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禅师：当炸弹打在人们身上

杨楠

2013年，一行禅师到访香港。图/PVCEB摄影/Martin Lam

1964年，南越邱邦河上游，数日大雨，四千多人因峡谷内洪流身亡，数千房屋倒塌。受困于战争冲突的灾民们仅等到了禅师一行（1926-2022）和他的义工队。当时义工队走访村庄分发食品，不分伤员派系，同样给予帮助。一行目睹了眼前苦难，又想到越南长期因战乱而生灵涂炭，便割破了一根手指，让血流入邱邦河，为所有在战争和洪水中丧命的人祈祷。

“当炸弹开始往下掉，打在人们身上，你不能继续留在禅堂里打坐冥想。冥想是感悟认知所发生的事——不仅仅是内心和感情上的，还包括周遭发生的事。”多年后，一行回忆那次赈灾时说，“当我在越南还是一个见习僧人时，年轻的僧侣们都目睹了战争造成的苦难。因为如此，我们极度渴望通过入世方式修习佛法，借以把所学实践到社会中去。这并非易事，因为传统的佛教不直接提供入世佛教教义。”

上世纪50年代，年轻的僧侣一行投身越南佛教复兴运动。越南战争期间，一行与其他僧侣在越南国内施行救助，并奔走于欧美，游说各国协助美越停战，他所主张的“入世佛教”（Engaged Buddhism）由此而起。越战中，他被迫流亡，此后在法国建立了西方最活跃的禅修中心“梅村”。

一行毕生推动“入世佛教”和“正念”禅修，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佛教僧侣之一，也是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他所撰写的《故道白云》《佛之心法》《正念的奇迹》《一行禅师修行手记》等多部作品在中国出版并受到广泛好评。

2014年11月，一行突发脑溢血，之后失语。2018年，在流亡五十多年后，一行获准回到故乡，在越南顺化市慈孝寺静待圆寂。76年前，阮春宝在这里出家，法名“澄光”，成为禅师后，法号“一行”。

2022年1月22日，一行在故乡慈孝寺辞世，享年95岁。一行圆寂的信息由梅村禅修中心发布，“现在，是时候回到我们的正念呼吸和正念步行，以培植安详、慈悲和感恩的能量，献给我们敬爱的老师。”他们写道。1月23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释一行禅师圆寂是越南佛教乃至佛教界的重大损失。”

1942年，16岁的一行进入顺化慈孝寺修习。4年后，越南爆发反对法国殖民的法越战争。“顺化寺庙的墙壁上布满了弹孔，法国士兵会突袭我们的寺庙，寻找反抗军和食物，要求我们交出仅剩的一袋米。僧侣会被杀害，尽管他们并没有武器。”一行写道。

当时，越南的佛教基本不关心现实，但一行认为，佛教既然必须帮助痛苦中的人们，就意味着要参与现实生活。他重新阐释了佛教四圣谛中的第一圣谛——苦圣谛，认为虽然苦圣谛静止不动，但苦难的性质随着时代变化而改变。如若修行者想要减轻周遭环境给予的苦难，就必须对所处时代的苦难有亲身的体验。

1951年，一行正式持戒，同时被寺院送往宝国学院修习佛法。他建議校方增加哲学、外文以及文学课程，但未有回音。1954年，一行转学到西贡大学，修读西方哲学与科学，其间以写小说和诗歌为生。他是越南首位就读于世俗大学并且就读非宗教学科的比丘。他坚信，唯有与世界各地的思想共同前进，才能挽救日益陈旧的佛学。

一行的改革沿袭了因二战而中断的越南佛教复兴运动。1920年开始，受中国佛教革新运动影响，越南国内成立了许多佛教协会，致力于在制度上对僧侣教育、寺庙管理进行现代化、系统化改革，并探索佛学在现代世界中的概念与实践。

一行来西贡的这年，法越战争结束，日内瓦会议将越南分成亲西方的南越和由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北越。次年，美国开始向越南派兵，越战以内战的形式爆发。这期间，一行被提名为“越南统一佛教会”出版物《越南佛教》的总编辑，为佛教创新和佛教现代化提供讨论的平台。他鼓励越南所有的佛学院联合起来，开始推广“入世佛教”：佛教徒应该努力将他们内在的禅定体验与佛法教义应用在社会、政治、环保和经济之上。“我们想提供一种新的佛教，帮助国家从冲突、分裂和战争的绝境中解救出来。”他说。

他在西贡附近的森林里创建了实验性的禅修社区“冯波” （ Phuong Boi），作为精神避难所。他形容冯波是一个“治愈我们伤口，并且深入审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的地方”。

