崔的年轻人回忆起来说，那真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因为日本的牧民、养奶牛的互助对产品质量非常认真，认真到作为中国年轻人很难理解……。”试想如果中国的民族乳业遵循着“道德人”的要求，具体表现在要为群众生产更多的优质牛奶，使大家喝了牛奶之后身体好、工作好，继而有意愿、有能力购买更多的牛奶，人民群众又怎么会对乳制品的食品安全放心不下呢?在买得放心的基础上，扩大内需又是什么难题呢?当内需扩大了、稳定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就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源泉和保证。

综上所述，“道德人”是经济学赖以存在的前提，“经济人”向“道德人”的回归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和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符合潮流的研究应该集中在技术进步和长期发展上。如何增加需求，以便充分利用经济的生产能力，已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四页)在当今我国有效内需不足的情况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唯一有效途径就是保障信任，“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信任的基础是什么?是将“经济人”转变为“道德人”。没有超越功利主义考虑的美德、良善和超越功利计算的自由、正义、公平以及其它一些基本的伦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未来。1938年凯恩斯在致哈罗德的信中说过：“我认为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道德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这也就是说，它必须运用内省和价值判断”。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离不开功利主义的经济“计算”，但把追求功利主义的“经济人”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显然是不正确的。在伦理经济学中，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不再是“经济人”假设下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断冲突的两个群体，而是为了人类发展的共同目标并肩协作、息息相关的合作者——“道德人”。我们的政府要通过坚定地促进伦理经济学的回归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实现全社会在“道德人”的基础上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最终实现人类自由、平等和全面发展，促进我国的经济步入新一轮的和谐、良性循环。

注释：

①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美]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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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阿马蒂亚·森著，王宇，王文玉译，伦理学与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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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保罗·克鲁格曼著，朱文晖等译，萧条经济学的回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英]莱昂内尔·罗宾斯著，朱泱译，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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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王小锡，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伦理学使命[J]，道德与文明，1999，(3)，

[12]田海平，生态视野下的经济伦理观念转换[J]，江苏社会科学，2000，(4)，

[13]朱富强，“新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伦理问题综述[J]，学术月刊，2001，(6)，

[14]张彦，邓业建，试析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J]，学术月刊，2005，(4)，

[15]魏彩霞，屈炳祥，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呼唤经济伦理[J]，生产力研究，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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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卢仁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