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新命题，家庭教育请回答

谷珵 王妍妍 欧阳秀娟

一个轻视生命的未成年人，收容教养期满后回归社会，是否会继续对他人造成危害？诸如“13岁男孩杀害10岁女孩”的新闻令人震惊，关于“未成年是否成为犯罪保护伞”的探讨屡屡被推上热议的浪尖。面对疑问，法律做出了探索。不久前，《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作出调整，规定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故意杀人等犯罪要負刑责。就在2020年末，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获得通过，进一步明确法案中所称严重不良行为，并加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预防犯罪教育的职责。

从惩戒、矫治，向教育、预防更多地倾斜，法律回应了社会关注，也愈发凸显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履行的责任。当更多的挑战摆在家庭教育面前，父母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应对？他们需要怎样的帮助？学校如何扮演好自身角色，建立家校合作机制？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组织了专家论坛，为树立优良家风、培养未成年人良好品格建言献策。

问题儿童源自问题家庭

● 《教育家》：近年来，未成年人实施的故意杀人案件时有发生。为何会出现“小恶魔”现象？“有问题”的孩子，其家庭教育出现了哪些问题？

●赵刚：“小恶魔”是“四二一”家庭中“小太阳”的另类翻版。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衣食无忧，唯我独尊。不良的家庭养育，造成其出现身心发展背离的极端现象：生理上较上辈人同龄时早熟了3-5年，而心理上延迟了3-5年，一正一反，则是6-10年。这很可怕，可怕的是生理上过早成熟易造成行为冲动或失常，心智上发育迟缓却没有认识到这些行为的危害，导致非常容易走向违法犯罪甚至恶性犯罪。这种问题儿童的出现，先不谈社会环境、不良文化的影响，单就家庭教育，我认为主要有两个成因。一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尤其是幼小时期没有培养他们遵守规则、分享友爱等良好的行为品质，一旦与同伴产生矛盾，易用极端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家长不良言行的影响或推动，使小问题扩大。当前，党和国家倡导家风建设，我们一直致力于家长教育，就是强调家庭教育对孩子人生成长的独特价值和作用。大量事实表明，青少年问题多源于家庭，显示在学校，危害到社会。

●殷飞：“小恶魔”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一是心智与能力不平衡。孩子在成长的特定时期，容易冲动与行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伤害他人能力之间存在不平衡。幼儿或者小学低年级的孩子的伤害能力有限，最多只是号啕或者用小拳头擂人、用小手掐人，但是到了小学高年级及以上，他们对人、对社会的伤害与破坏力和小时候不可同日而语。

二是情绪能力不足。部分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缺失了对情绪冲动的控制练习，从小缺少起码的管教，只要出现情绪不满、行为受阻，消极情绪就会升腾，容易歇斯底里，对周围的人和事不管不顾地发泄情绪，施加伤害。

三是认知偏差，法律意识淡薄。当前对青少年儿童的普法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一些未成年人对社会规则缺乏起码的敬畏心。脱缰的情绪和价值观的偏差，如果没有法律的底线思维，变成“小恶魔”就不可避免。

基于上述分析，“小恶魔”现象集中出现在两种极端教育观念和教育方式的家庭内。一种极端就是过分纵容和忽视，对孩子的思想言行不加约束管教，甚至认为“绝对的自由，孩子就会自然产生自律”，导致孩子成为人世间的“野蛮人”，心中没有别人和社会。另一种极端是家长对孩子过分苛责甚至采用暴力的教育方式，孩子很容易形成扭曲的社会认知，一些生活在暴力阴影下的孩子还有可能形成反社会型人格障碍。

●《教育家》：如何理解新时代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职责？80后、90后成为新生代父母的主力，应该如何应对挑战？

●殷飞：无论时代如何变化，家庭在抚养和教育孩子的结构与功能上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父母的责任是第一位的。尽管我们的家庭有成员之间互助的传统，但是抚育孩子的主体责任在大部分家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移，只是不少年轻父母没有养育孩子的责任意识和习惯而已。

新时代家庭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家庭规模趋小，结构趋于简单，应对变化的韧性不足。大家族群居的“家庭”不再，核心小家庭的结构趋于普遍。其次，家庭与工作平衡难。年轻父母全职工作的家庭在当下社会也是主要类型，他们参与家庭生活和抚育孩子的时间不足，一旦上一代父母无法给予支援，在育儿社会化支持体系还不健全的当下，年轻父母抚育孩子的压力是不容小觑的。

我们呼吁政府和社会要下大力气完善早期育儿的社会化支持体系，让年轻父母敢生、愿意生。新生代父母在增强育儿责任意识的同时，也应该积极行动，创新家庭实践以积极应对时代挑战。一是多带孩子参与社会生活。当前的生活环境对孩子成长最大的挑战是生态性不足，孩子在家庭中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单一，必然带来认知的局限。年轻父母要有意识地创造条件，多带孩子参与丰富的社会生活实践。二是主动积极地学习家庭教育。向学校老师学习、向专家学习、向身边优秀的父母学习，避免在养育过程中犯“无知”的错，也避免囿于自身家庭对孩子成长过度焦虑。

