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星“老冰”的故事

徐梅　陈必欣

世纪星国际冰雪体育中心董事长范军 （右） 和总经理杨晖。图/本刊记者 梁辰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知名演员演出都找我们借衣服，那会儿我们那种缝着亮片的表演服是很稀罕的。”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总经理杨晖哈哈笑出了声。1992年他作为当时国内最优秀的男子冰舞运动员，和搭档韩冰出征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获得了第16名，这个成绩迄今仍是中国冰舞奥运最佳战绩，他期待着后来者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打破之。

“比完奥运会我就退役了，早就想退了，队里一直不放。”他跑到改革春风劲吹的深圳，投奔已经在南方闯荡的师兄范军，“他比我大两岁，我俩是发小儿，十来岁就在一起训练。”哥俩儿都曾是中国第一支花滑国家队的成员，范军是“花滑教父”姚滨教练的大弟子，多次获得全国冠军。

1988年，成立了仅仅两年的花滑国家队解散，范军转业下海。杨晖的冰舞项目被多保留了两年，虽然“拿冠军就涨工资”，但直到他退役，工资也只有180块，“但在当时已经算全行业最高的。”

花样滑冰在各项运动中出了名的难，行内有句话说，培养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的难度仅次于培养一名飞行员。但范军、杨晖做运动员的时候运气不佳，赶上的是中国花样滑冰从零到一的艰难时期。时日艰难，人“老”得似乎格外快，很多闪耀一时的冰雪之星二十出头就退役转行，“那时候冬季项目都很艰难，中国花滑在世界赛场上还没出什么成绩。”退役了也没有太好的地方可去，地方机关和大企业最愿意接收的是篮球运动员，“我们滑冰的，不太用得上，退役后的安置都不是太好。”

去南方闯荡是不多的出路之一。范军、杨晖做运动员时拔尖，退役后也有一股子闯劲，他们去过日本人在广州开的冰场、在深圳开过打边炉食档，跟他们一样闯荡南方的花滑人还有后来的国际级裁判黄峰，“他爱唱歌，退役了就跑到广东‘炒更，在各个酒吧唱歌。”

1999年，哥俩儿回到北京，回到熟悉的首都体育馆滑冰训练馆，创办世纪星滑冰俱樂部，这也是中国第一个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民营滑冰俱乐部。多年后企业壮大，范军担任董事长，杨晖成了总经理。

创办俱乐部时，范军34岁，杨晖32岁，但他们已经深刻地经历了商海浮沉的历练，“我们从深圳又回到老家吉林，在长春开过餐厅、酒吧、KTV，还有酒店。”人民广场边上的“轮回”酒吧是两人经商史上的一个经典之作，因为曾与音乐人吴彤在首体结下情谊，用了吴彤轮回乐队的‘轮回二字，“后来（他）还去我们那儿演出过。”

兜兜转转回到冰场，是范军和杨晖真正的“轮回”，“我们一直以来的梦想就是有一个自己的俱乐部，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冰场，但以前没有这个可能，一直到1999年姚滨老师带着申雪/赵宏博他们在国际上取得了些成绩，花滑市场才有了机会，我们终于回到了本行。以前做的那些事情挣钱可以，但说到底不是我们的专业。”

“老冰”集结

创业之初，他们招兵买马，叫回来好几个已经退役的“老冰”，其中有一位名叫安龙鹤，是当时男子单人滑全国前三的优秀运动员，退役后被安排在一家工厂的保卫科工作。安龙鹤重返冰场后，创造了许多传奇，甚至出任过泰国花滑国家队总教练，他的女儿安香怡3岁就上冰，12岁就参加了全国锦标赛成人组比赛，并成为赛事历史上最年轻的冠军，但因未到16岁，不能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冰迷们期望她能在下届冬奥会上触碰冰封已久的女单奖项。

“芦美嘉、赵国娜、田莹都给我们叫回来了，”芦美嘉拿过女单全国冠军，田莹退役时还不到20岁，“女子运动员一发育一发胖就影响跳跃，退役比男子更早。”

“炒更”的黄峰听说可以重返冰场，也丢下了话筒归队。

除了以全国冠军和国家集训队名将为班底的教练团队，当时和他们一起创业的还有刚退休的国际级裁判杨家声，“他是我国最早的一位国际级花样滑冰裁判，2006年担任都灵冬奥会花样滑冰裁判长。杨老师是我们俱乐部的第一任教务总监。”

