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图书馆事业

时间：2024-05-04

关键词：图书馆史;党史;图书馆事业;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

摘要：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众多革命先驱，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利用图书馆宣传马列主义，团结进步青年，从事革命活动，同时也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瑞金中央苏區及陕甘宁边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在艰苦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仍然重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指导图书馆事业建设。图书馆在艰苦的条件下积极积聚藏书，加强图书流通工作，为普及文化知识，传播马列主义，教育民众、服务民众作出了很大贡献。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21）08-0002-13

在全社会进行党史学习教育是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图书馆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除了为读者提供红色文献，举办红色经典阅读活动，回顾图书馆自己的红色历史，回顾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对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文化事业的重视，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汲取前进的力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与党史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惊心动魂、炮火连天的战争场面相比，图书馆只能算百年历史长河中的一朵小浪花，但正是无数个这样的浪花，才汇集成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光辉灿烂的篇章。

1 党的早期图书馆活动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几年间，发展环境一直处于很恶劣的状态，这个时期还谈不上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更多地利用图书馆学习、传播马列主义，从事革命活动，或者为了便于学习马列主义和宣传革命理念，自主创办图书馆，或是带有图书馆性质的读书团体。

1.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遇中，灾难深重。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下，一些先进分子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根据史料记载，1899年，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刊物——上海《万国公报》杂志上。万国公报是美国传教士创办编译的中文杂志，在19世纪末期影响很大。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社会演化》的中译本《大同学》，提到“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这是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中文报刊上。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是作为新闻与西方思潮介绍，出现在中国出版的书刊上，虽然只是片段，但可看作是中国人接触马克思学说的源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介绍马克思（麦咯士）和社会主义，称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泰斗”。孙中山也曾系统接触过马克思主义。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后来，他明确表示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

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先进分子，大批爱国知识青年热情高涨，纷纷奔赴国外追求新思想，寻找救国出路。十月革命后，留日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其中以李大钊、李达、李汉俊等为主要代表，被后人称为“三李带回马克思”。尤其是李大钊，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在《新青年》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先后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和共产主义小组，创办报纸杂志，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巨大影响。据统计，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初步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革命先驱们所创办的刊物或组织的读书团体有200多个，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非常好的思想基础。

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1920年3月由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同年10月，李大钊等人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年8月，在中国传播史上还发生了一个大事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这为中国共产党建党在思想理论上做好了准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建党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坚定了中国革命先驱们的理想信念，成为中国共产党创造革命信仰的思想起点。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这一段历史可以看出，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发挥图书馆启迪民智的作用，作为学习、宣扬、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阵地，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思想准备，还是在成立后的思想斗争中，图书馆在引导青年学生、工农大众接受先进思想，走上革命道路等方面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党的早期图书馆活动的轨迹

1.2.1 李大钊与亢慕义斋——我国第一个马列主义图书馆。1918年到1922年，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期间正是“五四运动”酝酿、暴发和向纵深发展的时期。李大钊以图书馆为阵地，在进步学生中传播、宣扬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觉悟并培养革命骨干。为了更好地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在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订购的进步刊物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十余种。有关马克思主义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的书籍在40种以上，如西文版的《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日文版的《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李大钊除了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还以图书馆为宣传阵地，向他们推荐、讲解马克思主义书籍。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进步学生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校长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在图书馆内设立了一个专门收藏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为进步学生和研究会提供借阅服务的小型图书馆，借用Communism（共产主义）音译，命名为亢慕义斋。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斋中有马克思主义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基本上囊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主要代表著作。这些图书大多由图书馆转来或代购。在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著作极为缺少的情况下，亢慕义斋能系统完备地收藏马列主义文献就是一个奇迹，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执着追求真理的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生动见证。亢慕义斋对我国进步图书馆的创立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早期进步图书馆，如天津马氏通信图书馆、上海通信图书馆、天津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等，都受到亢慕义斋的影响与启迪。李大钊作为亢慕义斋的实际创办者和领导者，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同时还是一位图书馆学家，堪称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奠基者。在他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五年间，以他对图书馆的超前认知，对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他的努力下，北大图书馆开始从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图书馆转型。关于图书馆的分类，他认为图书馆分为社会的和学校的两类。社会图书馆就是现在的公共图书馆，其服务对象是社会一般人民，而学校图书馆的服务对象是学生。社会图书馆要面向大众，面向市民，尤其要面向劳工阶级。他主张要多办公共图书馆，而且免费向社会提供服务，“凡劳工聚集的地方，必须有适当的图书馆、书报社专供人民在休息的时间来阅读”。李大钊认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图书馆具有教育性质，如果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那么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才有研究学问的机会。他说：“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是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在藏书建设方面，他主张图书馆要兼容各类图书，古今中外文化并存。他提倡开架阅览，延长开馆时间，注重藏书为读者所用。为提高图书利用率，他主张限期还书，加快图书流通，并规定贵重图书、工具书或普通书只有一部的，限在馆内阅览，既利保存，又方便读者，现在很多图书馆仍采用这种方法。他特别重视图书馆专业人才的培养，建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添设图书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馆教育的知识”，并亲自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开设“图书馆学”讲座。为了吸收借鉴国外培养图书馆员的先进经验，1921年12月他在《晨报》上发表《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介绍美国17所图书馆学校的沿革、学制、课程等情况。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大图书馆馆藏结构、管理与服务方式都有了很大变化，开始从旧式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式的图书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他始终坚守信仰、初心不改。4月28日，李大钊惨遭军阀张作霖绞杀，牺牲时年仅38岁。4月29日北京《晨报》报道：“首登绞刑台者，为李大钊。闻李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1.2.2 毛泽东与湖南文化书社、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湖南青年图书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图书馆。毛泽东于1919年12月第二次进京，寻求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支持。第二年5月，毛泽东由北京到上海，和陈独秀交流自己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体会，以及改造湖南的见解。1920年6月，张敬尧被驱逐出湘后，谭延闿主政湖南，为拉拢人心，以允许民众自由结社、出版等充“自治”门面。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抓住这一有利机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建党作思想准备。1920年9月，他同新民学会骨干何叔衡、易礼容等人积极呼吁，四处奔走，广邀教育界、报界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文化书社，以此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文化书社虽然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图书馆，但它是书店和图书馆合一的形式，除了销售书报，毛泽东特意在社内设立了书报阅览室，以供那些渴望获得新思想、新文化但却无钱购买书刊的贫苦工人和市民群众免费看书学习。因此，文化书社具有图书馆的功能，而且面向社会大众服务，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南传播热潮中影响最大、传播最迅速、持续时间最长的进步革命团体。1921年，毛泽东参加党的一大会议，8月回到湖南，为了扩大党的宣传，他又利用湖南船山学社的经费和社址，与何叔衡一道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党的公开活动场所，引导青年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进行学习和研究。由于学生采用自学为主的方式，毛泽东非常重视图书馆的设立。据创立宣言和组织大纲中记载，“本大学于校建图书馆，设置中外各种重要之图书、杂志及新闻报纸，以为学友研究参考之用”。图书馆广泛搜集和收藏《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以及《新青年》《新潮》《觉悟》《共产党》等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报纸。虽然湖南自修大学存在的时间很短，但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的新型学校。如果说湖南自修大学图书馆是学校图书馆的话，那湖南青年图书馆则是面向社会开放的大众图书馆。1922年，毛泽东到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工作，这是全国最早的省级党组织。为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又在長沙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图书馆位于一座两层小楼中，一楼是阅览室，二楼则收藏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这里的图书与文化书社互通有无，主要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伦理学之根本问题》《西洋伦理学史》，以及《新青年》《赤光》《劳动界》《新教育》《曙光》《先驱》《时事新报》《晨报》等进步书刊。杨开慧曾负责湖南青年图书馆馆务工作。图书馆以进步青年和各界民众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办以后很快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革命思想，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毛泽东和杨开慧经常组织他们阅读报章，谈论时事，发展壮大组织。图书馆学术界曾有评论认为这是我党创建的第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馆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创建公共图书馆的开始。1924年7月，彭湃创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年5月至9月间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担任所长，这期间毛泽东采取与湖南自修大学设图书馆的同样做法，在讲习所设立图书报刊阅览室，为学员提供学习、交流场所。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创办或参与创办图书馆、利用图书馆的经历，可以看出毛泽东非常重视图书馆的作用，并善于组织学生、社会大众利用图书馆学习、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