●蔺秀云：新时代父母的职责重点是完成对孩子的培养，要从各个方面以身作则。第一，陪护孩子，关注其心理健康。有的父母和孩子几乎没有交集，陪护做得并不足够，更不要说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了。第二，让孩子在保持正常学习生活的情况下，促进孩子的发展，让孩子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的环境中，能够完成社会化。第三，父母要管好情绪，处理好跟孩子的关系，让孩子与家人建立亲密的依恋关系。

当前，社会压力、父母焦虑是家庭教育面临的巨大挑战。所谓教育内卷，是说10年前付出这些努力，能够取得比较优秀的成绩，但是10年后付出同样的努力，可能连中等成绩都不一定能达到。家庭教育面临着巨大的社会压力，父母自己有非常强的焦虑感，会把更多压力转到孩子身上。内卷也同样导致家庭的教育成本上升。

如何面对挑战呢？父母要了解、尊重孩子的发展规律，以孩子为核心开展教育。很多父母让孩子超前学习，其实每个年龄阶段的孩子都有其发展规律，不能超越。6岁以下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比较弱，过早开始学习，虽然可以学会，但是孩子6岁学一星期的内容，到了8岁可能一天就学会了。提前学，很容易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厌烦感。在教育成本方面，解决的核心办法就是抓住学校和课堂内容，反而比盲目报课外班的效果要好。尤其对于小学生来说，学校学习的知识算是比较基础、适合的。以培养兴趣为主，适当地选择孩子感兴趣的内容，不要过多涉猎课外班，重点保持孩子的学习兴趣以及好奇心。

父母成长需要完善的体系支持

●《教育家》：高质量亲子陪伴的作用十分重要，然而，许多家庭在这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低质量陪伴对孩子的伤害和影响是什么？家长如何创造和享受陪伴时光？

●殷飞：父母低质量的陪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低关注和不良榜样。低关注，指的是父母虽然在孩子身边，但常常是人在心不在，视线不在，交流不在。充其量是在保护孩子，在一些极端情况下，陪伴的最低功能——安全，也沒能做到，一些家长埋头摆弄手机等，导致孩子出现安全隐患而不觉察，酿成家庭悲剧。不良榜样，是指父母并没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影响孩子。他们要么在孩子面前说脏话，与人发生争执;要么为了孩子的所谓利益，不惜牺牲别人的利益，如抢滑滑梯，或对别的孩子大打出手。这些父母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心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心中只有保护孩子而没有教育的意识。

高质量的亲子陪伴也有两个特征：互动和促进。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主动融入孩子的活动，与孩子互动，让孩子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事情感兴趣;有意识推动孩子的活动走向深入，谨慎评价孩子行为，对孩子尝试与探索的行为多给予鼓励。父母还需要给予孩子更多的帮助，这里的帮助主要指的是促进，而非代劳孩子的成长。如孩子遇到困难时，父母多给予细致的指导，同时耐心等待，让孩子有机会在尝试中丰富认知、提升能力。

●蔺秀云：设想一下，如果孩子特别希望父母跟他一起踢球，父母没有回应或者回应不到关键点上，可能还会训斥“你怎么就不能自己玩”，孩子渴望陪伴的需求就被拒绝了。一次被拒绝，孩子还会第二次去寻求，但是多次被拒绝，孩子就会很聪明地学会“我不会再给你训我的机会”，不会再去表达。但不表达并不代表没有需求。孩子总是希望被陪伴、被鼓励、被引导，如果满足不了，就可能切断与父母的连接，形成一种阻断式亲子关系。随着年龄增大，孩子有情绪或其他问题，可能都不愿意跟父母交流，慢慢地形成比较激烈的情绪并带来行为问题。

想要切断这种恶性循环，就要真心地去陪伴孩子。要敏感、精准地回应孩子。意识到并尊重孩子的内心需求，比如孩子现在想玩玩具，那么就陪着他玩，而不是觉得户外阳光特别好，非要带他出去晒太阳。我们可能见过这样的场景：两三岁的孩子追着妈妈说“妈妈抱”，哭得一塌糊涂，但妈妈就是不抱。这就是没有体会到孩子的需求。孩子可能会想“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是不是我不够可爱”，如果持续下去，很容易形成这样的自我印象和认知。

●《教育家》：父母的成长同样需要外力的支持。家庭教育社会支持系统应该如何完善，来帮助家长不断进步？

●赵刚：一对夫妻若成为父母，有本能就行;而当好家长，则需要本领。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一个国家要赢得未来，就要赢在教育;教育要赢得未来，首先要赢在起点。人类教育的起点发生在家庭，家庭教育是所有教育形式的基础。家庭教育不仅是家庭的私事，还需要社会系统的支持和完善，应纳入国民教育管理中，尤其是对流动、留守、单亲等家庭的支持，是检验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指标。

