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文 | 黄硕
戴伟,英国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布里斯托大学博士后。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北京化工大学科普实验中心主任。常年在中国从事化学研究和科普工作,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功勋外教”、“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等等。
英国人戴伟(David G. Evans)在中国至今已经待了27年。64岁的戴伟,头发、胡须都白透了,科普视频中他总是穿着一身宽大的白大褂,胖乎乎的脸上挂着微微的笑意,用手中的化学药品制作出千奇百怪的化学现象,很多观众称他为“化学魔法师”,或是“会变魔法的圣诞老人”。
现实中,戴伟是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专攻化学相关专业。1996年来到北京化工大学任职,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至今。2011年开始,他逐渐将精力放在了中小学生的科普活动中,每年给中国的孩子们开展上百场科普活动,在全网拥有千万粉丝。不了解戴伟的人往往很难理解,一个英国人不远万里,给中国的孩子科普化学知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
1958年,戴伟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医护助理。戴伟从小就对化学感兴趣,十一二岁时,他得到了一个化学资源包,便在家里的厨房做化学实验,总是把厨房搞得又脏又乱,父亲在花园的小棚子里腾出一块位置,留给戴伟做实验。神秘的化学世界令他着迷,发现未知的化学现象让他激动。中学毕业后戴伟进入牛津大学,1980年获学士学位,1984年获博士学位,1984到1985年到布里斯托大学当博士后,而后到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任教。
戴伟说:“每个孩子都有好奇心,好奇心是天生的,但好奇什么很难预测。很难说我的好奇心为什么在化学而不是天文,但可以肯定的是,好奇心推动我走进了化学这个神秘的世界。”在日后的科普活动中,他十分注重激发孩子的好奇心。
除了化学,戴伟还对另一个神秘的世界——中国感到好奇。也是在十一二岁时,中国还未进行改革开放,在英国很难看到关于中国的新闻,“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人,但(对于我们)都是空白,像一个黑洞,很少信息传出来”。戴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一边探索化学,一边了解中国,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订阅了一份《北京周报》。读博期间,曾到香港同学家中过年,但他心里始终想去内地看一看。
最终,他如愿来到中国工作,他说自己很幸运,“对化学感兴趣有50多年了,对中国感兴趣也有50多年了,现在我在中国搞化学,还是在坚持这两个爱好”。
1985年,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希腊雅典举行。戴伟清楚地记得,闭幕式上组委会宣布两年后在中国南京举办下一届会议,他特别激动:“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1987年7月,戴伟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会议结束后,组委会副主席协助他去周边城市游玩。不会说汉语也看不懂汉字的戴伟,在餐厅学着邻桌点菜,晚上到公园散步,观察老百姓怎么过日子。此后,戴伟每年都来中国,访问大学,做学术报告,然后到几座城市转一转。每次来他都感受到了中国大学建设和社会面貌的显著变化,来中国发展的念头愈发强烈。
1994年,戴伟结识了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段雪,两人开始合作。之后,北京化工大学邀请戴伟到北京来工作,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中国的科研条件和生活水平不及英国,但过去的几年中,戴伟看到了中国的发展趋势,他相信未来的中国会更美好,“在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加入其中,作出自己的微小贡献,这种机会一辈子就一次”。戴伟下定决心,辞去埃克塞特大学的教职,接受北京化工大学的聘请。