1.2.3 天津马氏通信图书馆。在李大钊的指导下，1922年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1923年年初他们创办“马氏通信图书馆”，广泛征集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关的图书报刊。刊登在《新民意报副刊》中《明日》专刊上的《马氏通信图书馆宣言》《马氏通信图书馆章程》称：“我们底目标便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相信，马氏学说是改造社会底惟一工具……我们更相信改造社会不是少数人能办到的事，所以把我们底工具——马氏底书籍——来供给大家，组织这个马氏图书馆。”图书馆除自购部分书刊外，还向社会广泛募集有关书刊。宣言中明确指出图书馆“不愿意立出几条严格的规划，限制人们读书”，因此马氏通信图书馆采取邮寄方式借阅图书。图书馆收藏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刊，读者根据公布的馆藏目录写信给图书馆，以通信邮借的方式借还图书，每次可借2本，借期一周。除邮寄费外，读者不需交纳其他费用。除天津本地的读者借阅，外地读者通过邮寄也可以借阅。这种不收押金、经邮寄方式提供借阅的服务方式，为那些无力购书或无处购买马列主义书刊的进步青年和有识之士提供了方便，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

1.2.4 应修人与上海通信图书馆。与天津马氏通信图书馆一样采用邮寄方式为广大读者提供借阅服务的，还有成立于1921年5月的上海通信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是由以应修人为代表的在银行或钱庄等金融业界工作的“职业青年”创办的。应修人最早在钱庄做学徒，特别喜欢读书，他曾说“上海纵是万般不好，这买新书的快捷，我总得感谢。”三年学徒期满，应修人已收藏近300册图书，这些书都被他保存在写有“修人书箱”的木箱中。1920年，20岁的应修人成为中国棉业银行出纳主任，他召集了一批喜欢读书的年轻人，共同创办了上海通信图书馆。严格地说，应修人创办上海通信图书馆时还是进步青年，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上海通信图书馆才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图书馆。但是，上海通信图书馆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却很有影响：一是它存在时间长，从1921年5月创办，一直开办到1928年才被国民党查封。二是它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茅盾曾评介说：“通讯（信）图书馆之作用不在图书馆本身之工作，而在借这据点可以进行宣传工作，也从读者中间吸收团员和党员”。三是从运行上看，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图书馆，很值得其他图书馆学习。在办馆宗旨上，应修人主张图书馆应为劳工群体提供更为便利的服务。他在创办宣言中称：“试问在现代私产制度下的人们，能有充分的读书时间么？能有充足的买书力么？……没有图书馆以便利群众，则书报只能流通于有产阶级。……图书馆要成为接近人们的藏书库，要成为大规模的上海图书馆的先导。”这种服务大众的思想已经具有平等、开放、公益的现代公共图书馆精神。应修人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上海通信图书馆自有它伟大的使命，不应与借书者生关系于任何金钱的条件之上，免得损伤了自家超功利的大无我的精神。”因此，上海通信图书馆不收保证金或押金，采用邮寄的方式实现图书流通，不仅本地读者可以借还图书，外地甚至边远地区的读者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借还图书。这种通信借阅图书的服务方式，突破了空间、时间限制，让文献资源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得以共享。应修人在题为《上海通信图书馆与读书自由》的文章中说：“不让任何地方的人们读不到任何种类的好书，不让任何种类的好书流通不到任何偏僻的地方，这是我们特用通信借还制的本意。以设身处地的用心为借书者着想，使不受路途限制，不受经济限制，不受职务限制，也不受早晚的时间限制，这是我们筹划进行的方针。”应修人和上海通信图书馆很重视书目工作，专门成立了“书目委员会”，编制出版馆藏书目，并从1925年8月起在《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月报上，刊登“新书报告”“新书摘要”“新著提要”，反映馆藏，指导读者借阅，宣传图书馆的宗旨，既丰富了书目工作方式，又向读者宣传了新书，密切与读者的联系。特别是1926年10月刊行的《上海通信图书馆书目》（第6期），其类目设置采用了应修人主持编制的《S.T.T图书分类法》，S.T.T.为“上海通信图书馆”罗马拼音的缩写。近代西学东进，许多新学科进入中国，中国古代四部法已不能容纳新出现的学科。当时，图书馆界引入了美国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后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改杜法、仿杜法等，但都没有突破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局限。《S.T.T.