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化的仪式运作：基于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考察

摘 要： 纪念仪式是政治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成功的纪念仪式能够有效宣传革命理念，激发群众的政治认同和主动参与意识。中央苏区时期，为了有效开展革命动员工作，中国共产党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对诸多纪念日的革命化仪式运作，如纪念日的确立、纪念活动的筹备和与预动员、纪念活动的展演等一系列行为，使纪念活动成为宣传革命理念和增进群众凝聚力的有效方式，激发调动了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增强了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为苏维埃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群众基础。

关键词： 中央苏区时期；苏维埃革命；纪念活动；纪念日；仪式运作；革命化；群众动员

基金项目： 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资助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乡村社会边缘群体改造研究”（22HMY014）

作者简介： 吴承望，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E-mail：wuchengwang0107@163.com。

中央苏区时期，如何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使命与追求。走进中央苏区时期的乡土社会，不难发现，革命化的仪式遍布各个苏区。据一项报告称：“群众大会在赣西南成了经常工作，每月至少有四五次大的示威游行，如追悼死难者、阵亡将士等。每次各乡区分别举行，人数动辄在一两万，少亦数千，到会群众无论男妇老幼，尽数武装，红旗蔽天，呼声雷动，空气极为热烈。”〔1〕纪念活动作为其中一项重要的群众集会，有其特定的运作过程和政治意蕴。有学者认为：“纪念活动指的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2〕通过纪念活动这一具有明确目标和实际效果的群众性仪式化行为，能够触发和调动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增强人们对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举行纪念活动时，革命纪念仪式必不可少，它作为分析苏维埃革命的重要切入点，为理解外来的苏维埃运动与传统乡土社会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近年来，关于纪念史的研究逐渐成为党史研究中的热点话题，既有跨阶段的宏观把握，也有针对某一阶段或专题的微观考察。比如魏建克以“八一”纪念为中心，探析了“八一”纪念的历史过程、特点及其意义〔3〕。陈金龙则从党史文化的角度出发，对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的一系列纪念活动展开系统性分析，认为这些纪念活动实质上也是党史文化建构的过程〔4〕。然而从“仪式运作”的视角出发整体把握和分析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研究不多。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的纪念活动为对象，透视在这一革命化的仪式运作之下，中国共产党如何凭借纪念活动实现对群众的革命动员，群众又是如何通过参与纪念仪式触发自身的革命情感，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以期对理解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动员机制有所裨益。

一、中央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仪式生产

中央苏区时期，各种标语、口号、传单随处可见。据一名随红军行军的外国传教士回忆：“他们所到之处，大写标语，红的、白的、蓝的、一个个方块字格外醒目……这些标语都是由宣传班写成，这些人走到哪总是带有一桶漆，凡是能写字的地方、显眼的地方，他们都写大标语。”〔5〕事实上，类似标语之类的符号可以象征多种含义，但如要将其与特殊的革命象征相连接，不仅需要在内容上彰显出革命理念，还需要特定的中介——“革命仪式”赋予某项符号特定的象征内涵。纪念活动是一种特殊的政治仪式，各苏区通过纪念日的筛选与确立、纪念活动筹展与预动员以及纪念活动的展演三个阶段完成了革命仪式的生产，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了某些符号向特定革命象征的转换。

（一）纪念日的筛选与确立

“纪念是通过一定的仪式和程序定格和放大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影响人们的情感和行为，以达到预期目标的文化活动。”〔6〕借助各种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凝聚党心、民心和军心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对纪念日的选择并非随心所欲，往往针对特定的历史人物和事件，也会沿袭国际传统惯例，并根据时势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总体而言，苏区各地的纪念日大致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针对特殊历史人物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会选择一些特殊历史人物如马克思、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李卜克内西、卢森堡等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作为纪念对象。纪念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时采取实体纪念的方式 ，以革命导师之名成立各类学习机构或是修建相关纪念设施。如“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中央局创办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以求广泛系统地传播马克思所创造的共产主义”〔7〕，“在该学校开学时，举办隆重的开学典礼仪式勉励学生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8〕。此外，苏区各地也修建了以革命导师列宁命名的列宁室或是列宁学校。1933年，在红军退出闽西一带时，有人在游历期间注意到“每个小角落里，都可看见列宁学校，劳动学校的踪迹”〔9〕。除实体纪念外，以文本为载体展开纪念，也是较为普遍的形式。如为了纪念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历史贡献， 有报告指出：“列宁是世界革命的导师，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号召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以阶级战争来消灭帝国主义战争”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3》（内部资料）第10页，1984年。。

