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翻译为名的文化传播与文化反拨

摘 要： 辜鸿铭跨越中西的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世界视野”赋予他文化传播的自觉意识和文化使命。辜鸿铭应用语言显化、情境显化和道德显化策略释译《中庸》，在译语文本中，营造“文化和谐”的氛围，将中国文学与欧美文学平等观照，试图在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文化语境中践行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文化传播路径，输出中国智慧，希冀以儒家道德文化价值观拯救世界文明。

关键词： 《中庸》英译；文化传播；文化反拨；辜鸿铭；儒家道德文化

收稿日期： 2021-12-11

作者简介： 熊建闽，福建商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语言学、翻译与文化传播研究，E-mail：sunrain1688@163.com。

近代以来，西方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中华文化逐渐由中心滑向弱势边缘，在西方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被不断地抹黑曲解，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尊严屡遭肆意践踏。辜鸿铭以自己横贯中西的世界眼光和卓越的文化实践能力传播中华文明价值，为树立正面的民族形象发声，在西方世界引起积极反响。

一、辜鸿铭的“世界视野”与跨文化传播意识  辜鸿铭出生华侨世家，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欧洲留学生涯，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等西方国家，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等学位。在欧洲求学十余年间，辜鸿铭系统地学习与接受了西方文化，深入了解西方政治、民风习俗，通晓英语、法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西学底蕴深厚，其中对他日后文化主张和文化理想有重大影响的是当时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大师卡莱尔、爱默生、阿诺德等著名人文学者的文化思潮。大师们“对古希腊罗马的盎然兴趣，对古代制度文明的眷恋之情，对近代西方实用主义、重商主义的痛恶之感，都已经深深传染给他”〔1〕。

近代西方实用主义和重商主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是“功利主义”和“人性异化”的危害，造成“人的机械性”，“实用”和“有利”成为文明进步的标准，人们的社会生活以物质逐利的最大化为根本目的，人们精神生活的追求与内心情感的满足则被弃之不顾。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的绚丽光影下所暴露出来的种种社会阴暗与丑陋被辜鸿铭敏锐地捕捉到：“在过去的欧洲，这种有效地征服和控制人们情欲的道德力是基督教。可如今这样血腥的战争已超越了它，它似乎表明，基督教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已经失去了效用。它缺乏一种有效的道德力去控制和约束人们的情欲，于是欧洲人民又不得不重新采用物质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2〕以暴力、军警、监狱等国家机器来治理社会预示着基督教的名存实亡，在辜鸿铭看来，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揭示了基督教这种曾经有效约束欧洲人的道德约束力量已经超过了适用期限，“上帝死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声光化电”为依托的物质力量，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自然界的物质力量对人类所能造成的伤害，是没法与人类情欲所造成的伤害相比的。毫无疑问，如果这一力量——人类情欲不予以调控的话，那么不仅无所谓文明存在之可言，而且人类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3〕。看来，物质文明并不能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和平幸福，无止境地追逐物质文明带来的是对物质财富无休止的渴望，让人们的精神家园无所归依；依靠物质力量来维持的社会秩序无法给人类社会带来安宁与祥和，人类社会文明与否的评判标准并不一定掌握在看似进步的西方人手中，西方人强大的以“声光化电”为依托的物质力量也不能抵御由无止境的物欲追求导致的利益倾轧与战争风险，试图在西方文化世界內部找到解决社会危机的方法已无可能。

回国后，辜鸿铭就职于“国学大儒”张之洞幕府，受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文化主张的影响，辜鸿铭潜心研习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为之深深吸引。深厚的西学修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他中西文化的比照意识。多年之后，辜鸿铭回忆道，“张之洞是一个目光远大的政治家。由于这种契机，使得我能够与中国最有修养的人在一起朝夕相处，从他们那儿，我才对中国文明以及东方文明的本质稍有解悟……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我很自然地得出了一个重大的结论，那就是，这养育滋润我们的东方文明，即便不比西方文明优越，至少也不比它们低劣”〔4〕。

中日甲午海战之后，国内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变法图存之声日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中国军事侵略和经济压榨程度的不断加剧，中华古老文明在与西方现代文明的交锋对撞中颓势尽显，“挞中扬西”、追随西方文化观念和仿效西方政治制度的热潮随之空前高涨。在有了自己的中西文明优劣判断后，辜鸿铭并不为这种潮流所动，因为他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弊端和西方社会内部的真相已有深刻识解，对国人盲目崇洋的热潮既坚决反对又深感忧虑。在对中西文明不断比照和深入研究后，他进一步意识到，“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在中国旧的秩序正在消亡，他们欢呼新知和进步文明进入中国。但我个人却不相信在中国古老的秩序会过时，因为我知道旧式秩序、中国文明和社会秩序是一个道德的文明和真正的社会秩序，它符合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消亡”〔5〕。中国的道德文明符合事物本来的发展规律，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由于物质利益至上和道德约束力量的缺位，而中国古老文明将永存是因为它是真正的道德文明。辜鸿铭于中西文化对比的视野中，以自身的跨文化眼光洞见中华文明之中可用于拯救西方世界的密钥：“我相信，对于欧洲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处于战争灾难之中的欧洲人、那些不光要制止这场战争而且要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欧洲人来说，良民宗教将是一种使其受益无穷的新宗教。不仅如此，他们还会发现这种新宗教就在中国——在中国的文明中”〔3〕。