家长素质不单单关系到家庭教育水平与后代成长，也是一个国家公民素质的体现，在此我提出以下几项建议。第一，设立“家庭教育学科建设与指导委员会”。成立具备行政与学术职能的“家庭与学校合作教育指导委员会”，领导与指导各级各类学校的家校共育、家长教育工作。第二，审议将家庭教育学纳入教育学的二级学科。目前教育学二级学科分类与今天教育发展的要求和社会需求相差甚远，在高等师范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培养专业人才，也能拓宽毕业生的就业渠道。第三，推动符合中国国情的家庭生活教育体系建设。优化国民的生活品质，突破唯分数、唯学历的教育倾向，使生产教育与生活教育并重。鼓励国内从事家庭教育研究的学者在家庭教育学科教材建设、师资培训、实践指导方面做出探索与建设工作。第四，在国家教育经费中给家庭教育一定比例拨款。第五，办好家长学校是落实家长教育的有效载体。建议政府、学术团体等部门制定《家长学校建设指导标准》，改变当前家长学校办学中无法可依、无规可循、无书可选、无人可用的不良状态。

●蔺秀云：当前，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的资源还是不少的，像妇联会提供一些讲座、培训，社区、儿童活动中心以及卫生站也会提供类似支持，不过需要父母去寻求支持和帮助。孩子入校之后，父母能够从学校、老师以及其他的家长那里获得家庭教育知识。父母还可以寻求专业支持，如心理讲座、心理咨询等，包括视频咨询，通过线上形式扩大资源的覆盖面。

社区需要经常去了解家庭，看他们是否存在困境、存在什么困境，帮助他们寻找支持资源。社区能解决的，就在社区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可以根据需要求助于专业机构。在寻求支持的过程中，要注意一点：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再权威的专家，他的理论也不一定完全适用于你的家庭，最核心的还是要看是否适合自己的孩子。

厘清责任边界，打通合作“堵点”

●《教育家》：家校共育在实践中存在不少误区，诸如家长群、家长辅导作业之类的话题总是能触动家校的神经。家长和教师为何会出现矛盾？

●赵刚：传统学校注重知识传播与标准化劳动力培养，学校功能占绝对主导，教育体系的主要矛盾是师生关系。随着人类进入信息化、少子化时代，家庭不再追求子女数量，更关注子女质量，因而教育体系的主要矛盾转向家校关系，这就是当前校闹、家长群体事件频繁的背景因素。人类教育格局走进家校合作时代，但我们的管理体系仍是工业革命时期形成的办学思维，这种矛盾产生就是必然的了。

●殷飞：目前家校关系矛盾主要体现在界限不清。家长和教师对合作目标的认识存在误解，导致界限不清。如孩子的家庭作业需要家长配合，这本是为了发挥家庭一对一的时间优势、敦促孩子形成高效学习习惯的好举措，却因为一些教师多跨了一步，突破了应有的界限，让家长批改孩子的作业，甚至要保障正确率，这就违背了家校合作的初衷。不仅让家长感到困扰，还不利于教师及时发现学生的学业问题以调整后续的教学重点。

家校矛盾还体现在个性不足，教师把部分家长的能力放大为所有家长的能力。如一些家长有能力辅导孩子的功课，这本无可厚非，但不能要求所有的家长都去辅导孩子的功课。如幼儿园布置的手工作业，在评价上应该避免结果导向“看谁做得最好”，而应该更多关注过程“看哪位小朋友参与得最多”。

●《教育家》：如何处理好家校关系，构建学校教育共同体？

●赵刚：疫情的影响下，出现了人类教育史上没有先例的教育形态，停课不停学、师生分离等，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反思：只注重生产不关注生活不是科学的教育体系，缺乏劳动教育、自立生活的教育是没有意义的;良好的亲子关系是良性教育的起点和保障;不能把教育完全交给学校，家庭教育功能无可替代。今天，家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学校帮助，学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家长支持。

面对迅猛变化的世界，建立家校合作的新体制是进入智能化时代的必然选择。常态化将打破以往学校与家庭是两个基本不交叉的教育形态，明确家庭与学校的教育职责和界限，实现教育的共情、共育、共建、共责。学校应有管理、教育家长的专业人员和部门，推动学习型家庭建设;学校设立有别于以往的家校合作委员会（或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家长教育协会制度），充分尊重家长的教育权，让家长参与校政管理;倡导“家长亦为师”的理念，利用家长的智慧、教育和社会资源，活化学校的教育教学;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建立定期的家校合作激励机制，表彰促进家校合作的单位与个人，形成社会参与教育、教育服务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

●殷飞：首先，对教师开展行之有效的培训。从合作目的到内容与方法，全方位引导教师反思家校合作的现状，梳理存在的问题，提升教师家校合作的专业能力。其次，对家校合作进行评估。学校要成立项目评估团队，对各科室各部门以及每位教师所采取的家校合作举措进行必要的评估与统筹，以避免无形中增加家长的负担。如对班级QQ群等进行规范管理，避免每位教师都在其中不定时地发通知，避免让希望配合学校的家长感到焦虑。再次，增加家校合作途径与方法的可选择性。教师要特别关注特殊家庭，如隔代教育的祖辈在接受家校合作任务时的难度，应该采取多种方式，让不同背景的家庭、不同能力的家长都能找到与学校合作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