2.选择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国内外历史事件进行纪念

在纪念日选择上，中国共产党也很关注国内外一些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历史事件，如国际上的巴黎公社，国内1923年发生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大罢工遭暴力镇压的流血事件）、1925年发生的“五卅”事件与沙基惨案（广州工人和学生为声援“五卅”运动而遭到英法军队的突然袭击导致的惨案）、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发生的广州起义和1931年的宁都起义等。

1931年6月，共青团闽西特委发布了《为沙基惨案六周年告青年群眾书》，“号召广大青年不仅要开会游行、散传单、呼口号，更是要继承英勇的革命精神，完成尚未完成的任务，包括争取劳动保护法、保障青年读书、婚姻、娱乐参加政权的权利等等”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六辑》（内部资料）第112页，198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民族危机的加重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九一八”具有了深刻的革命内涵。为了纪念“九一八”两周年，中国共产党在瑞金举行反帝宣传展览会，“展览会的内容有相关的图画，统计，纪事，像片等……通过展览会不仅有助于宣传反对帝国主义，而且也对发扬革命艺术具有很大的意义”〔10〕。

3.对国际传统节日展开纪念

每逢“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具有国际性意义的节日到来之际，苏区各地都会举办相应的纪念活动。如1932年3月8日，瑞金九区各乡劳动妇女在叶坪大会场上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劳动节，“会场中妇女情绪非常热烈，高呼‘反对老公打老婆！‘勞动妇女万岁！等革命口号，大会结束后各乡妇女出发游行，并沿途高呼口号，及至夜晚，又举办热闹的晚会，表演劳动妇女的出路和家婆压迫媳妇等新剧”〔11〕。作为中央苏区和红色根据地机关报，《红色中华》也针对一些节日出版特刊和纪念专号。如为纪念“五一”劳动节，《红色中华》在红中文艺副刊上刊发了有关“五一”纪念的专号，其内容包括与“五一”相关的诗歌、剧、曲、散文以及图画等。

除了“三八”“五一”等传统国际节日外，为纪念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将十月革命节也作为一项重要纪念日。1931年中共江西省委发布了《关于十月革命纪念运动的决议案》，文件指出：“为了举行广大的武装示威运动，必须切实执行包括开会讨论、筹办纪念筹备会在内的等八项工作”〔12〕。1933年武阳在纪念十月革命节时，“除了常规的化装、讲演等宣传外，还准备举办晚会三次，会上还表演新剧，同时召开红军家属联合会等”〔13〕。从这些细致且完善的工作要求足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十月革命纪念的重视。

4.根据苏维埃革命时局的变化选择相应的日期进行纪念

中国共产党还会根据苏维埃革命时局的变化选择相应的日期进行纪念，包括对革命英烈的纪念、中央苏维埃政府成立周年纪念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等。如1929年8月30日澎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烈士被残忍杀害。1930年8月30日，党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专门出版了纪念四位烈士的特刊，周恩来以“冠生”为笔名，饱含深情地写道：“彭、杨、颜、邢四烈士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他们的战绩不可磨灭！它犹如一团火，照耀在千万群众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的群众的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14〕同时这一天也被当做“八卅”纪念日，在苏区各地被广泛纪念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史称“龙华四烈士”。为了纪念四位烈士，遂将8月30日设定为“八卅”纪念日。。如1931年8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表《纪念彭、杨、颜、邢四同志及追悼工农武装阵亡战士》的通告，“号召各级政府成立筹备会，组织宣传队，开展相应纪念活动”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苏维埃政府文件）》（1931-1933）第166页，1985年。；8月25日，“闽西丰稔区委发布了《关于“八卅”纪念的工作布置》的通知，并开展了相应的筹备工作”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六辑》（内部资料）第152页，1981年。。