图书分类法》的编制方式依然采用了十进制，共分十个大类：总类、社会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语言学、历史、地理。但在社会科学大类中，先列出社会学、经济、政治学、法律等，在“社会运动”子目下，列出了青年运动、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等类目;在“帝国主义”子目下，列出殖民政策、侵略、不平等条约等细目;尤其是明确列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苏维埃社会制度”等类目，突出了马列主义书刊的宣传，使重要的革命书籍各得其所，并在具体分类时把《共产党宣言》《工人宝鉴》等经典著作、进步书刊做了参见类目，使之得以充分反映，以便读者从各个不同角度检索、借阅。这是对当时通行图书分类法的一个重大革新，注重与时俱进，突出时代特征，既突破了四库法的限制，也超越杜威十进制分类法的学科标准，可以说《S.T.T.图书分类法》为编制符合中国国情的图书分类体系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也是应修人及上海通信图书馆藏书思想的一个反映，那就是注重收藏有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的图书。正因为这样，上海通信图书馆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读者遍及国内外。到了1928年，其藏书由创办时的138种增加到5，000余种，读者也达到3，000余人，读者群由上海逐渐扩大到了国内20多个省市，并远及日本、美国、法国等地。1984年，上海图书馆曾在民国图书中发现一张上海通信图书馆的书签，长9厘米，宽5厘米，粉红色铜版纸印刷，上面印有“这本书月日定要寄还了！”“看到哪里，夹到哪里”字样，正面下半部和反面印着图书馆宗旨，主要内容是：“本馆由各地爱读书而不能多买书者组织，收集各种有益书报，以同类互助的精神，用通信借还的方法，使远近各地方有志读书而困于经济者，无论本馆会员、非会员，都能不离住所，不妨业务，自由借读不出租费的好书。”还特别提醒读者“还书期限在夹在书里的书签上填明，借书者必须在还期以内，赶早寄还，同时借两种的，并须看完一种，先还一种，使本馆可循环出借，使后借者不致久等，倘到期还没看完，宁可先还再借，或预先来信商准展期。”这种服务不可谓不周到，非常人性化，即使是现在的图书馆也不一定能做得到。应修人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图书馆学家一点也不为过。应修人不仅是一位图书馆学家，是湖畔社的重要诗人，还是一位革命烈士。应修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到黄埔军校工作，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委秘书处工作。1932年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1月，上海的形势很紧张，几乎每天都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应修人当时还留在上海，5月14日应修人按约定去和左联党团书记丁玲联系工作，但由于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秘书叛变出卖，当时丁玲已经被捕，应修人一进门正中埋伏，与特务博斗中退至三楼阳台，因寡不敌众，被特务推下三楼，不幸壮烈牺牲。

1.2.5 恽代英与白塔寺图书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还有一位著名的党的早期重要领导人，也可称为是图书馆学家，这就是恽代英。他与萧楚女共同创办了白塔寺图书馆、川南师范学校图书馆。恽代英出生在一个家庭藏书丰富的名门世家，自幼饱读家庭藏书。1915年，恽代英考入私立武昌中华大学，他的文笔非常好，常在《东方杂志》《学生杂志》发表作品，所得稿酬大都用于购买书籍杂志，其中有很多是进步书刊。1917年，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恽代英成立智育社图书室，将自己的藏书分类排放，编制目录、粘贴书标、盖上印章、制定借阅章程，对外开放。后来，恽代英在中华大学发起成立“互助社”，这也是五四运动前的进步社团之一。其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通过鼓励、帮助青年读书学习，增强他们的品德修养。互助社的成立推动了智育社图书室的发展，1918年6月智育社图书室改名为“启智图书室”。1920年春，恽代英又发起创办传播进步书报的利群书社，经销的书报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资本论入门》《晨报》等。利群书社不仅仅销售书刊，用恽代英的话说，“不买书的人，尽可以在营业的地方观览，算兼办了图书馆一样。”1921年，恽代英参与上海通信图书馆的创办，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率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10月，恽代英受聘出任位于泸县的川南师范学校教务主任，他特别重视图书馆的建设，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对原来陈旧的图书馆进行了整修，新增许多进步图书和报刊，向师生开放。恽代英还在师生中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讨论、交流读书心得、讲演等方式宣扬马克思主义。

