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益言：丹心永系红岩魂

丁钟瑶

【课文链接】部编版七年级语文下册“名著阅读”板块推荐书目《红岩》

《红岩》的故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直到现在，那些狱中战士的英勇事迹都让人难以忘怀。全国脱贫攻坚楷模张桂梅曾说：“在我的一生中，《红岩》这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支撑我走到了今天。”《红岩》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一部浸润着生命和鲜血的共产主义奇书”。这部奇书，记录着当年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革命先烈斗争的故事，红岩精神影响着代代中国人民，也将继续为中华民族铸魂建魄。它的作者之一杨益言，同样也深受红岩精神的影响。革命的胜利不易，前辈的牺牲难平，杨益言将自己在监狱中的悲痛回忆浸润在小说中，他曾立志要将那些狱中惊心动魄的斗争写出来。

1925年，杨益言出生于重庆。在动荡的年代里，杨益言注定有一番不平凡的经历。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赶上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上中学的时候，他又赶上了1937年的“七七”事变。杨益言读高中的时候曾萌发“实业救国”的想法，于是，一头扎进了数理化。1944年，他高中毕业，如愿考上了上海同济大学电机工程系。当时正处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杨益言放弃了“实业救国”的梦想，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两党政治大搏斗之间，毅然选择了共产党。然而，1948年初，杨益言因参加反美反蒋的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并遭缉捕。面对敌特追踪，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杨益言离开了上海，回到了家乡四川。然而，在那一年，杨益言被特务逮捕，被囚禁在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集中营，开启了杨益言永生难忘的黑暗监狱生活。

杨益言被抓时，眼睛被黑布蒙上，他被人推上一辆美制的军用吉普车，一路颠簸地向着弯弯曲曲、起伏不定的公路驶去。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是什么，命运将他推向了一条充满恐惧的未知道路。

当他被人从漆黑的囚车里推出来的时候，眼前又是黑黢黢的一片，他被关进了一处极端秘密的监狱，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其中。他看见了无数的牢门、狱墙、电网，狭小的空间里充斥着霉米饭的臭味、便桶的臭气，还有刑伤溃烂的腥味。那时，他觉得自己陷入了绝境；但随后，幽黑的牢狱里传来阵阵低沉雄壮的歌声：“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这歌声振聋发聩，接着一个兵工厂的青年共产党员热情地接待了杨益言。通过他，杨益言认识了狱中二十个陌生的面孔。杨益言不曾想到，在这座深不见底的集中营里，竟燃起了星星之火，于是，杨益言也加入了狱中秘密联系的活动。在后来的回忆中，杨益言说：“这座阴森恐怖的集中营，并不是一个完全禁锢了的世界，并不只是一个有着革命者反抗歌声的世界，它同时更是一个革命和反革命你死我活、激烈搏斗的战场。”

在渣滓洞集中营，杨益言被关在2号房间里，与关押江姐的牢房相隔十几米。他常常听到受难同志义愤填膺的反抗，他知道，反抗意味着刑罚。当时，江姐和其他难友与反动派作了英勇的斗争，这给杨益言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牢狱中的非人折磨、敌人的丑恶嘴脸，还有战友们威武不屈的反抗斗争，一幕幕血与泪的记忆冲击着杨益言的内心。在为悼念新四軍战士而举行的追悼会上，杨益言写下了“是七尺男儿生能拾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的挽联。他想着将来有一天，狱中能写作的老同志要是能把这些事情写出来，该多好。可是，杨益言没能等到这一天，重庆解放前，被囚禁在集中营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敌特秘密杀害了。那些会写作的老同志，没能幸存下来。

1949年，杨益言从渣滓洞监狱出狱。带着强烈的悲愤之情，杨益言先后书写了许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集中营制造的滔天罪行。之后的几年里，杨益言和罗广斌走进华蓥山武装起义革命遗址，重踏先烈足迹，潜心创作，担任起以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革命先烈斗争事迹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红岩》的任务。

1956年到1961年，杨益言和罗广斌被安排在两间平房里潜心创作。他们白天搜集资料，走访革命前辈，动笔写作往往要到傍晚才开始，大多数要熬上一个通宵。

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饥荒一片。当时，每当傍晚的时候，他们会领到一个小黑馒头。但是，杨益言常常领到馒头就把它放在一边，不看也不去想。到了下半夜的时候，实在饿了，就掰一小块，再掰一小块，直到最后连渣都不剩了。没想到，一个馒头居然很耐吃。1960年，进入了写作的关键期。那年冬天很冷，写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人都乏了，手冻得僵直发白，笔都拿不动了。于是，罗广斌常常半夜来敲杨益言的门，他腋下夹着稿子，拼命搓着双手，嘴里呵着白气。进来后也不多说，就念稿子给杨益言听，他们每次读到江姐的片段，都情难自抑。直到几十年后，八十多岁的杨益言依旧能够清晰而流利地背诵大段《红岩》的文字。

《红岩》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被翻译成多种外国文字。然而，文革期间，《红岩》和其作者都饱受摧残，《红岩》被污蔑为“叛徒之书”成为禁书，罗广斌含冤而死。历经风雨，文革结束后，《红岩》重新发行。功名半纸，风雪千山，《红岩》的书写让杨益言名满全国，也让杨益言深深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所在。他始终记得自己作为一名党员的身份和责任，在危难时义无反顾挺身而出，在和平年代，要为人民做好事、为人民造福祉。

20世纪60年代，杨益言就把收到的稿费全部交了党费。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许云峰、江姐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英雄的故事，2001年，杨益言和罗广斌的夫人胡蜀兴把小说手稿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杨益言常教导自己的孩子：不能随便接受媒体采访，更不能随便谈《红岩》，任何时候都不准打着他或者《红岩》的招牌为自己行方便。在他看来，一个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环境，善良和正直的品质最为重要。因此，《红岩》虽然没有给杨益言的孩子们带来经济上的利益，但红岩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杨益言的一生如同一本书，他用他的笔杆记录别人的故事，书写自己的人生沧桑。他用文字的力量，激动人心，鼓舞后人。九十功名尘与土，执笔书心，丹心不改，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