“入世佛教”在年轻教徒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但遭到了佛教保守派和政府的反对。一行主编的杂志被停刊，他开设的佛教课程被取消，“冯波”受到军队的侵扰，许多僧侣被迫迁移到军队建立的小村庄，一行则逃往西贡。这之后，一行接受了奖学金，前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比较宗教学。

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业结束后，一行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与此同时，越南的局势越发紧张。1963年4月，南越总统吴庭艳开始对佛教徒实施禁令，并逮捕了一些佛教徒。一行开始在西方接受媒体采访，以期获得对佛教徒和平运动的支持，他还将越南国内的情况整理成文件提交给联合国。

1963年，南越政变，吴庭艳身亡。一行收到了一封来自保守派佛教法师的电报，希望他尽快回国帮助重组佛教。一行对这封电报感动不已，他对自己的学生高玉芳（Cao Ngoc Phuong）说：无常是多么奇妙啊。

回到南越后，一行向越南统一佛教会理事会提交了三点建议：呼吁停止在越南发生的各种敌对行动;建立一所能够让国人学习宽容的佛学院;创建一家培养社会工作者的培训中心，以非暴力推动社会改革。理事会仅接受了创办佛学院的建议，万行佛教大学（Van Hanh Buddhist University）由此而起。

一行决定自己去实现另外两项建议，他将几个村庄作为试点，鼓励村民发展地方经济，为自己提供医疗保健和教育、改进公共卫生等。随后，他组建了佛教维和组织——青年社会服务学院（SYSS），这个学院获得了许多年轻人的支持。SYSS开展了诸多项目，包括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农民重建炮火中的村庄。

1966年，一行建立了让佛教徒修习的社区互存会（Order of Interbeing），参与者必须接受至少60天正念训练，并遵守14条正念培训。培训课程由一行编写，他希望为传统佛学中的数百条传统戒律提供一个现代化版本。

“我们必须认识到世界真正的问题，而后，借以正念、专注和深观，将能知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以帮助世界。如我们修习正念呼吸，并继续修行平等心，那么即便是在困难时期，许多人、动物和植物也都能从我们的行事方式中获益。你是否在播种快乐与安详的种子？我每走一步，都在为此而努力。平静就是每一步。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旅程？”一行说。

一行的行为遭到了南北越两方政府的猜忌，他被认为一定与某一方有所勾结，他的工作变得困难重重。他时常会想起当年抢夺寺庙最后一袋米的法国士兵，“我不知那位法国士兵之名，他也不知晓我，但我们相见之时已彼此为敌。”他写道，“战争本质即如此：它将我们变为仇敌。由于恐惧，互不相识的人互相残杀。生活在如此多灾多难的环境下，又经历了法属印度支那和越南战争的我，最深的愿望是想要阻止战争，希望它永不发生。我祈祷，各个国家即便是以和平之名，也不再派遣年轻人彼此斗争。”越战期间，一行与他的朋友们宣布中立。

1964年，受困于战争冲突的洪水灾民。图/PVCEB

1966年，一行接受康奈尔大学的邀请，赴美开展巡回演讲。他相信，向美国人讲述越南人民所遭遇的痛苦以及对和平的愿望，能够帮助停止战争。

他在美国会见了许多知名人物：天主教作家托马斯·默顿、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还有马丁·路德·金。在通信中，一行希望马丁·路德·金公开反对越南战争：“我全心全意地相信，僧侣自焚不是为了杀死压迫者，而是为了改变他们的政策…… 我也相信，你在阿拉巴马州领导的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不是針对白人，而是针对不宽容、仇恨和歧视。那些才是人类真正的敌人——而不是人类自己。”此后，马丁·路德·金在纽约河滨教堂发表了著名演说，首次公开质疑美国涉入越南事务。次年，马丁向诺贝尔奖委员会建议，将196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一行：“就我个人而言，我还没认识其他比这位温和的越南僧人更配得这个奖项的人。若运用了他的和平理念，将可为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为四海之内的兄弟情谊、为人性建立起一座纪念碑。”

在美巡回演讲期间，一行在每个城市只会停留一两晚，有时候夜里醒来，他会想不起自己身在何处。“那样的日子很是煎熬——我不得不吸气、呼气，才能想起我所在的城市和国家。”他写道。更糟糕的是，原定为三个月的和平之旅，最终变成了40年的流亡生活。

1966年6月1日，一行在华盛顿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提交了和平建议书，敦促美国停止轰炸，并且为越南提供没有政治与意识形态束缚的重建援助。他在建议书中表示，他与他的佛教徒们，不倾向战争中的任何一方，他只想要和平。