1922年，恽代英升任校长，为更好地开展新文化运动，宣传革命思想，在时任泸县教育科长卢作孚先生的支持下，与国文教员萧楚女创办泸县图书馆。因馆址选在白塔寺，故又称白塔寺图书馆。恽、萧二人和馆长李肇基四处奔走，发动捐献图书，又从上海等地设法购买大量新旧书籍，订购多种报刊。朱德曾在1916年到1920年驻守泸县，他得知白塔寺图书馆募集图书的消息后，把1920年离开泸县时寄存在友人处的图书全部捐赠给白塔寺图书馆。在他们的努力下，馆藏图书很快达到10万册左右，不仅有《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马列主义书籍，还有《新青年》《觉悟》《新潮》《向导》《东方杂志》等进步书刊。白塔寺图书馆很快成为一个规模较大的图书馆，也是川南地区历史上的第一座公共图书馆，由于采取主动推荐和半开架阅览等办法，吸引了川南师范学校、泸县中学等众多学生和周边群众到馆读书学习，对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普及文化知识起到了很大作用。恽代英和萧楚女还在图书馆楼上创办了通俗讲演所，开办讲座活动。恽代英主讲社会学概论、辩证唯物主义、阶级斗争等，听讲的有学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对在泸县乃至川南传播新思想、提高群众文化和思想素质、改变闭塞落后状态起到了积极作用。恽代英对图书馆有独到的见解，他曾在日记中强调图书馆的作用：“图书室是传播文化的利器。因为图书室可以陈列关于各种启发知识、启发思想的书报，让阅者日浸月润，自然渐次改变。这等图书室，得人人去利用它，于文化的传播必有大益。”他认为“设公共图书馆以交换所有书籍，并公之大众。”个人的书要乐于借给他人阅读，“假如一本书可以借给五个人读，就可以发挥五本书的作用，这当然是件大好事”。恽代英还主张将无用的会馆、公所改造成图书室。在他看来，“中国有许多无用的会馆、公所，他们的房子每每还都是宏敞整洁，不过他们只拿着敬神吃酒，这正可都改作此类的图书室。当真都改作了此类的图书室的时候，我们又岂不多了许多传播文化的机关了吗？”恽代英关于图书馆建设的这些理念，现在看来依然很有道理。恽代英还非常重视图书馆书刊的质量和数量，强调要购置“最新之杂志报纸”“重要之参考图书”“与学生界最有关系之新旧图书”，以便让青年学生和读者了解“世界新知识与新潮流，使与二十世纪新生活相适应”。除了尽力筹措经费，要求最大限度购买书刊外，他还鼓励捐赠图书，增加图书馆藏书量。白塔寺图书馆藏书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加到10万册，与恽代英的这种理念是分不开的，这即便是在现在也不容易做到。恽代英离开泸县后，与邓中夏等一起创办和主编团中央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该刊从1923年10月创刊至1927年10月第一次停刊，共出版168期，是大革命时期出版时间最长、发行期数最多、影响最大的革命刊物，影响了一大批进步青年。1925年恽代英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参与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0年恽代英不幸在上海被捕，当时他用的是化名，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加上党组织的多方营救，眼看就能出狱脱险了，但正好赶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恽被顾指认，身份暴露。国共合作时，恽代英受党的委派曾任黄埔军校政治总教官。因为才华展露，受到校长蒋介石器重。听说抓到了恽代英，蒋介石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专门请恽代英吃饭，亲自劝降恽代英。但恽代英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信仰。1931年4月29日恽代英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

1.2.6 袁玉冰与《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在党的早期图书馆活动中还有一位烈士，他就是编撰、发表《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创办南昌平民图书馆的袁玉冰。1922年，袁玉冰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不久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袁玉冰回南昌从事革命活动，与赵醒侬、方志敏并称“江西革命三杰”。1923年，他们三人联合发表《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启》，筹建南昌平民图书馆。从平民图书馆这个名称就能看出，他们是要为“家无澹石、地无立锥”的无产阶级者创办一个图书馆。但是，由于当局的阻挠，平民图书馆并没有顺利开办。袁玉冰在中国图书馆史上之所以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1924年他在《中国青年》第24期发表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这是我国最早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提要书目，对加快宣扬、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中国共产党刚成立不久，社会上各种思潮都有，还出现了一种复古主义思潮。例如，胡适鼓动“整理国故”，开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的指导读书书目，梁启超也开列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这些书目从学术的角度，从指导学习国学的角度看都非常有价值，但在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或多或少起到引导青年钻故纸堆，脱离革命实际斗争的作用。因此，袁玉冰《一个马克思學说的书目》正面引导社会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对宣扬、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袁玉冰在引言中说：“有许多青年问我，研究马克思学说，在中国出版界中要看些什么书？这是一个很难答复的问题，因为要在中国现在的出版物中去研究马克思学说，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漫说他底卷铁浩繁的《资本论》，就是他底小册子如《经济学批评》之类也没有译本可看;尊于解释或批评他底学说之著述，更不消说了。现在搜索起来，只有这二十余种。”《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收录图书23种，期刊5种，或简明扼要介绍书的内容价值，或指导读者由浅入深地进行阅读，或引导读者进行比较阅读。在90多年前，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很不容易的，一是出版物少，传播渠道单一;二是受反动当局查禁。因此，袁玉冰当时能开出比较系统而有提要的书目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是对中国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的传承，也对当时进步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帮助。1926年10月，袁玉冰参加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后任中国共产党江西区委宣传部长、区党委书记等职。1927年12月13日，袁玉冰在转往九江路过南昌时，由于叛徒出卖不幸被捕，27日在南昌下沙窝刑场英勇就义，年仅28岁。