杨家声制定了一套从零起点到专业八级的教学大纲和国家等级测试考级标准，这套标准沿用至今。与大多数商业冰场所用的业余考试等级不同，杨家声的这套标准完全符合国际滑联（ISU）技术体系。世纪星俱乐部后来还推出了“从零起点到国家等级测试”系列专业教材和教学视频。

“参与高雅健身运动，培养冰坛世纪明星”，他们的创办宗旨今天读起来有些年代感，但也非常准确地传递出这不是一个草根俱乐部，而是业内高配，一出手就是国家级的。

俱乐部租用的是国家队的训练场，“国家队休息的时候，比如晚上，还有周末，我们就带着业余学员上冰。”办公室就在冰场旁边，那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是这个今日的滑冰培训行业龙头起步的地方。

一张印着1999年6月13日的老照片记录了他们第一次开门招生的“盛况”，杨晖和杨家声都打着领带，田莹和赵国娜两位年轻女教练身着短裙，笑得甜美，“我们跑到周围的学校门口发了传单，《中国体育报》还刊登了报道：《中国有了第一家花样滑冰俱乐部》。”教练阵容如此强大，见过世面的范军和杨晖没打算小打小闹，特地租了首体一个贵宾室，准备迎接如潮水般涌来的学员。

“没来几个人哈哈哈……”

但北京人浓厚的冰上情结还是帮了大忙，范军说，论对冰雪运动的喜爱，“北京第一，东北都不能比。”那会儿每到冬天，什刹海冰场、陶然亭冰场都是时髦青年的聚集地，“当时国家队训练场也对公众开放，很多滑得不错的愿意来这个北京最早的室内冰场切磋。”

头几批学员零基础居多，昔日的全国冠军们都下场教学，哥俩儿也不例外，“范总教123级，我教456级，再往上还有教练带。”杨晖说。

“我们拉着手带学员走，教他们在冰上跺脚，从一点儿不会到能站住，然后再滑起来。”

早期学员里，王雪/王健这对北京兄妹组合滑进了国家队。1999年初，姚滨教练和申雪/赵宏博到中央电视台《五环夜话》录制节目，王雪与父母在现场做观众。王雪6岁时就曾在月坛滚轴溜冰场创造过新的世界吉尼斯轮滑钻杆纪录，她听完申雪/赵宏博的分享后就找到姚滨教练，说自己想练滑冰。

北京女子青年冰球队在世纪星冰场训练。图/本刊记者 梁辰

附近一所学校的小学生在世纪星冰场体验冰上运动。图/本刊记者 梁辰

“因为她是姚老师介绍来的，我们就送了一双冰鞋给她，并资助他们兄妹。”王雪与哥哥王健搭档组合，“拿过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这两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入选了国家队，成为第一对北京籍国家花滑选手。

俱乐部开业两三年之后，学员已经多得冰场站不下了。

在资本市场里洗了个澡

2022年1月6日下午，我们来到位于北京昌平的世纪星九华基地时，冰场上十分热闹，并且转换高效。

位于基地正中的A馆是一个带看台的国际标准比赛馆，附近学校孩子们的冰上体验课刚结束，北京青年女子冰球队的队员们就上冰挥杆。旁边一块场地是C馆，在冰面上起舞的是花样滑冰的学员们。家长们坐在温暖舒适的咖啡餐吧里，可以透过大玻璃看到在冰上滑行跳跃的孩子。

带我们看过专业冰壶场地后，杨晖指着速滑馆冰场上的脚手架和工人们，告诉我们这块冰场上刚承办了电视台的一个冰雪节目，“昨天刚录制完，今天在拆卸灯光布景。”

当年一心想拥有一块冰场的范军杨晖，现在除了基地这四块专业冰场，在全国各地还运营着许多商业冰场，“最多的时候商业冰场有三十多家，60%是租赁，40%是自建直营。”商业冰场运营中最难的是教练人才不足，范军和杨晖一直苦于优秀教练派不出去，“好的教练不愿意离开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教练很多是他们在当地招募培养的。创业之初他们自己下场教学员，商业冰场拓展开来后，“我们又下场培训教练，范总自己都去過。”