得知戴伟要去中国一所大学任职,他的朋友惊呼:“你疯了?去中国能搞什么科研?”那时,英国人的选择多是赴美或留在欧洲。戴伟说:“也许现在能做的不多,几年后来中国看看,你就能明白。”
1996年9月,戴伟正式入职。他加入段雪的研究团队,共同开辟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层状及层柱结构材料研究领域。“它就像三明治一样,一层面包一层馅儿,有不同的口味,甜的或咸的,虽然味道不一样,但宏观结构都一样。我们的层状材料也是如此,可以通过改变‘馅儿’的化学物质,来改变材料的性能。”最早研发的产品应用于农业大棚的农膜,提高了农膜的保温性能。之后,他们还研究了层状材料在电缆、高速公路沥青等方面的应用,提高了材料的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
2001年,戴伟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05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2008年,由于在国际研究、中英合作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戴伟获得由英国皇室颁发的大英帝国勋章中的官佐勋章。2014年,获得国家外国专家局颁发的“功勋外教”称号。
戴伟经常跟学生说,要多考虑自己的能力,本着自己的爱好选择人生道路,“跟着别人走,机会少;走属于自己独特的路,机会多。如果1996年的我胆子太小,不敢来中国,现在肯定会后悔”。
2011年是国际化学年,身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北京分会主席的戴伟,收到了一千英镑。英国皇家化学学会主席告诉各分会主席:“不需要申请,也不需要告诉我你要做什么,用你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促进化学发展的活动。”拿到钱后,戴伟思考如何用好这笔钱。他的一位英国朋友在北京创立了慈善机构,帮助打工子弟学校开展课程,朋友问:“你能不能教孩子们化学?”俩人一拍即合,设计了“快乐科学”项目。戴伟买来塑料制成的量筒和烧杯,以及没有毒性的化学药品,租来一辆面包车,叫上几个研究生志愿者,就这样走上了给中国孩子做科普的道路。
打工子弟学校的条件相对艰苦,有时戴伟需要自己带投影仪,在墙壁挂一张白色床单,以便播放精心制作的幻灯片。孩子们很喜欢这个和蔼可亲的外国大叔,和新奇好玩的化学实验。看到他们的热情,戴伟把活动一直坚持了下来。
有一年,北京市科协组织了科普视频大赛,戴伟请朋友帮忙,带着摄像机去打工子弟学校,和孩子们一起完成了三个视频。其中一个视频得了一等奖,组委会给校长打电话:“祝贺你,你的学生得了一等奖。”校长当即表示“不可能,我们是打工子弟学校”,并当作诈骗电话挂断了。最后组委会找到戴伟:“你能不能跟校长说一下,他的学生真的获奖了。”
后来,戴伟重新设计了科普活动的模式。北京化工大学新建了校区,分了一间实验室给戴伟,专门用作科普实验室。一到周末,50多个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坐大巴来到这里,上课、做实验、参观大学。戴伟还有意让来自农村的研究生与孩子们交流,试图带给他们启发和希望:“别认为你们出生的地方落后就轻易放弃,我也跟你们一样,但我现在在北京化工大学读博士,你们要努力学习,也可以来这里读书。”
渐渐地,戴伟去的学校越来越多,他的足迹遍布中国。但他仍然偏爱去教育环境相对落后的学校,如果同时有两所学校邀请,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去比较偏僻的地方。戴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乡村,每年春节,他的中国朋友们邀请他一起回河南、安徽等地的农村过年。每次去,戴伟都会争取去当地乡村学校参观,在村子里的小卖部买一些醋、酵素,给孩子们做简易的化学实验。
戴伟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乡村的教育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教育资源还是不均衡,我觉得那里的孩子更需要机会。”
让戴伟印象深刻的一次活动,发生在长沙的一所高中,那是戴伟第一次给高中学生做化学实验。他演示了过氧化氢分解氧气的简单实验,对于如何验证容器里的气体是氧气,在场学生都知道要放入一根带火星的木条。当戴伟手中的木条重新燃烧起来,学生们感到惊奇,“哇”地喊了出来。学生说:“考试的时候都写过,但从来没看过。”