1.2.7 鄧中夏与工人图书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随着在工人集中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组织工人运动的深入，还出现了一些工人图书馆，或者叫工会图书馆。党的“一大”提出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并于1921年8月在当时的中国产业中心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即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领导全国工人运动。1922年，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上海迁到北京，邓中夏任主任，随即开展工人宣传教育活动，组织工会，领导工人罢工斗争。邓中夏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在李大钊的引导下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也是亢慕斋的发起人之一。1920年冬，受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委派，邓中夏等人在长辛店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5月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会，同年10改名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并设立图书阅览室，通过书刊在工人中进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这是中国第一个工会图书馆。邓中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后，为了加强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提高工人觉悟，以“提高工人知识、联络工人感情”为宗旨，指导唐山工人党员邓培等人在京奉路唐山工会中成立唐山工人图书馆。唐山工人图书馆成立后，利用书刊在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人运动以及苏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同时也是党组织和唐山工会的秘密联络据点。唐山工人图书馆有专人管理，并订有阅览规则和借书规则，如：《阅览规则》规定凡属工人皆可入览，《借书规则》规定本馆书籍单本者及新出版书不能借出。当时的工人图书馆还有天津工人图书馆、江西安源路矿工人图书馆、萍乡煤矿工人补习学校、湖南水口山工人俱乐部等产业工人聚集区的工会组织，也都设有阅览室。这些工人图书馆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都收藏有马列著作和革命刊物，通过组织工友学习、讲读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对宣扬、普及马列主义思想、提高工人阶级思想觉悟和战斗精神起到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从早期的经济斗争向政治斗争的发展。知识分子出身的邓中夏有着深厚的图书馆情怀，除了在北大参与创办亢慕义斋、创办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图书馆、指导创办唐山工人图书馆，1922年5月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与张太雷、蔡和森等人一道，把“设立图书馆”作为青年团的一项工作写入团章。1923年4月，邓中夏离开北京到上海，参与创办国共合作的上海大学并就任校务长。他特别重视图书馆建设，在他的努力下，仅一个多月，上海大学图书馆就正式建成并开始借阅。在开馆典礼上，他还作了题为《图书馆与自动教育》的演讲，论述了图书馆与自学的关系。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随即被叛徒供出身份，1933年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时年39岁。

2 瑞金中央苏区的图书馆事业

随着中央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中共中央决定以赣南闽西根据地为依托，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的时间不长，但国家形态比较完备。虽然当时整个中央苏区处在极其残酷的战争环境中，物质条件极为简陋，但党和苏维埃政府还是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

2.1 党和政府重视图书馆建设

当时根据地大都较为偏僻，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低下，苏区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到总人口的90%以上。因此，苏区政府特别重视图书馆在扫盲、帮助工农群众学文化学知识、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方面的作用。根据史料记载，早在1927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前，江西省革命委员会发布的《行动政纲》在文化建设方面就提出了创办图书馆的主张，“要极力增进工人农民及一般平民的知识和娱乐，开办校外的教育机关（如图书馆、平民学校、阅览室、科学讲话、电影、新剧等）。”1930年9月，上杭县政府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提出：“实行免费教育，编制教材，开办报馆及教育人才训练班，设立图书馆、阅报社。”中共莲花县委通过决议：“设立图书馆、阅览室，以使扫除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工作有长足进展。”

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文化建设是各级苏维埃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江西省、闽浙赣省、湘赣省、湘鄂赣省等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文化工作的指导思想、任务和政策措施，规定于市镇、中心城市等处建立赤色图书馆，分设图书、阅报等处;于农村设立移动图书馆，于各乡轮流阅览。1932年1月24日，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化问题决议案》规定：“省苏文化部须制定文化部所设委员会的法规，各种学校教育的法规，以及关于社会教育法规、教学法、教育议会、图书馆条例。”另据《黄石老区教育史》记载，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大冶县、阳新县的市镇都设有赤色图书馆，乡村设有流动图书馆。大冶县苏区政府积极举办图书馆这种很好的社会教育阵地，规定图书馆每区须成立一个，要搜集一切革命文艺书籍和有关革命理论书籍，存入图书馆，以便群众借阅。在举行文化运动的时候，各区要将所有革命报刊、书籍集中起来送交图书馆。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苏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在一系列政策、法规的支持和引导下，中央苏区的图书馆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并有了一定的规模。

这里特别要提到毛泽东和徐特立，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只所以能在艰难条件下有所发展，与他们两个人分不开。毛泽东一生与书为伴，苏区中央图书馆就是在他的直接关注下成立的，而且他一直是中央图书馆的忠实读者。1930年，徐特立从莫斯科回国，到达苏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代理部长，负责组织领导中央苏区文化教育事业。教育部下设社会教育局，省、县设社会教育科，负责管理图书馆（室）、俱乐部、书报阅览所、博物馆、巡回演讲等工作。徐特立早年在湖南从事教育工作时就特别重视图书馆建设，有丰富的办馆经验，因此，在组织领导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工作中，他结合当时中央苏区革命战争、阶级斗争及社会建设实际，主持制定了《关于建立和健全俱乐部的组织和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在查田运动中的任务》《俱乐部组织纲要》《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等一系列章程、训令、条例和法规，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始终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这些章程、条例对图书馆、俱乐部的工作有明确的指示，极大地推动了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图书馆事业的开创又推动了根据地的武装斗争、经济建设、社会教育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

2.2 图书馆类型多样

当时中央苏区图书馆的主要类型有国家图书馆、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等。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闽南重镇漳州，缴获了一批图书报刊资料，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图书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国家级图书馆。中央图书馆采取购买、接受团体或个人赠送等方式丰富馆藏。为补充藏书，中央图书馆多次在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刊登文献征集启事，1932年11月7日的启事中说：“本图书馆为裨革命工作者有充分参考的图书材料起见，特函征各团体机关，赠送书籍刊物”，并公示了前两月收到赠书的情况。虽然条件有限，中央图书馆管理还是很规范的，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机构，所有藏书都盖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的藏书章，编制有图书目录，有图书整理、保管、借阅的管理方法和制度。为加强借阅管理，中央图书馆还专门在《红色中华》报上多次登载阅览和借书的规则，以及督促读者遵守制度的启示。1932年9月6日，《红色中华》报登载中央图书馆《新订阅书借书规则》，介绍借期、手续办理等情况，如：借期一般为两周，可续借，最多四周，提供邮寄借书。这些借阅规则根据战争环境，尽可能照顾到读者的利益，既有一定的原则性，又有相当的灵活性，比较科学可行。