除了纪念革命英烈外，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尤为引人注目，它其实就是“八一建军节”。然而，与“八一建军节”紧密相关的南昌起义在早期并不受重视，大革命结束后，它被认为是一次“软弱的军事投机的尝试，违背了中央政策的行动”〔15〕。所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八一”纪念活动与南昌起义并无多大关系，早先“八一”多是指“反帝战争日”，是“共产国际指导下的国际性反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活动”〔16〕。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八一”纪念，但纪念的核心和主题多为“反帝拥苏”，并未将其同南昌起义相关联。如1932年7月12日苏区中央局曾发布《反帝拥苏粉碎敌人“围剿”庆祝红军胜利的八一示威运动宣传大纲》，指出：“自从共产国际决定‘八一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赤色示威日后，每年的‘八一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斗争的节日，到处举行盛大集会，游行示威。”〔12〕中共福建省委的一项通告更明确指出：“伟大的国际日——八一节快到了！‘八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动员自己队伍与检阅自己的力量反对世界大战武装拥护苏联大示威的日子。”〔17〕

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在实现武装保卫革命根据地和顺利开展土地革命的目标指引下，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越发突出，再加上红军实力的壮大，使中共中央对红军和南昌起义的看法有了转变。1933年6月23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强调：“今年‘八一反战日适为红军成立纪念日，并向广大群众指出只有中国的工农红军才是中国劳苦群众的唯一救星”〔12〕。7月2日，苏区中央局正式颁布《关于“八一”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指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纪念一九二七年八一的南昌暴动，已确定‘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的纪念日”〔18〕。朱德和周恩来称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胚胎”〔19〕，进一步诠释了南昌起义与工农红军纪念日的内在关系。自此之后，“八一反帝战争日”实现了内涵的转换和规格的提升，逐渐转变为“八一建军节纪念日”，在纪念南昌起义这一伟大事业的同时，也服务于当时动员群众参与反“围剿”战争等一系列活动的现实需要。

（二）纪念活动的筹备与预动员

纪念活动的筹备与预动员是整个纪念活动的核心环节，决定着纪念仪式最终是否能够取得成功。

1.制定活动议程

纪念仪式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是制定活动议程，依照既定的议程开展纪念，“能使具体纪念活动之间相互衔接，使纪念活动走向规范、有序，增加纪念活动的庄重感、神圣感，从而强化纪念活动的整体效果”〔2〕。纪念活动的议程体现整个纪念仪式的总体安排，虽然各有差异，但大致包含鸣炮—升旗—奏乐—宣布开会—代表发言—检阅—授奖—散会游行—召开晚会等程序。如石城县在纪念“二七”时规定了两天的行程：“第一天包括鸣炮开会、奏军乐、行升旗礼、唱国际歌、致开会词、宣布赤卫军军部及模范师师部成立、就职、誓师以及各机关代表致辞等，第二天主要是阅兵和政治检阅、颁奖等。”〔20〕当然，并非每项纪念仪式都会如此完整，但基本上都能通过议程设定满足活动需要。