中立的立场使一行成为交战各方的敌人。南越政府在一行提交建议书当天宣布他是叛徒，并且禁止他回国，这一禁令一直持续到2005年。而同时，美国也吊销了他的签证——因为美国认为一行的言论否定了美国在越战中所做的努力。

“我在华盛顿的一些朋友敦促我躲藏起来，但要留在美国，将意味着有被驱逐出境和监禁的风险。”一行回忆道，“所以，我没有潜藏，而是在法国寻求政治庇护。法国政府给我提供了庇护，我获得一个无国籍旅行证。‘无国籍‘意味着你不属于任何国家，成为没有国家的人。”

1966年，一行在华盛顿提交和平宣言，此后被迫流亡。图/PVCEB

获得法国的庇护后，他落脚于巴黎一个贫民区，成为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主席，与他的小团队在法国及其他国家，为没有机会发声的越南人反对战争，为越南孤儿寻找领养人。途经美国时，他尝试联系朋友，但落地后就被困在西雅图机场的小房间里几个小时。房间墙壁上贴满了重刑犯的“通缉”海报，他的护照一度被收走。

在巴黎，越南佛教和平代表团的9个人挤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连打地铺都很困难，一行的助手真空常常要去餐馆借宿。僧人既要打工赚钱，也要救济他人。食物短缺，他们常常去宠物店买用作鸟食的坏米。

更艰难的是流亡之苦。一行感觉那段日子就像是细胞从身体里分离，或是蜜蜂离开了蜂窝。“在这段时间，我无时无刻不想回到越南，回到我剃度出家的寺院，回到我的家。我常梦见自己爬上绿树成荫的山坡，却又常常在半山腰时突然醒来，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放逐了。这个梦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饱受离家之苦时，一行感觉自己没有找到真正的家，“我可以就佛教的实践做很好的演讲，但自己却没有真正到达那些境界。从智慧上说，我对佛知晓甚多：我在佛教学院接受过多年培训，自16岁以来一直在修行，但我还没有找到我的真正家园。”

这一切的起点，是一行在七八岁时，偶然看到的一本佛教杂志的封面。封面是一位佛陀的画像。画中佛陀静坐草中，令他印象深刻。“我想，作画的人在画这幅画时，内心一定也静如止水吧。当时，我身边的许多人一点也不平静、不快乐。所以，看到这幅佛像，我感到特别快乐。”他将这一刻视为自己童年最美好的回忆，并决心从佛为僧，尽管他的父母并不同意。

一行所追求的内心平静，最终在流亡生活中找到了路径。在法国，他开始与世界各国的儿童相处，也结交了许多朋友，比如英国圣公会牧师、天主教神父、新教牧师、犹太教祭司、伊斯兰教领拜师。他努力让自己生活在此时此地，去感受当下的奇迹。“我们可能被夺取很多东西，但没人能偷走我们的决心或自由，也没人能偷走我们的联系。只要能够呼吸、行走和微笑，我们就能平静，就能快乐。”

1971年，一行与他的追随者在巴黎东南部的农村买下了一栋小小的老房子，他们称之为“甜薯”。 “甜薯”成为11个僧人居住之地，也成为一行在西方建立的第一个修行中心。1976年，一行帮助了被多国政府驱逐到公海的越南难民。他发起筹募，租借了两艘船，在几周里救出了近八百位难民。一行最著名的诗《请以种种真实名字呼唤我》，正是根据难民的经历写就的。

“甜薯”逐渐不足以容纳想要前去修行的人，它太小了。1982年，一行与追随者在法国南部的多尔多涅买了两片土地，这里以盛产甜美的水果而著称。这两片土地一开始被命名为柿子村，但很快他们就发现梅子在多石之地长得更好，于是改名为“梅村”。在梅村，一行做的第一件事是种植梅果，并将利润用以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儿童。

“虽然欧洲的树木、果蔬、花草甚至种族都与越南的截然不同，但修行却可以将我带回真正的‘家’中，带回此时此地。自此，我再无梦魇烦忧。”一行回忆道，“我不再为存在和不存在、如来如去、生死等事烦心。在我真正的家里，我没有恐惧、没有焦虑。我得到平和与解脱。我真正的家是在这里和当下。”

