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心能容多少，成就就有多少”

这里游客人山人海，却不用买门票，也没有半点喧嚣；这里香火旺盛，敬香者上香却无须花钱请香；虽然很多人说这儿很“灵气”，但从里到外没有一个僧人或其他人在这里给人相面、测字、算命；这里有中国佛教文化最古老的传统精髓，这里同样也有当今世界最先进科技作为弘法手段被运用。

这里让中国文化漂洋过海走向世界，这里的文化融入血脉，让两岸同胞心灵贴得更近……这里就是台湾佛光山。

佛光山，位于中国台湾高雄市大树乡东北区，是中外闻名的佛教胜地，有“南台佛都”之号。1967年（民国56年），由当代高僧大德星云法师率领弟子创建，是台湾最大的佛教道场。

佛光山设立了佛教大学，以弘扬星云法师倡导的“人间佛教”学说，已发展成为台湾信众最多、最富盛名的佛教圣地。

自从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游以来，凡是去台湾的大陆游客，高雄的佛光山是他们中大多数人必去的景点。

这是台湾观光部门的数据分析，也是大陆各大旅行社做出的实际总结：他们大都是奔着中国传统的佛教文化而来。还有很多人更希望感悟星云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出生于贫苦家庭，却在全世界建起200多个佛教寺庙，创办了数十所大、中、小学和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电视台等；没上过正规学校，却成了畅销书作家，著作被译成英、日、德、法等十几种文字；没学过建筑，却凭一笔一尺，设计出气势恢宏的“人间佛国”……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和正常婴儿一样。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所记记在心里，“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她的床前，听从母亲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師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正逢抗战期，日军的骚扰，难民的流徙，加上汉奸、‘和平军的敲诈，我们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1941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轰炸时剧烈的震动，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经历了艰难的“成长时期”，星云大师步入了“阅读时期”。最初，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论、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东西方的小说、文学作品、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他们叫什么名字，是什么绰号，用什么武器，穿什么衣服，我都如数家珍。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对于《三国演义》把关云长、张翼德、赵子龙、黄忠、马超列为‘五虎将，我认为最为公正。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不比较、不闹情绪，只一心辅佐刘备的精神，最为我所钦佩。”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8个字来形容。“那时，由陈辞修（陈诚）先生主政的台湾，政治情况恶化，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我也遭到警察逮捕，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还要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立委、‘监委们的大力营救，我才九死一生，逃过劫难。”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后来，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当时佛教不发达，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佛教第一次传教用的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我那时购买的。”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许多青年来学佛。“一些儿童、青年、妇女和有神道信仰的初级学佛者，听到弘法的宣传喇叭声‘咱们的佛教来了，都深受感动，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助长了佛法的弘扬，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星云大师想尽办法，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我心想，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日本的东洋和尚，总该可以了吧！”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每次开会，人家要我参加，如果我不出席，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此外，经常有人请客，一人请客，相继就有多人回请，常常一连十天半月没有回寺吃饭。如果婉拒，他们就说‘你看不起我。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如果不应召而至，他们又说‘你不帮忙。”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终非久远之计，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16年苦心营造佛光山 毕生致力文化教育

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佛光山原是一座荒山。1967年，一对越南华侨夫妇借钱跟人合伙买下这片百多亩的山坡，欲建一所海事专科学校，后因双方意见不和，计划夭折。此处土壤贫瘠、高低不平，无人愿意接手，越南华侨一家顿时陷入绝境。他们辗转找到星云大师，求他买下这块地，否则他们还不了钱，只有一死了之。星云大师慈悲为怀，伸出援手。他也考虑到在台湾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寺庙，“难觅容身之地”，若能在这个穷乡僻壤建一个落脚点，也是一举两得。

“连鬼都不来的地方，谁会来这里？”当星云大师带弟子们来到这里察看时，无人响应他，弟子们连车都不想下。星云大师独自下车到山上勘察，亲自动手规划设计，最终感动了弟子们，并得到各方支持。“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苦的地方、不值钱的地方，没有人要，没有人跟我争，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

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因发展需要，除了安顿僧侣外，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善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

为什么要创立“人间佛教”？星云大师接受《环球人物杂志》采访时说道：佛教本来都很好，不过流传久了以后，就有一些不同。现在的问题是，佛教都到山里去了，似乎成了寺庙所有，我要把佛教带到家庭，与社会接触。还有，过去讲佛经，都谈玄说妙，动不动天地怎么样，对人没有用啊，我要把它落实到人的生活里来。所以我想改革，把佛教人间化、现代化、生活化。

“人间佛教”就是家庭里父慈子孝，社会上人我和谐，国际间平等和平，人人本着佛法的慈悲智慧，彼此尊重包容，歡喜融合，真心实意相待，共创圆满自在的人生。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渴望国际化之后的回归

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