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江海潮
(广州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623)
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已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相关的研究成果总结了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模式,展示了馆社合作的实践案例,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路径和模式。笔者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历史渊源和动力机制、参与模式、实践案例等方面对已有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要评价,厘清了我国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政策与法律发展走向,从科研、政策、法规的角度,横向、纵向呈现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情况。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具有逻辑基础。《国际图联公共图书馆服务指南》指出,“公共图书馆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其他社区组织建立、支持和资助的图书馆”,这体现了公共图书馆机构的公益属性,其服务属于公共服务的范畴。现代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任务之一。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事业及提供公共服务,就是基于公共管理的相关理论,相关理论主要有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服务理论,以及公共产品理论、公共治理理论、第三部门理论和公民社会理论等。
政府负责制定政策,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购买公共服务,以提升服务效率,是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核心观点。新公共服务理论能够阻止公共服务的“过度市场化”,要求政府树立公共服务精神。理论基础研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为业界厘清了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逻辑基础。发展公共图书馆事业是政府的责任,以政府为主导,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为公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是推动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模式之一。
虽然上述研究认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是基于新公共管理等理论的,但一些研究成果则表明,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事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与复杂的动力因素。不论是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还是专业图书馆,它们初创的原动力都是社会力量。在欧洲,许多大学图书馆是由私人捐赠建设的,公共图书馆的普及也有赖于社会贤达、慈善家的慷慨资助,如:卡内基生前捐建了2,500多座公共图书馆。在我国,近代图书馆与古代藏书楼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一些知识分子、开明士绅等秉怀化私为公的藏书精神,出资建馆,捐赠图书,推动了藏书楼向近代图书馆的转变。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动力包括仁爱、博爱、大同等文化动因,感恩他人、回报社会、同情弱者等伦理动因,社会承认、社会尊重等社会动因,以获取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经济动因等。关于历史渊源和动力机制的研究成果从历史、文化、经济、伦理、社会等角度揭示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动因,体现了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历史传统、民族文化、社会价值观的深度交互。
我国公共管理部门、图书馆行业组织在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进程中,大致经历了理念萌芽、全面兴起和规范保障等三个阶段。
2008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的《图书馆服务宣言》明确指出,图书馆人与一切关心图书馆事业的组织和个人真诚合作。图书馆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投资、捐赠、媒体宣传、志愿者活动等,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图书馆服务宣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表明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的理念已经萌芽。范并思认为,与社会各界合作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图书馆这个职业的先进理念。
2015年被称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元年”,从这一年起,我国政府部门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制订了科学的政策措施,以期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进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免费开放”。2011年,文化部、财政部共同出台了《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鼓励社会力量对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进行捐赠和投入,拓宽经费来源渠道”,可见当时政府部门将社会力量捐赠视为经费来源之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模式体现了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重大创新。2015年出台的《关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指出,公共服务领域应“鼓励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吸引社会资本参与”。2015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公共文化领域;建立健全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培育和规范文化类社会组织,大力推进文化志愿服务”。《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的意见》明确了“购买服务”“志愿服务”两种合作形式。这些指导性意见为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提供了明确的执行依据和操作指引。
2017年3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明确指出,“公共文化服务是指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201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规定,“国家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筹资金设立公共图书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政策扶持”。李国新认为,确立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基本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历史贡献之一。