戴伟表示,如果给英国的高中生做这个实验,他们可能没有一点反应,因为早已亲自动手操作过了。不过他随即表达了对中国教师的理解:“一方面,应试教育下教师的压力大。另一方面是大班授课的问题。英国高中一个班十多个学生,而中国的高中一个班有四五十个学生,所以能理解为什么不做实验,但这肯定不利于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兴趣。”
每次给学生讲课,戴伟都很关注学生的反馈。很多评价是“有意思、好玩”,这也让戴伟高兴,但最开心的还是学生理解了他的本意——“不是教他们学习知识,而是教他们怎么学习知识、怎么利用知识”。一位高中生说:“我收获最多的不是实验本身,而是戴伟教授揭示原理的过程。”
戴伟经常开玩笑:“我上大学的时候没用过电脑。”学生说:“你去了这么差的大学吗?”“我说牛津大学不算太差了,那时候的本科教育没有电脑。毕业后需要用电脑,我得自己学习。电脑出问题后,我知道找学生和助手来解决。不知道怎么办,但知道找到合适的人来解决问题,这种知识也很宝贵。”戴伟总结道:“知道怎么学习,这是最重要的。”
有的学生跟戴伟抱怨学习化学很难,戴伟告诉他,要往后一点,看到化学知识背后的框架和逻辑的连接点,而化学的魅力就在其中。“如果离太近了,只看到这一百个化学反应式,一来没意思,二来不容易理解。但如果了解分子和原子的本质,就能看到很多知识点背后都是相连的,就跟拼图一样,化学就容易学了。”
这些年做科普活动,戴伟一直想让中小学生“往后站”,看到化学乃至科学的“框架”和“拼图”。他喜欢提问,最不喜欢听到的回答是“没学过,我不会”。“我知道你没学过,但你有足够的知识积累,要利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戴伟试图让学生们明白,不要想“学过没学过”,而是“我能不能分析”。
2018年,戴伟的助手索乐乐回山东老家过年,他看到家里的亲戚朋友都在刷短视频。回到北京后,索乐乐建议戴伟试水短视频,他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剪辑了几个短视频发布到快手平台。大象牙膏、火山喷发、蘑菇云、法老蛇……有趣的实验、硬核的科学,网友们对这个白发苍苍的外国科学家报以极大的热情,很快“戴博士的实验室”的粉丝量就突破了百万,如今更是达900多万。
索乐乐曾和戴伟争论过,视频应该尽量短,这样播放量高,戴伟却觉得视频要长一点,播放量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把科学的种子传递给那些感兴趣并愿意往这方面发展的观众。戴伟看重短视频传播的两大优势,一是公平,不管在哪儿只要有手机有网络,都能享受科普短视频。“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潜在的科学爱好者和未来的科学家在刷短视频,我们要去寻找他们,不能被动地等待,不能说我们在专业网站等你,你不来拉倒。”
坐拥全网千万粉丝后,许多电视台邀请他参加节目,明星们唱歌跳舞,他做化学实验。作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戴伟却说:“网红对我个人来说不重要,但是因为有一点名气,让我有更多的机会传播化学,让化学成为网红。很多观众看跨年晚会等节目是为了看明星,如果顺便看了我的化学实验,也许就会喜欢上化学。”
以高考化学满分的成绩考入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宋大有将戴伟视为“引路人”,“是他正式把我引到化学这条路上来的”。宋大有五年级时路过戴伟的科普展台,二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在宋大有眼中,戴伟是一个比较纯粹的人,把全身心都投入了科普。去中小学做活动时,那些做实验的瓶瓶罐罐装了七八个收纳箱,要提前两个小时搬到现场,结束后还要花一个多小时清洗和整理。有时一天连着两三场活动,午饭就在去往下一所学校的车上解决。索乐乐说,有时候协助戴伟的研究生都累够呛,但戴伟做了十多年,疫情前每年都去一两百所学校。
“有时候我挺纳闷,也挺好奇,但是他就一句话——一切为了孩子。”索乐乐顿了顿,补充道,“还是为了咱们中国的孩子。”戴伟则说:“我也有很多收益,备课、讲课、回答问题可以锻炼脑子,准备实验设备可以锻炼身体,对健康肯定有很大帮助。另外,经常跟小朋友们在一起,还可以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思维。”2017年,他加入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打算退休后继续做科普,“我会向老科学家们学习,身体允许的话,80岁也会继续给孩子们讲课、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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