除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图书馆之外，中央苏区中央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也都设有图书馆或图书室，如：中共中央局宣传部、中央博物馆、国家银行技术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红色中华》报、苏维埃大学都有自己的图书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出版局、总政治部也都有自己的藏书。

1933年到1934年是中央苏区和各个根据地大发展的新阶段，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苏区图书馆事业也有了深入的发展。文化建设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公共图书馆、图书室、阅报处、俱乐部、列宁室。俱乐部、列宁室类似现在的基层综合文化活动中心，有借还书、阅读功能，是当时一种主要的图书馆办馆形态。它们深入乡村、连队，主要任务是开展文化活动，包括给工农群众和部队战士提供书报，教他们识字写字，帮助他们了解时事政治，学习文化知识，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不仅如此，中央苏区一些特别机构也设有图书馆，为特殊对象提供阅览服务。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的章程中就有关于设立图书馆的规定。劳动感化院是苏区的监狱，是裁判部下属机关，其任务是看守、教育、感化违犯苏维埃法令的犯人，使犯人在刑满后不再违犯苏维埃法令。1932年8月10日，苏区司法人民委员部发布司字第二号《关于实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问题》，该章程第四条规定，“劳动感化院设总务科、劳动管理科、文化科。”第七条规定，“文化科是组织和管理犯人的教育事宜，如识字班、政治课、俱乐部、列宁室、图书馆、墙报编辑、游艺晚会、音乐、弈棋、编辑剧本等事宜”。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中央苏区图书馆事业还是比较发达的，监狱中已考虑设置图书馆，为犯人提供必要的书刊阅读服务。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撤出中央苏区，开始长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也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虽然有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留守中央苏区，但也转入地下活动。中央图书馆的藏书除小部分随部队转移外，大部分和其他图书馆、图书室的藏书一样，要么流落民间，要么被敌人烧毁。残酷的军事斗争使苏区图书馆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3 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事业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一路向西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1936年10月三大红军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开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的历史阶段。随中央红军转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已更名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机关。

当时地处西北的陜甘宁边区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能够读书看报的文化人寥寥无几，只有绥德县图书馆及榆林中学图书馆、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图书馆。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工作机构设有办公厅、民政厅、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保安处、文化工作委员会、司法工作研究委员会、高等法院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特别是教育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的设立，有力地推动了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3.1 制定了一系列支持文化教育事业的政策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其颁布的有关《组织条例》中明确了图书馆、民教馆的主管部门。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教育厅掌理事务如下，（五）关于图书馆、博物馆、科学馆及公共体育娱乐场所之管理。”在中共中央和边区党组织、边区政府的重视下，制定、发布了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关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一系列文件、政策，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1937年4月，陕北省委宣传部召开宣传部长联席会议，明确提出“将在各市镇设置图书馆、阅报室”。1938年边区教育厅印发《社会教育纲要》，把图书馆工作列入社会教育文化工作范围，并设专门一章讲述如何开办图书馆，对书籍来源、阅览室设立、活动开展等都进行了详细说明。这个文件可以说是边区政府关于图书馆工作最早、最系统的一个指导性文件，对边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1939年边区政府教育厅制定的教育工作方针与计划，明确提出1939年要成立二十处民众教育馆或阅报处。194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要求“在每县的中心市镇设立民众教育馆”。1941年年初，中央发出《各抗日报据地文化教育政策讨论提纲（草案）》，进一步提出要“建立通俗图书室、大众阅报室、通俗教育馆。”1942年1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第十一条规定，明确县政府“第三科掌理教育行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民教馆、图书馆……及其他文化建设事项。”在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视下，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起来，“图书馆”这一新事物成为陕北文化进步的标志之一。

3.2 图书馆体系完备

边区图书馆的主要类型有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其他类型图书馆（包括少年儿童图书馆、医药卫生图书馆、工会图书馆或俱乐部、军队图书馆、农村图书馆）等。陕甘宁边区的公共图书馆规模较大、影响较广泛的有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和绥德子洲图书馆。

中山图书馆是当时延安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公共图书馆，成立于1937年5月，1938年遭受敌机轰炸，一度停止服务，1939年12月经整修并扩大建设新馆，1940年7月7日正式开放，后又数次扩大规模。扩大规模后的延安中山图书馆内设图书室、参考室、阅报室、杂志室和材料室。1942年又开辟馆外阅览室，增设了少年图书部。中山图书馆成立时理事会发布的启事称“为纪念伟大救国领袖起见，且鉴于在迅速完成抗日一切准备之过程中应在文化上理论上武装民众头脑，爰发起中山于陕西之延安”，并向社会各界广为征集中山先生著作以及政治、经济、文化、自然科学等中外书籍。中山图书馆从成立伊始便设立理事会，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都是最初的理事，后理事会不断扩大，林伯渠、胡乔木、于光远还曾兼任过中山图书馆主任。

1936年10月鲁迅先生逝世，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为追悼鲁迅先生，特别致电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包括下半旗、开追悼会等八条主张，其中第三条为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鲁迅图书馆也是当时面向社会开放的规模较大的图书馆。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边区政府系统的干部和周边群众。1939年12月6日，《红色中华》刊登图书馆扩大规模的消息，教育厅“将该馆加以扩大，补充设备，添图书，以供各界人士阅览，便利研究。”而且特别提到毛泽东为图书馆捐助200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捐助300元。