年轻的一行初入慈孝寺修习时，寺庙上下遵循“没活干，就没有食物吃”的条规，他的修行就从每日铲粪便、打谷和挑水等工作开始。在梅村，一行将正念贯穿于所有日常活动中：吃饭、散步、耕作或是饮茶。“我从未想过建造一个浮华漂亮的寺院。无论我们获得什么钱，我们都会送到越南，救济饥饿者和洪水受灾者。如今，仍有许多人来到梅村后睡在睡袋里。到今天，真空比丘尼也仍然睡在一个睡袋里。而我则通常睡在一块薄薄的泡沫床垫上，下面是用五块砖架着的木板，每个角放一块砖，第五块放在中间。睡在木板上的睡袋里，并不会阻止我们变得快乐。”在梅村建立25年后，他写道。

梅村很快就成为西方最为活跃的佛教修习中心。到了2000年，夏季修习的参与者从1983年的177人，增加到1800人。这一年，一行在美国加州埃斯孔迪多建立了鹿苑寺。那片地曾是一个戒疗所、犯人拘留中心，也曾是供警察使用的射击训练中心，营房破旧不堪、垃圾成堆。“我知道，我们可以吧这些丑陋的破烂营房，改造成一个美丽的地方，就像当年的梅村一样。”真空写道。

从1987年起，一行出版了五十多本英文作品，鹿苑寺的建立进一步扩大了他在西方的影响力，他逐渐成为世界知名的佛教导师、畅销书作家，以及“入世佛教”及“正念生活”的倡导者。他不仅在世界各地主持静修，教导警察、囚犯和政治家正念练习，还曾呼吁对抗一些国家现存的奴隶制度，领导和平游行。 “你不是一个观察者，你是一个参与者。”一行说。

经过漫长的协商，2005年，一行被允许返回越南探访。他的四本书被以越南语出版。他关心佛教与年轻一代的联系，呼吁越南佛教实现性别平等。

2007年，释一行再度返回越南，目的是帮助抚慰越南的历史伤痛。他主持了三场超渡法会，数万人参与了其主持的正念修行，期望通过仪式悼念所有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不论其生前属于哪个政权派系。“如果我们现在不修补伤痛，那伤痛将被传给下一代。年轻人将遭受苦难，却不明白为什么。”

此后，在越南，所有来自梅村的僧人都遭到驱逐，在梅村帮助修建的般若修院里修习的越南僧人也被要求离开修院。

尽管一行心系越南，也深觉能为越南人提供正念修习和入世佛教是一种喜悦，但这次离开越南时，他心中并无痛苦。 “我已到达，我已归家” 是梅村禅修中心最主要的法印之一，也是一行对佛陀教诲的理解与实践的精髓。“对我来说，过去不再是一个囚室，未来也不是一个牢笼，我可以生活在此时此地，唤醒我心中真正的家。每一次呼吸，每一个步伐，都可以将我带回这个家。我不必购买车票，也不必接受安全检查，几秒钟内，我便能到家。”

2014年突发脑溢血失语后，一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写作上。他一生寫了一百多本书，被翻译成35种语言。在北美和欧洲，超过一千个佛教修习中心里有他的追随者。人们追随他的入世佛法而非政治理念。他的弟子苏尼姆对路透社说：“一行禅师就像一棵大松树，用他美妙的正念和慈悲的教导，让许多人得以在繁枝茂叶下歇息。”

失语前一年，一行在梅村主持夏季修行时，有一位小女孩上台向他提问：“我有一只小狗，小狗死了，我很伤心。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伤心。”

台下来者纷纷发出善意的笑声，一行则一如往常，面容温和，认真说：“这个问题很难。假如你仰望星空，你会看到一朵美丽的云彩，你非常喜欢那朵云彩。但是突然云不见了，你觉得那朵云死了。现在我深爱的云朵去哪里了呢？如果你有时间去思考去发现，你会发现你的云朵没有消失。云朵变成了雨水，当你看到雨时，你就看到了你的云彩，当你专注喝茶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雨水在你的茶水里，你的云朵也在茶水里。你会说，你好，我的云朵。我知道是你，你没有死。”

女孩笑了起来，一行望着她继续说：“云以一种崭新的形态活着，小狗也是一样的，如果你看得够深入，你会发现你的小狗变成了新的形态。”

2016年，一行在《世界中的家》（At Home in the world）里谈到自己的死亡：

“我的身体会消失，但我的行为会延续。如果你看向我的朋友，你就能看到我的延续。当你看到有人带着正念与慈悲行走时，那或许就是我的延续。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非得说‘我要死了’，因为我可以在你、在别人、在后代身上，看到我自己。

“即使云不在那儿了，它也会以雪或雨的形式延续。云不会死亡，它会变成雨或者冰，但不会消失。我永远不会死亡，尽管我的身体会消失，但那并不是我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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