2.注重以“宣传下乡”的方式对分散的农民进行组织整合

举行纪念仪式时，中国共产党通常会借助标语、传单和墙报等媒介广泛宣传、组织动员群众参与。如在1933年“五一”纪念前夕，有社论指出：“五一的宣传鼓动必须要充分利用口头的（讲演谈话）、文字的、木板（标语、传单，墙报及各种小册子，刊物，画报）等，把环绕在今年‘五一周围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传达给广大工农群众进行最普遍深入的政治动员。”〔21〕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逐渐注重结合群众具体需要进行宣传。张闻天认为，“宣传活动应该结合群众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迫切要求进行宣传，動员群众参与斗争”〔22〕。然而，有些苏区在开展纪念活动宣传时存在不注重结合群众实际、缺乏耐心和材料不生动的问题。杨尚昆曾提到：“苏区内的习惯是这样，每一个纪念节和政治运动，各团体长篇大论的宣言非常之多，而内容差不多都是一样，我认为这完全是不必要的。”〔23〕因此，中共福建省委在开展“三八”纪念时，要求“各地应积极散发对女工农妇宣传的传单、标语和画报，利用《福建红旗》为平台，积极宣传苏区妇女在土地革命斗争中所获得的利益（如参加苏维埃政权，和男子一样平分土地，离婚结婚得到自由，家婆不敢压迫媳妇，家庭财政公开等），引起女工农妇斗争的热情和对斗争的认识”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内部资料）第64页，1984年。。相较于长篇大论的宣讲，这些具体要求简单明了，切合群众利益，符合群众需要，因此更易被群众接受。

3.相应组织的成立为宣传工作落实到位提供了坚实保障

一般来说，组织建设是否完备和充分有力，关系到宣传工作的成败。中央苏区时期，每逢比较重大的纪念活动，各地都会根据中央局的要求组织和成立纪念筹备会、各种特别队以及宣传队。如在纪念“四一五”反白色恐怖运动周时，闽西苏维埃政府要求：“选择一区为单位召集群众大会，由各级群众团体，赤色工会、雇农工会、贫农团，及政府选出代表组织各区乡纪念筹备会开展一切工作”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第150页，1981年。。这些组织成立后，不仅要发挥组织的统筹和指导作用，也要对各组织的工作进行严格检查。如“汀连县在‘三八纪念时要求各种特别队（慰劳队、洗衣队、交通队等）能够经常开会讨论实际工作，并在每一工作进行时有严格的检查”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5辑》（内部资料）第104页，1981年。。

另外，各苏区也会组织宣传队深入乡村，通过寓乐于行的方式到每家每户进行宣传，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如“兴国县在‘八一纪念时每日派宣传队到各农村中作挨户宣传，组织专门晚会，编制富有政治的‘八一新剧，深入圩场农村进行活泼的表演，组织化装宣传队有计划的去宣传，兴奋了群众对‘八一的热情”〔24〕。当然也有个别地区由于组织动员不到位而使纪念活动流产的案例，如“石城地区在‘五一检阅过程中出现了参会人数少、打野操、逃跑和开小差等问题，致使阅兵并未如期进行，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组织上的不健全以及组织中党的领导的薄弱”〔25〕。因此，严密且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是纪念活动如期进行的重要保证，这不仅在于组织本身所具有的分工协作和高效性，而且通过组织也能发挥出聚合放大的效应，最大程度上实现对群众的动员与整合。

4.一定的空间和场地布置是开展纪念活动的硬性条件

场地空间的大小、开放度以及交通是否便利会直接影响到一项纪念活动是否能够如期进行，因此活动的组织者往往会选择比较空旷、平整和开阔的场地，如瑞金在“三八”纪念时选择叶坪大会场、“五一”纪念时选择空旷的飞机场（中央运动场）、“八一”示威时选择红校炮兵场召开纪念会。此外，分布在瑞金下肖地区的大埠桥、汀州的列宁公园、泰宁的北门内广场以及才溪的马道坝等地也都是举行纪念活动的常用场所。这些地方交通都较为便利，而且能够容纳一定数量的群众，可以为纪念活动的召开提供必备的硬性条件。

另外，场地的布置也格外重要，它关系到纪念活动的氛围营造、主题呈现和纪念仪式的基本格调。“在五一纪念过程中，上杭才溪区的场地中设有一红色讲演台，左旁建立一小台，为公开征收党员团员和自愿加入红军的报名处，对面又建立一座少先队检阅指挥台，会场四周满布纪念标语，悬挂彩旗。”〔26〕这种场景布置虽然简陋，但营造出一种较为庄重、正式和肃穆的氛围，设立的各种报名处也能彰显纪念活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主题。