绥德子洲图书馆的前身是绥德县立图书馆，是陕北共产党创始人李子洲在1925年倡导修建的。为纪念革命先烈，1942年夏由绥德县参议会提议，经陕甘宁边区政府批准，将绥德县立图书馆改名为子洲图书馆。

陕甘宁边区学校图书馆主要是边区在一些干部学校中设立的图书馆。由于当时战争形势需要，陕甘宁边区的教育方针是“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因此，当时延安成立了一批干部学校，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输送政治和军事人才。这些图书馆包括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图书馆、陕甘宁边区党校图书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延安马列学院图书馆、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延安大学图书馆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由1933年创办于瑞金的中国红军大学恢复改建，1937年1月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十多万名抗日干部。“抗大”成立初期，学校没有图书馆，只有利用“列宁室”“救亡室”“读书会”开展的各种形式的阅读书报活动，以及学员利用自备书籍进行周转和调剂的“流动图书馆”。各大队学员把个人图书集中在一起，推选专人管理，图书可以在本大队内传看，也可以和其他大队集休交换阅读。这在图书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起到了互通有无的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图书的效能。在“抗大”成立后的三年里，图书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到1939年年底图书馆藏书已达到2万多册。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培养艺术干部的艺术院校，简称“鲁艺”。1938年学院图书馆初建时，规模不大，藏书很少，设备也很简陋。当时有人形容图书馆说：“储书窑洞面朝阳，洞外草棚阅览房;绳子几根代报架，疑看被单与衣裳。”1939年8月后，图书馆的条件有所改观，藏书也增加到1万多册。文学、美术、音乐、雕塑等方面的教材和文学丛书、文学刊物、画刊、画报等书刊成为图书馆的特色收藏，中外文学、艺术类图书和鲁迅著作以及鲁迅研究类图书也十分丰富。延安自然科学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科学技术干部、发展科学技术事业，发展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创办的第一所培养科学技术干部的教育和科研并重，以教学为主体的机构。当时延安的图书资料中适合理工科的自然科學书籍极其缺乏，重庆《新华日报》曾连续26期刊登征求科学图书仪器启事。

延安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根据党中央关于理论与实际统一，学与用一致，坚持为抗战和边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的办学指示精神，延安大学从成立之初就以建设新型正规综合大学为发展方向，因此，延安大学图书馆也是延安各学校中比较正规的一家。随着延安大学规模的扩大和教育的正规化，延大图书馆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43年4月，延安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文学院、民族学院等学校并入延安大学，图书馆的实力得到加强。除了继续向社会各界，包括向国统区征集各类文献资源外，图书馆根据教学需要，为师生提供多种形式的借阅服务，同时与学校其他部门和学生会联合举办时事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美术展览等活动，并多次接待外国友人访问，史沫特莱、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都到过延安大学查阅资料。1946年国民党进攻延安时，延安大学图书馆对图书进行了处理，或就地坚壁清野，或疏散到延安之外的农村，还有一部分重要文献随部队撤离，转战陕北、山西等地，1948年7月才回到延安。

其他类型图书馆还有机关团体图书馆、少年儿童图书馆、医药卫生图书馆、工会图书馆（俱乐部）、军队图书馆、农村图书馆、民众教育馆等。机关团体图书馆主要有延安中央研究院图书馆、中共中央图书馆、中央党报委员会材料室、《新中华报》社资料室、《解放日报》社资料室、新华社资料室、中共西北局图书室、中国文艺协会图书馆、边区银行延安总行图书馆等。少年儿童图书馆主要有第一保育院图书馆、延安少年团儿童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少年图书部、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图书馆和第一保育小学图书馆等。医药卫生图书馆主要有延安边区医院图书馆、中央医院图书馆、医药图书馆、延安中医图书馆、延安卫生人员俱乐部图书室，为医护人员、伤病员提供服务。随着边区经济形势的好转与发展，1942年边区已经有各类工厂近百个，产业工人1万多名，一些工厂纷纷成立了俱乐部和图书室，开展多种形式的阅读活动。有一些留守部队也建有图书馆或图书室。当时的《解放日报》曾多次报道部队设立“军民阅读室”和创办连队“流动阅览室”的情况。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1936年秋出现了一种专门为中央和红军领导人服务的“流动图书馆”。1936年9月间，李富春致电中央，提出前方干部渴望书报，建议建立流动图书馆。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同志第二天就复电彭德怀、李富春：“（一）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动图书馆。（二）明日即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刘，停一星期。（三）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四）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这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图书馆建设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流动图书馆是我党在战争年代以特殊形式解决干部阅读书报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创举，后来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些学校、文化团体、连队、农村中均建有流动图书馆。

随着边区开展扫肓运动的深入，识字人口逐渐增多，在一些文化基础好、识字人数多的地方开始出现农村图书馆，类似现在的农村基层文化活动中心。1944年10月25日《解放日报》第二版曾报道一则成立农村图书馆的消息。米脂县民丰区姜新庄村418人中，识字的占149人，于是在全村文教会议上，姜崇杰等人提议在本村成立一个图书馆。会议决定由农民合作社会计姜纯禄负责，书籍一面向外募捐，一面由庄里人捐助。图书馆地址就设在农民合作社隔壁的窑洞里，合作社帮助整修窑洞，冬天代烧火炉。图书馆募捐了七千元，四十五本书。农民一闲下来就到这里看书、读报、谈时事，与现在的农家书屋类似，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建设、自己管理、自己利用。1945年2月《解放日报》还曾报道过延安东关乡以“流动图书馆”的形式解决农民阅读书报问题的消息。干部下乡时把图书散发给沿途的农民，待返乡时顺路收回。文章最后说，根据数月来经验证明，这种办法可以推广。