研究者总结归纳了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主要模式,即合作办馆、民间图书馆、慈善捐赠(图书馆基金会)、购买服务(业务外包)、公私合作、志愿服务和法人治理等七种模式。
公共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在图书馆的场地、文献、设备、管理和服务等方面达成协议,各取所需,以实现共赢。典型模式是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如:广州图书馆与地产企业合作建设直属分馆,图书馆提供文献资源和专业的服务,并将分馆统一接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地产企业提供图书馆场地、人员,并负责日常的管理运营。
社会力量自办的图书馆被称为民间图书馆,也被称为私立图书馆,是指非政府力量创办的公益性图书馆,主要包括NGO、企业、个人等创建的图书馆。公益性民间图书馆被认为是我国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是我国各地公共图书馆的重要补充。民间图书馆的形式在城乡有所区别,城市的民间图书馆主要包括学人自办的私人图书馆、连锁扩张的加盟图书馆(如荒岛图书馆)、自助互助的社区图书馆(如天通苑社区大象图书馆)、俱乐部式的会员图书馆(如2666图书馆)、面向儿童的绘本图书馆(如皮卡书屋)、组织机构的附设图书馆(如韬奋图书馆)、新颖独特的流动图书馆(如真人图书馆)、特定群体的专门图书馆(如宗教图书馆)、互联网上的在线图书馆(如老约翰绘本馆)等。乡村的民间图书馆主要服务当地民众,包括农民个人独立或合伙创办的图书馆、公益组织创办的图书馆等。
社会力量对图书馆的慈善捐赠包括捐资、捐书、捐物等。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捐书方面,对捐资的研究较少。对于公共图书馆来说,社会力量的捐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资金资源可以转化为文献、空间、人力和设备等资源。社会力量向公共图书馆捐资,涉及成立图书馆基金会对资金进行规范管理的问题,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领域较著名的基金会有杭州市图书馆事业基金会和温州市图书馆发展基金会。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缺乏主动向社会谋求支持的意识,在筹集社会资金、引导社会力量支持图书馆建设方面的宣传力度不够,缺乏接受社会捐赠的机制。
购买服务的模式是指政府把购买公共服务延伸至图书馆服务领域,主要购买的是图书馆的建设、运行、管理或服务,被称为图书馆业务外包,具体包括采编、数据库建设、信息技术支持、流通、后勤、物业、安保等业务外包。业务外包能节约成本,提高服务效率,实现集约化、专业化运营,但研究者认为业务外包会导致传统图书馆的专业性被淡化,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的机制被虚化。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是介于外包和私有化之间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协议、合同和特许经营等方式合作,社会力量一般通过政府支付资金、税收优惠和奖励性补贴等获得经济补偿。该模式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能够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但目前该模式还停留在探索研究阶段,尚未实现实践上的普及化。公共图书馆应采取多种措施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引进、培养专业人才,创新运作模式,努力发挥该模式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作用。
所谓志愿服务是指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组织自愿、无偿提供的公益服务。我国公民参与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的理念已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志愿服务能够让图书馆与志愿者各取所需,实现共赢。志愿服务可有效解决图书馆人力不足等问题,提升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益。公共图书馆可为志愿者提供平台,进而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公民参与公共图书馆志愿服务的形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社会教育,为读者(用户)提供知识普及等教育服务,如公共教育、讲解导览、文化交流活动等。二是专业服务,如古籍整理、文创开发等。三是辅助管理,如日常借还、运行维护等工作。公共图书馆可向社会公开志愿服务的参与方式,拓展志愿者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开展志愿者专业培训,完善激励、考勤和评价等管理保障机制,以促进志愿服务工作的持续开展。
公共图书馆吸纳行业代表、专业人士、普通民众参与管理,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环节。李国新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架构应由理事会和管理层构成,理事会是决策和监督机构,管理层由图书馆的行政负责人和主要管理人员构成。蒋永福认为,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组织架构应由决策层、执行层和监督层构成,三方相互制衡、相互协调,理事会负责决策,图书馆馆长、副职负责执行,理事会监督、职工民主监督构成内部监督,政府部门依法监督、大众媒体和社会舆论监督构成外部监督。截至2014年,无锡市图书馆、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深圳市宝安区图书馆、成都市成华区图书馆等组建了理事会,意味着这些图书馆已经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近年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案例较多,广州、温州、杭州、佛山、上海等地的图书馆实践涵盖了上述七种模式。广州以合作办馆模式为主,即图书馆与社会力量合作建设总分馆模式,如:广州图书馆与地产企业在多个社区共建直属分馆,广州图书馆与广州市儿童公园共建少儿分馆,广州市黄埔区图书馆与企业建设园区分馆等。温州设立图书馆基金会,通过慈善捐赠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佛山市图书馆积极创新阅读推广活动模式,联合社会团体、公益组织和个人组建了佛山阅读联盟,通过公私合作的模式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杭州图书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品牌服务和活动的模式属于志愿服务模式,该馆的“文澜沙龙”“文澜大讲堂”“总有一种声音打动你”等活动吸引了许多领域的专业力量,为打造图书馆活动品牌提供了支撑。上海市嘉定区图书馆吸纳图书馆、教育、媒体等行业的专家代表成立图书馆理事会的方式属于法人治理模式。案例研究呈现了业界具体的实践做法,为图书馆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相关的研究成果既介绍了合作模式、实践案例等,也总结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是由政府主导的,所需资金以公共资金为主,因此,研究者普遍认为公共图书馆向社会筹集资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接收和管理社会捐赠的政策和机制不完善、不成熟。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应加强对慈善捐赠、图书馆基金会等领域的研究,结合相关理论积极开展实践活动,拓宽事业资金的来源渠道,进一步完善馆社合作制度,为社会力量释放更大潜能提供平台与保障,促进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