（三）纪念活动的展演

虽然苏区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的形式各有差异，包括示威大会、纪念大会、授奖、阅兵、运动会、文娱晚会等多种类型，但其目的都是为了宣传动员。在具体展演过程中，苏区各地通过维护活动秩序和营造群体氛围等方式保障了纪念活动能够成功举办。

1.维护活动秩序是纪念活动得以顺利运行的重要保证

苏区各地纪念活动对参会人员入场一般有详细的规定，如瑞金下肖“八一”纪念时要求“到会的群众每人都要有一样武器（如梭标，土炮，鸟铳，手旗，花灯），以及到会的群众要整齐森严，呼口号和唱歌等”〔27〕。活动组织者偶尔也会以入场券的形式维护某些活动（比如晚会或剧场演出等）的入场秩序，如工农剧社在举行“八一”庆祝晚会时就规定：“由于三十日下午有盛大晚会，除表演两个剧本和两个活报以外，并有毛主席或项主席报告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届时必有一番极大盛况，为维护剧场秩序，已发有入场券，观众必须凭券而入”〔28〕。与此同时，为保证活动有序召开，活动组织者还会指定专门的负责人维护现场秩序，如丰稔区在“八卅”纪念时明确规定：“各乡所到会的群众，各乡所负责人应维持秩序，加紧注意严防社党捣乱”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6辑》（内部资料）第152页，1981年。。会场秩序得到保障，能使参与者感受到一定的政治权威，某种程度上也更易于接纳相关革命理念。

2.群体氛围的塑造是达到纪念活动预期目标的核心动力

人是活动开展的主体，大规模的群众汇集是营造纪念活动氛围的基础。声势宏大的纪念活动可以吸引群众广泛参与，并通过群众的相互感染、相互激励，将革命的意志传递和辐射到更大的范围，从而影响到群众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形成强大的动员力量。中央苏区时期的纪念活动举办情况如表1。

从表1可知，参与纪念活动的群众少则几千人，多达上万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的参与人数远多于其他地区，这不仅源于瑞金人口数本身较多，也因为瑞金周边地区的革命渗透程度要强于其他地区。尽管苏区各地纪念活动都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但参加纪念活动的群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如“庆祝‘二七时，示威者全体武装，手执红绿纸旗，大呼口号。同时，各地化装宣传队，跳舞队均随队出发，极为热闹。沿途并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晚七时纪念晚会人数极多，中央大礼堂未开幕就已人满为患”〔29〕，由此可见当时群众参与纪念活动的热情之高。

总之，通过纪念日的筛选和确立、前期的宣传和筹备以及仪式的运作和展演，中央苏区最终实现了纪念活动的仪式生产。在此过程中，革命的“符号”贯穿始终，并获得了特定政治内涵：一方面，各项纪念日本身就是一项符号，通过筛选与确立，更被赋予了内在的象征含义；另一方面，在前期的筹备以及仪式展演过程中，各种符号也在宣传动员和氛围烘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革命化的政治仪式，纪念日最终从简单的符号转变为特定的革命象征，从而完成了纪念仪式的生产。

二、从仪式到权力：中共苏区时期纪念活动的政治意蕴

“仪式的作用在于建构权力，而不是呈现早已存在的权力。”〔30〕这揭示了开展纪念活动背后更深层的目的，即为构建政治权力服务。中国共产党的各项纪念活动同样如此，其并非单纯只是纪念，主要目的在于以纪念活动为载体，通过对诸多纪念日的革命化仪式运作，使纪念活动成为传递政治信息和增加群众凝聚力的有效方式，进而为苏维埃革命深入开展提供必要的群众基础。

（一）传递政治信息，宣传革命理念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仪式特别是反复的仪式操演，以潜在的方式表达特定的政治诉求，宣传革命理念，在大众心中塑造了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反帝爱国的光辉形象。

