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曲韵畅，徐品奕

(重庆理工大学思想政治学院，重庆 400054)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学说的基本特点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

马克思是较早对经济制度进行研究的先驱之一。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古典政治经济学仍占据主导地位，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往往着重经济总量研究，比如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货币经济和财政等问题。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仍然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较之封建主义，更多体现的是制度上的“优势”，而非重重矛盾。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资本主义的内在弊病，尝试着用一种全新的方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相关问题，这在后来逐渐形成了一整套相关的学说。

马克思对于经济制度的论述，并不是从对“制度”的明确定义开始的，相反是广泛运用制度的概念，如“生产资料所有制”、“财产制度”、“工厂制度”、“土地所有制度”，把“制度”视为一系列包括多方面的规则。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矛盾入手进行研究，进而演化出实质上作为生产关系范畴的种种制度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在其中运动的现存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的发生变革。”［1］74这其中，经济制度的变革问题显然包含在上层建筑之中。所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考察经济制度背后的经济活动，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学说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二)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研究是重点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问题是一个社会能否发挥出更大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同时，这个问题也是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问题。而具体的经济制度研究问题，往往是一个阶级掌握国家政权之后的任务。但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无产阶级并没有掌握国家政权，所以时代赋予马克思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的命题。这一命题的更为深层次的内涵，自然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问题。对于这一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采取暴力手段进行一种强制性的变革。在1847年11月的《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1］39。可以说，根本经济制度的变迁问题，始终是革命时期马克思研究的中心和重点。

(三)普遍原则和具体实现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是普遍原则和具体实现性的有机统一。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也体现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学说中。以马克思着重研究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为例，马克思和恩格斯除了指出用暴力进行变革以外，还指出随着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大大超过统治者维持政权的力量时，也不排除用和平的、非暴力的手段来实现制度的变迁。但是，无论怎样，“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核心问题，始终没有变。各种方法，虽然在实现上有很大的差异，但都是为了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

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继承发展

(一)对生产力是第一要义的坚持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最大的时代背景差异是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从经济制度的层面来说，马克思提出的对基本经济制度变革的设想已经完成，各种较为具体的经济制度问题开始摆在执政党面前，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将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以后。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最大的继承就体现在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考察经济制度问题，突出表现在邓小平强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思想上。

新中国建立，特别是“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基本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一点是符合马克思的根本经济制度变革的要求的。但是，从我国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来看，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范畴的根本经济制度，并没有使得生产力得到巨大的提升，反而停滞不前。也就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力没有很好体现。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有利的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2］128其中“正确的政治领导成果”就可以理解为，我国建国以来的各种重大成就，也当然包括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邓小平在考察各种经济制度时，总是坚持把握住其背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一方面，充分发挥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给予生产力的巨大反作用，大力发展生产力，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现阶段我国最为迫切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对一些具体的、存在制约的经济制度的要进行改革。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2］145

(二)对经济制度问题的深化认识

马克思把经济制度可分为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认为这是经济制度的基本层次，是形成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个层次是具体的产权制度，是所有制的具体表现形式或实现形式。第三个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机制，它是最直接的与经济运行相关的规则。其中第一层次是基础性的，是第一位的。而第二第三层次，可以看作是次级的经济制度范围。如前文所述，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致力于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研究，对很多具体的经济制度，不可能做出很多细致的说明。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大多数经济工作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如何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展开的，可以说关注的是对刚刚完成的所有制变革的巩固。对一些具体的经济制度的问题，有时间、有条件进行思考，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的。斯大林根据苏联当时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经济制度，后来这些都被划归为“斯大林体制”。这一体制在经济上，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在当时是符合苏联国情的。但是，苏联将这一体制长期固化，更为严重的是，苏联将原本属于次级制度层面的计划经济体制，归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这给社会主义国家后期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理论的发展可以说也是对经济制度问题认识的深化。

首先，在谈到经济制度问题时，邓小平用“制度”来表述根本性的经济制度问题，用“体制”来表述次级性的经济制度问题，这就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制度的层级性。如:“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370他指出，对于“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对于各种“体制”则要进行改革。他说:“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3］211这其中，四项基本原则中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当包括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

其次，这种认识的深化，还体现在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上。传统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核心应当是单一公有制。而邓小平认为，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国情，单纯的公有制显然无法“胜任”。他提出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可以发展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且二者可以长期并存的思想。他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3］138这种对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是前人所没有的。

最后，是邓小平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科学认识。以往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而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373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属于次级的经济制度问题，但是其包含的内容却是非常多的，涉及到了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所以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的突破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经济制度建设的多方面协调

在邓小平所处的时代，我国的经济制度建设主要是“经济体制改革”问题。邓小平指出，其根本问题还是正确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但也要看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他说:“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2］160对于经济制度的建设，如果仅仅限于从一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入手，往往会陷入“唯经济主义”的误区。邓小平不会也不可能就每一个领域都作出指导，所谈及的往往都是较为突出的问题。如邓小平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二者的关系就比较重视。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2］194随后，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又明确指出二者的关系。他说:“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3］177又如邓小平也曾谈到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互动:“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2］8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指出了科技体制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作用:“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3］108总之，从多个领域入手去考察经济制度问题，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学说的一个重大发展，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制度学说的内容。

三、新时期我国经济制度建设的思考

(一)科学认识生产力与基本经济制度的辩证关系

在我国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当前，谈及经济制度的建设，无法回避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思考。从根本上把握生产力的发展与基本经济制度的辩证关系对我国的经济制度建设会大有益处，而且更要认识到这种关系内部的运动。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1］74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虽然增加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内容，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仍然没有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制度优越性尚未充分发挥出来。可以说，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仍有容纳相当大的生产力发展的空间。所以，我国的经济制度建设，仍要坚持基本的经济制度不变，这是我国开展经济制度建设的前提保障。

(二)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在合理性

在经济制度建设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就要既看到“不变”又看到“可变”。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并不意味着具体的经济体制不可变。葛兰西就曾指出:“理论和实践同一性问题，之所以尤其在所谓历史的过渡时期中，也即在改造运动进行得最快的时刻被提出来的原因。因为正是在这个时候，被释放出来的实践力量确实要求得到证明，以便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具更广的适应性，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理论纲领的数目增多了。”［4］279我国当前正向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迈进，可以说当前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过渡期”，所以要加快并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出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坚持以人为本的根本理念

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其目的就是解放广大贫苦的无产阶级，在此基础之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学说乃至其他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其根本也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在当前，坚持以人本为就要更关注群众的现实利益，把共同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都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我国经济制度建设的依靠力量和出发点始终是人民群众，所以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既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又是党执政规律的外在体现。

［1］ 周向军，车美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精选与导读［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M］.曹雷雨，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张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