“商业冰场这一块儿，说实话大家都没有跑出一个理性的商业模式，”2015年北京申办冬奥成功后，资本涌入冰雪产业，当时已经拥有30家商业冰场的世纪星成功融资。资本跃跃欲试，想把他们打造成为新三板冰雪第一股，“那时候我们也有点激动的，感觉苦了这么多年，终于有机会了。”

资方计划在全国投建100到200家冰场，市场上也快速崛起了多家做冰场的，“冰场的建设周期长，合同都是五年前签订的，那会儿一有商业冰场项目出来，大家都去抢。”杨晖苦笑着说，无论是他们还是其他中小企业，大家对商业冰场的运营其实都没概念，“抢到了也做得很辛苦，像我们做那么多连锁冰场更辛苦。”

范军在外面参加论坛分享，总会提醒同行不能无序发展，“现在大部分的冰场不见得能够实现好的盈利，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专业项目，尤其是在无序竞争和盲目投资时风险就比较大。”但这种话在资本涌入风口的时候，很容易被大风吹走，大伙儿爱听的是“如何掘金万亿规模的冰雪产业”。

疫情给驶入快车道的冰雪产业摁下了急刹键。2019年，我国冰雪产业市场规模已经突破5000亿元，2020年市场规模大幅下滑。“那年春节武汉疫情一暴发，我俩就来办公室开会，果断‘减负。”

撤掉了一些运维艰难的商业冰场后，教练之困也暂时缓解。当初抢着投钱入局的资本也遇到了难处，后续资金到不了账，“他们前面打的钱我们也没动，这两年陆续都给他们退回去了。”

杨晖笑着说，在资本市场里洗了个澡，“给剁了几刀，还差点儿给卖了，”范军杨晖深刻体验到了资本的无情和逐利，但也学了不少东西，比如财务梳理得更加规范。

难以复制的专业输送

创始团队基因里的专业性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其他俱乐部难以复制的产品线——专业运动员培养和输送。创业以来，北京世纪星滑冰俱乐部接连不断地为国家队输送人才，2016年与北京市体育局签订政府购买服务协议后，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冰雪项目投入巨大，几乎从一开始就离不开社会力量，如同我们在世纪星九华基地看到的，一块冰场只有通过高频次地办活动、办比赛、为尽可能多的业余爱好者和专业队伍提供训练，才能获得收益，“以我们的冰壶馆为例，一年光水电费就需要投入两百万。”

范军和杨晖自身都是同时代最杰出的花滑名将，涉足体育市场化较早，大本营又在“双奥之城”北京，天时地利人和占全了。从创业之初，俱乐部就代表北京花滑队出战。冰雪运动未在全国铺开时，冬运会常被戏称为“东三省运动会”，北京能够派出队伍参加几个项目的角逐，已经算是难得。

2015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后，冰雪运动迎来了大发展，行业主管部门也全力使用全运指挥棒，通过将部分冰上项目纳入全运会、冰雪项目积分纳入全运会积分的方式，力促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

2016年7月，北京市冰雪运动队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成立仪式，北京市体育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麾下16支冰雪运动队全部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联合社会力量组建队伍。其中委托北京市冰球协会组建北京市男子冰球队，委托世纪星俱乐部组建北京市花样滑冰队、北京市冰壶队、北京市冰球队、北京市短道速滑队和北京市速度滑冰队、北京市单板和双板U形场地滑雪队、北京市跳台滑雪队等15支队伍。

2019年夏天，北京队选手在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冬季项目比赛中斩获28枚金牌，其中13枚金牌是由世纪星共建队伍摘得。新华社播发了《二青会冬季项目比赛北京队告捷 政府购买服务模式获肯定》的报道。与传统的“圈养”专业队相比，市场化社会化建队更高效，在冬奥会大考后，冰雪运动管办分离还将继续深化。

“男单现在最好的选手金博洋就在这块场地上训练，”各支冰雪国家队陆续集结后，九华基地里恢复了群众健身的热闹，下午3点后，咖啡厅里人渐渐多了起来，毅力过人的妈妈们不辞辛苦，开车带着刚下课的孩子来这里上冰。

范军和杨晖穿过中庭，在A馆看台上坐下，场上正在训练的是北京市女子冰球队，“我们把原中国男队主帅荒城启介请来了，守门员教练是从俄罗斯请来的，疫情期间两个外教也没回去，一直坚守在这里。”

从1999年夏天回归冰场，范军和杨晖也已经坚守了23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