1.表达政治诉求、彰显政治理念

“纪念活动是进行政治动员的有效形式。”〔31〕透过纪念活动的表象审视每项仪式背后的含义，会发现苏区各地的纪念活动总是与中国共产党扩大群众基础的政治诉求相关联，为此开展的活动主要包括扩红运动、反帝宣传、征收党团员、筹资、退还公债、开展节省运动以及查田运动等。许多纪念大会会场也都设有征求共产党团员和红军报名处，组织者还会以竞赛、奖励模范的方式调动群众关心革命的热情。如兴国县举行“八一”纪念时在会场设立了各种扩大红军、征收党团员的报名处，正式开会后通过代表们的讲演以及游行示威，成效显著，“十一区共扩大红军一百三十余名，征收党团员七百余名，退还公债一千五百余元，退回谷票五万余斤”〔24〕。

另外，鄂豫皖根据地为了开展红五月工作，制定了“红五月”的工作大纲，对每项纪念运动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做了阐释，并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如“在‘五一纪念时，全党在苏区内要组织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雇农以及手工业等工人）依照斗争环境组织公开、半公开或秘密的工会，对党员、群众和游击队、红军中的战斗员解释‘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在‘五四纪念时要进行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反动的学校以及麻醉青年的教育；‘五五马克思的生日时，党在这纪念日要进行党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五七和‘五九的纪念要扩大反日宣传；‘五卅纪念要指出民族革命的斗争，特别是要进行反帝的群众工作。”〔32〕总之，中国共产党借助纪念活动表达政治主张，宣传革命理念，引导群众逐渐认识到了每项纪念活动背后的深层含义，进而自觉地参与到苏区建设的各项事业之中。

2.体现工农红军的权威和地位

“仪式和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它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33〕苏区许多纪念活动就是借助宣传革命英烈的英雄事迹，彰显工农红军的权威和崇高地位，继而从精神上实现社会动员。

除了常规召集群众性会议，包括追悼会、纪念会、誓师会以外，为了进一步宣传工农红军的革命精神，苏区各地还会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建筑供群众怀念，进而学习和效法红军先烈的革命精神和英勇气概。如1933年7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召开会议，“决定建立红军烈士纪念塔”〔34〕，这是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來修建的第一座烈士纪念塔，“它是圆形塔身，严肃地立在五角星形的塔基上，塔基周围，竖立十块烈士纪念碑”〔35〕。该纪念塔在修建时虽未举行规模宏大的群众纪念活动，仅是召集群众进行募捐，但它作为一种特殊的纪念场所，不仅传递了人们对于红军的牵挂（因为许多红军都是集中在某个地域进行招募，他们与群众之间具有浓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而且也让群众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红军的关怀和重视，体现了“红军”的权威与地位，从而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群众面对扩红动员时的紧张状况。

3.塑造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反帝爱国的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开展的许多纪念活动都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力图通过纪念活动塑造和巩固反帝爱国的政党形象，调动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共同抗击帝国主义的民族凝聚力。如举行“五卅、沙基惨案、九一八”等纪念活动时，中国共产党通过回归到特定纪念情境唤醒群众集体记忆的方式传达反对帝国主义的决心。一份关于“九一八”纪念的工作决定指出：“从‘九七辛丑条约签订到‘九一八止，举行抗日反帝运动周，在运动周中组织宣传队利用活报传单标语等广泛解释辛丑条约与九一八事件，揭示目前日本及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国民党卖国的罪恶与红军北上抗日的意义。”中共南平地委党史办公室编《闽北党历史文件汇编：第8期》（内部资料）第117页，1959年。这些纪念活动激起了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有效地争取了群众的认同，扩大了群众基础，为革命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增进群众凝聚力，巩固群众基础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国家权力长期集中于城市，城乡的长期分割造成乡村社会处于相对孤立封闭的状态，农民基本上被限制在特定的区域，很少流动与迁移。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以后，如何改变苏维埃地区群众与政治绝缘的状态，实现广泛的政治动员，凝聚各方人心，让人们采取一致行动，实现既定革命目标，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任务和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力图通过纪念仪式建构政治权力，增强群众的凝聚力，巩固群众基础，推动他们自觉参与苏区建设。

