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李凡璞

【课文链接】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名著阅读”板块推荐书目《红岩》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歌乐山没有什么传说。

这里绿阴遍野，山高水茂，有水杉、孔雀杉、红豆杉、美国湿地松、香樟、罗汉松等众多珍贵树种，可供游客观赏。这里清丽古朴、幽深旷荡，被誉为“山城绿宝石”。从歌乐山镇到歌乐山森林公园景区东门的公交车和面包车，车上监控、刷卡机一应俱全，原因是半山腰上一个叫“三百梯”的地方有限高杆，高于三米的车无法通行。以前的歌乐山森林公园门票10元，从2016年11月中旬开始，这里免费开放。从东门的健身步道爬到山顶大约需要40分钟，是晨练散心的绝佳选择。乘坐观光索道大约需要25分钟，费用是五十元钱，步行上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艰难。

歌乐山地陷形成的大坑呈漏斗状，深不见底。在森林公园风景区工作人员的印象里，歌乐山旅游旺季一般是在夏秋两季，到了十一月，游客逐渐减少。每年的十一月，这一带都会频繁下雨。最后的日子到来之前，渣滓洞监狱大约两百名革命者被分批押往白公馆附近的松林坡执行枪决，敌军特务甚至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处理便仓皇逃窜。男女牢中全部人员分别被锁在男牢楼下的八间牢房里，敌军特务突然用机关枪、卡宾枪扫射。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遍地焦尸，血水横流，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只有罗广斌等35人。那是1949年11月27日，新中国已经成立57天，距离重庆解放仅仅相差3天。

白公馆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北，原本是四川军阀白驹的郊外别墅。白驹自诩是白居易的后代，就借用白居易的别号“香山居士”，给自己的别墅取名为“香山别墅”。1939年，戴笠在歌乐山下选址的时候看中了它，重金买下，将这里改造成了举世闻名的白公馆。在普通百姓眼里，白公馆和渣滓洞一样，只是一具“活棺材”。1949年12月1日，伴随着隐约而来的炮火，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在幸存者罗广斌的带领下，撬开了平二室牢房屋角的木地板，那一面由狱中难友们用被面、草纸和饭粒制作成的想象中的新中国五星红旗终于重见天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牢里的女同志们有了新的话题。“我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新中国的生活该是什么样儿的呀？”有人说：“咱们女同志应该有花衣服穿。”立马就有人添上一句：“应该有两件——可以换洗。”说这话的时候，渣滓洞革命女志士盛国玉她们穿的是囚服，胸前胸后都划着个大叉叉，难友们都叫它“叉叉服”。

“这样的喜讯在渣滓洞传得很快，有人慢慢乐观起来，觉得我们坐牢的时间要不了好久了。”但是，胜利和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这些长期坚持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们全都明白。“重庆解放指日可待”的意思，在歌乐山的监狱里有了一种异样的表述方式：看守送来牢饭，总要“意味深长”地念叨两句：“吃吧，你们快点吃吧，吃不了几天了。”在白公馆二楼单独囚禁的郭德贤，有一天听到两个看守在门外走廊上小声嘀咕：“外面那三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实际上，零星的屠杀早就开始了，头一个遇害的就是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的杨虎城将军。

“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至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对共产党人一分宽容，就是对自己的一分残酷。军统西南特务机关务必立即清理积案，你们可以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1949年，蒋介石携毛人凤等人到重庆布置屠杀，这是敌军的困兽之斗，却已全然陷入疯癫。9月6日，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及幼子宋振中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11月14日，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11月26日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长徐远举手持毛人凤亲批的屠杀名单，执行屠杀的刽子手也在27日下午陆续赶到，他们当中有看守、特务，也有军警，兵分两路，一路前往白公館，一路前往渣滓洞。

夜幕降临，天际骤然划过一道闪电，山上慢慢下起小雨。

“同志们！听吧！”

“像雷声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

“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

“我们——”

“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多年以后，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管理处馆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就在刘国鋕被特务残忍杀害的两个月前，他也曾千里迢迢赶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说：“只要你放了我弟弟，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答应了，他同意立即释放刘国鋕——条件是只要他签一个认错书，刘国鋕坚决不从。11月27号晚，刘国鋕第一个被点名押上刑场，他高声朗诵：“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那晚的寒冷和火一样炽热的情感，仿佛要把人的灵魂逼出躯壳。深夜一两点钟，铁窗外的雨声和渣滓洞内院兵荒马乱的脚步声响作一团，一批又一批人被带走，之后音信全无。最后，这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再也等不及，直接冲进渣滓洞监狱。他们迅速站好，不多言语，用枪口对准签子门。一声哨声过后，几十挺机关枪就对着革命者的肉躯齐齐扫射起来。《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离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发现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挖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42名同志遇难，数字不准确，总共是30名，其中渣滓洞29名，白公馆1名。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可是挖出的29具尸体大都腐烂（另外一具是在不远处的一块田地里掘出）。”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士的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余无法辨认。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子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卖出。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块巨大的坟茔。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殓烈士的遗体。

雨还在下。

《红岩》小说的结尾是一场枪林弹雨、血火交融的大越狱。

却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夜，歌乐山也是这样的细雨霏霏。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