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从语文入手

文 / 刘旭昇

改变，从语文入手

文 / 刘旭昇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始终把教育作为发展的根本大计。为了大力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投入巨额资金，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每年有700多万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走上建设国家的工作岗位。国家重点大学的硬件设施水平已完全可以和世界顶级大学相媲美。

但是，如此大力度的投入，收到的成效却仍然和我们的历史传统、国家重视程度、资金投入比重以及民族复兴要求存在较大差距，和人民的期望也相去甚远。直白讲，教育体系似乎并没能培养出各个层面所需要的合格人才。每年有60多万大、中、小学生背负家族厚望，远渡重洋赴外留学，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正反映出社会对本国教育的焦虑。

这种焦虑的背景，同2005年钱学森先生对温家宝总理感叹：“这么多年来，我们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实质上是一致的。

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全国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国家创造了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足可购买世界所有国家黄金储备三、四次。如此富强的国家，直到如今，改造一艘航母，所花费的时间竟比在遭受美苏封锁时自主研发创制两弹一星还要长很多。今天，国人每购一部iPhone智能手机都还要给美国缴纳一笔不菲的系统费。

全国每年有一千多万高质量的高中毕业生，然而，当他们进入大学、走上教育、研发或生产建设岗位后，却失去了他们原有的水平和能力。

大学本科、研究生、职业技术教育等各种学历的人处在相同的工作岗位上，也常常很难显示出不同学校培养出的人才有什么差别。

全国每年有700多万本科生、100多万硕士研究生、50万博士研究生毕业，但全国范围内仍有很多单位大呼缺乏人才，这么多高学历的人却缺乏与工作岗位相符的素质和能力。

19世纪70年代，满清政府分四批选派共120名幼童（12—15岁之间），赴美留学，当时拖着长辫子的他们，尽管心智和身体都完全不成熟，一句英语不懂，现代数理化知识几乎为零，对自己即将面临的生活学习和社会环境一无所知，成天摇头晃脑，满嘴子曰诗云；却能渡关山涉重洋，克服现代人难以想象艰难险阻，很快成为成绩优异的学生，当他们半数人已进入哈佛等名校开始大学阶段的学习时，满清政府却强令遣送他们回国。他们尽管没能完成学业，而且受到国人的排斥，却人人都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科技专家、教育家、外交家。他们用自己的进步思想和卓越能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起步，在中国近代科技、教育、外交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领航员的角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与之相比，一百年后的改革开放之初，每年从全国选拔的几十名神童进入大学少年班学习，这些神童的智商和现代科学知识水平都远远高于那些留美学童，生活、学习环境、条件也大大优于留美学童。然而将近四十年过去了，这些神童中成为栋梁之材者屈指可数，绝大多数流于普通工薪族，有些神童到后来连过普通人的生活都成了问题。

在李政道留学的年代，全国每年真正留洋求学的学子不过区区数百人，而今每年光赴美留学生就达60万之多。在李政道的同辈中不但出现了五名诺贝尔奖得主，更有钱学森、邓稼先等一批两弹一星的国家功勋和一大批世界著名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建筑大师。除此之外，当年的留学生几乎人人都学有所成。而在改革开放近四十年间，大陆出国留学的近千万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经严格考试挑选出的最优秀的人才）且不说没有人获得诺贝尔奖，就连成为科学家的也寥寥无几。同样是近四十年的时间，东邻日本竟有二十五人获诺奖。

钱伟长先生考入清华时的语文成绩是满分，而数理化三门总共才25分，英语是0分。但当他想解国家急难而转学物理时，专业鸿沟在他的跨越中竟毫无阻滞。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成了清华的物理尖子生，进而赴美深造，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泰斗。

在高科技企业的掌门人中，任正非的学历应该是最低的，但却就是他独自扛起了民族高科技研发和高科技工业制造的大旗，和全世界最强大的高科技企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赢得一席之地。他让每个中国人倍感自豪的同时，还能以半价享受和外国同等水平的高科技服务（华为各种级别的智能手机的价格只是外国同等产品的一半）。

和全世界任何国家的青少年相比，我们的孩子是最勤奋、最努力的，也是压力最大、负担最为沉重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从幼儿时代到高中毕业都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可齐心而艰苦卓绝的努力背后的成果呢？是我们民族天分不够、生性愚笨吗？这样的论断恐怕14亿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会答应。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而这些问题都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究其根源，我们大概都已形成共识：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是对教育的认识出了问题，具体来说就在该教、学什么，不该教、学什么的认识上出了问题。

所有问题中，当事人的成败得失，与其本人的汉语文学识水平的高低不可割离，与其他因素尤其是英语水平毫无关系。因此，汉语文的教育与学习十分重要。

（本专栏由光明日报“阅读公社”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