1.拉近中国共产党与群众的距离

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纪念仪式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拉近与群众距离的绝佳机会。一方面，借助纪念仪式，可以不断培养群众的理念和情感，形塑他们关于“革命”的社会共识，从而让他们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如“以往在扩大红军时，由于宣传不够，许多宣传只是负责人在大会上讲几句话，因此许多群众不太愿意当红军；农民不了解革命的形势及任务，所以发生地方观念、家庭观念，党又不能与其详细解释，有群众当红军还要逃回来，扩大红军处处都觉得困难。”〔36〕而纪念活动作为中国共产党宣传革命理念、动员群众参加革命的重要载体，能够通过共情的方式获得群众的拥护。“在广暴宁暴纪念大会上，当时参加广暴的红校叶校长通过讲述暴动的经过；略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州工人和近郊农民布置暴动的计划；暴动起来后三天中的血的斗争；暴动领袖周文勇、张太雷为苏维埃牺牲之壮烈；以及失败后国民党的残酷屠杀……到场群众闻之，无不激昂，势要打倒国民党，打倒改组派，粉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奋斗到底。”〔37〕从此意义上说，通过“纪念日”这种仪式化的情绪渲染，群众对革命的理解由抽象转入实际，对革命的激情与斗志被调动起来，逐渐建立起一定的革命信仰，开始主动关注和参加革命活动。

另一方面，纪念仪式有助于深化军民情谊，推动军民团结一致，“正是对同一对象喊出同样的叫声，说出同样的话或者作出同样的动作，人们实现了言行一致，并感受到这种一体性”〔30〕。如在1933年苏区“八一”夜间检阅会上：“在礼炮声和军乐声中，阅兵传令员请中革军委的阅兵员举行阅兵式。三个阅兵员骑着马通过了长达六百米的行列……接着是阅兵员的致词，和红色战士们的誓词，主席读一句，成千累万的红色战士响应着，像一个人一样——‘我们是工农的儿子，自愿来当红军，完成苏维埃给我们光榮任务，为着工农解放奋斗到底。”〔38〕此场景中关于“一个人”的形象描述表明了群众行为的一致性，在这种集体环境之下，军民一同参与到狂欢的纪念活动中，喊出一致的口号，做出一致的动作，某种程度上能让广大群众和红军战士领悟中国共产党为何而战、为谁而战，促使军民之间情感交融，升华情谊。

2.激发群众的主体性意识

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赢得群众基础和凝聚各方力量的重要策略，许多纪念活动具有明显的指向性和仪式感，会给群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让群众在参与纪念活动的过程中获得精神洗礼和思想解放，主体性意识不断觉醒，进而由被动接受逐步转变为主动参与。“五卅”“九一八”等纪念日具有深刻的“国耻”教育的内涵，能够有效激发群众的国难记忆，调动群众的民族情感，促使群众积极响应革命号召。如“1933年瑞金武阳区在‘五卅群众大会上，青年部主任邹景春在会上鼓动群众当红军，群众的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在他深刻宣传后，大部分群众都被他激动了，当场就有几百人加入红军”〔39〕。中国共产党还以纪念“五一”为契机，关注工农群众。针对当时白区的工人运动，苏区各地进行了积极宣传和支援。“为了纪念华北唐山开滦煤矿工人和华新纱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各地在纪念‘五一之际，广泛开展应援活动，支援白区的工人斗争……像兴国莲塘区工人，为了募捐援助白区工人罢工斗争，目前总计已达到一千一百元，超过了既定四百元的数目。”〔40〕

另外，中国共产党还借助“三八”纪念活动将妇女群众组织起来，提高妇女的地位，保障妇女权益，进而推动妇女主体意识的觉醒和妇女解放运动的进程。苏区各地不仅给予普通妇女参与机关工作的权利，培养妇女革命干部，还通过多种纪念形式增强她们的自我认同。为此，除了奖励妇女模范、刊载典型事迹和组织劳动竞赛外，中国共产党还曾转发苏联报纸上关于“三八”妇女节的纪念文章，宣传苏联妇女取得的各项成绩，在苏联有很多“妇女经济学家、党的负责者、飞行家、制造家、工厂商店负责人，这些妇女同志都是帮助社会主义建设迅速发展的英雄”〔41〕。这些新闻开拓了苏区妇女的眼界，点燃了她们的革命激情。而且每次“三八”妇女节纪念主题都较为贴合苏区实际和现实主题，因此每逢“三八”到临之际，苏区各地妇女便会积极响应号召，完成各项后勤建设和春耕生产等工作。如兴国作为苏区模范县，积极宣传妇女的业绩，“在完成妇女代表大会规定任务的同时，还扩大红军超过两倍半、做草鞋超过三分之一，节省经济超过十分之一等”〔42〕，以此纪念“三八”妇女节。