民众教育馆是边區社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与现代的文化馆类似，这些民众教育馆除了组织开展群众性文艺活动外，还办有阅览室、识字组、读报组，组织工人农民补习班，举办商人时事座谈会，在街口路边建立永久性阅报栏，这些都具有图书馆的功能。这些规模不一、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既适应了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满足了边区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民众的读书需求，也最大限度地普及了文化知识，宣传了抗日救国思想。

3.3 管理规范，服务民众

虽然条件艰苦，但陕甘宁边区的图书馆管理还是很规范的，都制定了图书登记、图书分类、书刊借阅、读者统计以及流通统计等完备的工作制度与规范。在文献资源建设上，各图书馆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当时的主要方式是向社会各界募集，接受捐赠，其他方式还有购买，征集、交换、接受分配等。在延安采访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就曾把在中国搜集到的外文图书全部赠给图书馆。绥德西北抗敌书店为支援子洲图书馆，规定凡是延安版新书刊每种捐赠两本，大后方版书刊每种捐赠一本，使子洲图书馆有了可靠的供书渠道。

中山图书馆多次调整开放时间，以方便读者借阅，星期二至星期六的下午、星期日全天开放，取消押金制度，凭介绍信办理个人借书证和集体借书证，还规定了个人借书期限、册次，逾期借书和丢失损坏图书的赔偿办法。这些措施保证了图书馆为更广泛的读者服务，使图书馆不断发展，并日臻完善。中央研究院图书馆在流通工作中利用书袋卡了解图书去处，利用黑板报道新书动态，建立馆际互借关系，提高了图书利用率和周转率，有效满足了各种需求。中共中央图书馆编有卡片式目录和书本式目录，还做了大量的剪报资料和专题索引，及时提供给中央领导和读者。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注重地方文献工作，通过征集和搜集活动，获得了丰富的民间艺术形式和艺术素材，编辑整理出许多民间艺术作品，如民间音乐、民间传说等。

在管理方式上，延安中山图书馆在成立之初就建有理事会。1939年扩大规模时又修订了图书馆章程，扩建了理事会，聘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徐特立等17人为理事，推举林伯渠兼任馆长，李昌为馆主任。1940年在召开第二次理事会时增聘胡乔木等人为理事，推举艾思奇、周扬、胡乔木等为常务理事，负责领导与处理馆务，决定图书馆的建设方针和任务。

3.4 建立自己的协作组织——延安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职业作为专业化职业，一个重视标识就是有自己的行业组织。1941年7月20日延安图书馆协会成立，标志着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图书馆正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协会的工作内容比较广泛，根据协会章程，其主要任务有：一是协会担负着对延安地区图书馆的馆藏文献资源调查和统计的任务。二是组织图书馆之间馆际协作、馆际互借、资料互借等工作以及赠送书籍和交换资料的协调工作。三是组织各图书馆统一制定普通参考书流通办法，开展业务讨论和经验交流，进行业务辅导。四是开展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如分类法的研究、联合目录的编制以及图书馆的科学管理等。五是出版“延安图书馆协会会刊”，指导延安地区图书馆的工作，其他还有募集图书等工作。延安图书馆协会前后召开了两届会员大会，在协会的组织下，边区的图书馆事业更加蓬勃发展。

4 几点感悟

回顾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图书馆活动和战争年代对图书馆事业的领导，无论是在利用图书馆启迪民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还是图书馆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再到办馆思想和方向、办馆形式、服务方式、工作作风等，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的辉煌一页。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体现出革命圣地延安所特有的革命风貌和延安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图书馆事业在那个历史阶段的整体发展水平。

4.1 党和政府的重视始终是图书馆事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文化水平，丰富文化生活，即便是在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依然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制定、发布许多关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规划、政策、文件，从瑞金中央苏区到陕甘宁边区，无不如此。毛泽东亲自复电成立流动图书馆，董必武、林伯渠分别担任图书馆理事会理事或图书馆馆长，都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这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

战争年代如此，和平年代也是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四十多年建设与发展，特别是2005年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个目标以来，在《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实现国家政策的法制化。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图书馆事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彰显了党和国家对图书馆事业的重视和为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权益所作出的努力。

4.2 发扬艰苦奋斗的办馆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形成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1940年抗大东渡黄河，转移到晋东一带，后来又到河北邢台县继续办学。到达目的地后，除了近1，000册重要参考书和少量常用图书放在阅览室，其余书刊经过分类整理后，运到离校50多里山沟的崖洞里收藏。这些崖洞处于荒山野岭，基本无路可走，而且需要攀爬，还时常有野兽出没，即使在这种条件下，抗大图书馆依然保持乐观的革命精神，坚持为学员们提供借阅服务，根据学员们的预约，馆员步行50多里到书库为读者找书，其中艰难可以想象。现在的发展环境和过去相比有了天壤之别，虽然也存在一些困难，但是不能“等靠要”，只有学习和发扬延安艰苦奋斗的精神，发挥好馆员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服务方法，提升服务水平，全心全意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服务，才能体现开展党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牢记初心使命的真正含义。

4.3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37年4月，中共中央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在《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中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政治的模范。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地进行普及教育。”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图书馆从建馆之初都是以此为指导方针，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革命的需要，不管是公共图书馆、机关团体图书馆、学校图书馆，还是最基层的俱乐部、阅报处、列宁室或是农民图书馆、流动图书馆，都坚持正确的办馆方向，想尽一切办法搜集图书报刊，全民全意为读者提供书刊借阅服务，服务扫盲运动、普及文化教育，宣传抗日救国，提高思想觉悟。

2019年习总书记在给国图老专家的回信中，对图书馆的初心、重要性、发展方向进行了重要阐述，如：传承文明，服务社会的初心坚守;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还有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以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的努力方向。图书馆开展党史教育，从党的奋斗历程中坚定理想信念，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明理、增信、崇德、力行，最終还是要立足本职岗位，做好本职工作，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做好读者服务工作，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图书馆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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