3.形构群众对革命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在进入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时，往往是在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吸收积极分子，广泛建立农村党组织，吸纳群众参与红军，从而逐渐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肩负起武装保卫根据地和维护根据地政治秩序的重任，这是获得群众认同的基本前提，毕竟对于普通群众而言，生存是否能够得到保障是第一要务。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化仪式运作，吸引群众投身到具有规则化和高度情感化的纪念活动中，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形构着群众对革命运动的集体认同，有效地凝聚民意、汇集民心。“八一”示威时炮兵场上的无数火把、上杭县“四一五”纪念时会场上高悬着的各色三角旗帜、革命标语以及各机关代表和士兵的激情演说等，都让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

换言之，纪念活动上各种象征性革命符号的背后实质上体现了“革命”的在场，苏区各地通过仪式化的纪念活动，向参与群众反复传达相关历史信息和革命理念，不断冲击着群众既有的思想、文化、风俗和习惯，让他们逐步认识到通过革命可以实现农村的社会变革，实现他们的生活梦想，从而逐渐被吸引，自觉加入革命队伍，不断提升对革命和中华苏维埃道路的认同。

三、结语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需要，借助革命化的纪念仪式这样一种更为“柔性”的方式向群众宣传革命理念，实现广泛动员，增强军民团结、赢得群众基础。总体来看，这些纪念活动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在群众中发挥了作用，影响着他们的行为，以致于国民党在报告兴国县的情况时曾气急败坏地说：“一般男女匪民，只知公历某某年，而不知民国年号，只知有马克思、列宁，而不知其他，麻醉之烈，匪化之深，于此可见。”〔43〕但过犹不及，这些纪念活动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副作用。尤其是中央苏区后期，在严峻的军事威胁之下，由于召开集会的次数逐渐增多，致使许多群众不愿意到会，甚至厌恶活动和集会。据兴国一项报告称：“在宁都暴动纪念会中，虽然各级部门大力宣传，但各乡到会的人数及群众的表现没有充分的热情。”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二）》（内部资料）第409页，1987年。并且迫于内外环境的压力，“对社会资源的极端调动和高压的政治动员也不断冲击着苏区政权的合法性”〔44〕，所以随着战争的逐渐失利，革命化的 仪式动员已无法协调社会中的“反动员”力量。然而，通过纪念仪式实现社会的广泛动员这一方式，并未因苏区各根据地的丧失而失去效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宣传动员方式依然存在，并继续发挥着独特作用。

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纪念活动早已不再服务于特殊的革命目标，更多是通过镌刻历史记忆的方式赓续红色血脉和传承红色薪火，但仍然不断强化着当代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增强着人们对党和国家、对组织和集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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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itical ceremonies can include commemorative ceremonies， and a good commemorative event could successfully promote revolutionary ideals while also fostering a sense of political identity and active engagement among the general populac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used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s the vehicle for a number of behaviors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Period， includ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nniversaries， the planning and pre-mobilization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and the exhib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commemorative activities. Therefore， commemorative events became a powerful tool for spreading revolutionary ideas and strengthening social cohesion. They also stoked and mobilized popular enthusiasm for the revolution and increased people's sense of identity and belonging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urn， it gave the Soviet revolution the broad foundation that it needed to thrive fully.

Key words： Central Soviet period； Soviet revolution； commemorations； anniversary； ceremonial operations； revolutionizing； mass mobilization

（責任编辑：武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