中国文明之中的“良民宗教”是辜鸿铭于中西跨文化视野中觅得的拯救世界文明的文化良方，辜鸿铭将这种良民宗教与道德文明联系起来，他的众多英文著作或译作中常借此不断宣扬和阐发自己的中西文化观。辜鸿铭跨越中西藩篱的文化熏陶所造就的“世界视野”，一方面让他体察到中西方文明的优劣短长，西方的物质文明和中国的道德文明完全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观照并有效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深信，要避免爆发于欧洲的那一场世界大战，要改变西方民族对中华文明的蛮横无理，就要高扬以道德为基础的中华儒家文化，让西方人了解并接受古老中国智慧的“文明之道”，帮助西方社会揭示道德文化与秩序的缺失才是社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由此，跨文化沟通与传播意识成为这种“宣道”方式的自觉表述。辜鸿铭力图借助中国文明中的道德力量播扬中华文化价值观，从而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

二、以翻译为名的跨文化传播  辜鸿铭一边用英语等文字著书立说弘扬中华文明，一边在中国古代经典中探寻道德文明的深邃光芒。他盛赞《中庸》：“就我有限的知识来看，在所有欧洲的文学作品中，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都没有见过像这本小书中所发现的那样简单明了到了极点，同时又如此完整而丰富的关于道德责任感或道的阐说。”〔4〕既已意识到道德责任感在西方文明中缺位，辜鸿铭遂主动践行自己的文化使命，以翻译为媒，将《中庸》里所蕴含的道德责任感传扬出去，并且也要像原书那样，做到“完整而丰富”。为此，他批评当时已颇为闻名的传教士理雅各的《中庸》译本：“无论注释还是绪论中，理雅各博士均无片言只语显示他对孔子学说有整体的、哲学的理解”〔6〕。理雅各译《中庸》虽被学者誉为“皓首穷经”，但西方传教士的身份底色使他或者轻慢或者有意识地误读了包含在《中庸》中的道德原旨，这也许与他传教的“宏旨”无关。而有着强烈跨文化传播意识的辜鸿铭，其“宏旨”正在于以道德学说立场释译《中庸》，为《中庸》全书铺就道德文化氛围。于是，在整部《中庸》英译中，绪论、译文、注释、附录等内容相互配合、相互印证，试图更完整地表达对这本书道德文化内涵的理解与感悟。他的翻译策略以西方读者的认知方式为导向，通过语言显化、语境显化和道德显化手段构建他们熟悉的文化通道，汇通中西文化，促成西方读者对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效认知与接受。

（一）语言显化策略

语言显化是辜鸿铭借助目的语文化的语言表达习惯和显性逻辑连贯等特点，将中文古文句段之间暗含的语意连接关系明晰化，并在文体風格上弥合西方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利于读者阅读和理解。林语堂指出：“辜之文，纯为维多利亚中期之文，其所口口声声引据亦Mathew，Arnold， Carlyle， Ruskin诸人，而其文体与Amold尤近，此有二事可见，好重叠和好用I Say二字。” 〔7〕 如：

上焉者，虽善无征，无征不信，不信民弗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中庸》第二十九章）

However excellent a system of moral truth appealing to supernatural authority may be， it is not verifiable by experience; what is not verifiable by experience，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and wha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the people will never obey. However excellent a system of moral truth appealing merely to worldly authority may be， it does not command respect; what does not command respec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and what cannot command credence， the people will never obey. Therefore every system of moral laws must be based upon the man's own consciousness.〔5〕

原文中，上焉者和下焉者分别意为“夏、商礼法”“不在皇位的圣贤”，辜鸿铭将其释译为两种道德体系。译文充分利用英语的行文特色，结构工整、严谨，上下逻辑连贯，英语复合句式的反复重叠运用使英文表达庄重得体，语意明晰。整体文体风格既贴近原文，也符合当时西方读者的阅读习惯。这种复合句式（或结构）的重叠使用在《中庸》译文中经常出现，如第二十六章译文：It is because it is vast and deep that it contains all existence. It is because it is transcendental and intelligent that it embraces all existence. It is because it is infinite and eternal that it fills all existence（原文：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同时，辜鸿铭应用逻辑严密的英文文体解构了原文，意在表明：道德无论是诉诸超自然权威（上帝），还是由俗世圣贤来维系，得到的结果都是“民弗从”。只有儒家的君子之道反诸于己，求诸本心，才是正解。辜鸿铭的译文呼应了《中庸》构建的天（God）、地（nature）、人（human life）三位一体的德性论，即“德性是上至统治者，下至各个层次的从政者首先必备的基本素质”〔8〕。

（二） 情境显化策略

情境显化策略意在跳出原文既定的文化语境，根据目的语读者的“前理解”，设置与之相匹配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经验，使西方读者更方便地进入到其相应的文化角色里，在熟悉的文化概念系统中顺利实现文化“视野融合”，达成文化共识。如：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中庸》第十七章）

Confucius remarked： The Emperor Shun might perhaps be considered， in the highest sense of the word， a pious man. In moral qualities he was a saint. In dignity of office he was the ruler of the Empire. In wealth all that the wide world contained belonged to him. After his death his spirit was sacrificed to in the ancestral temple， and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preserved the sacrifice for long generations…

For God in giving life to all created things， is surely bountiful to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qualities. Hence the tree that is full of life， he fosters and sustains， while that which is ready to fall， he cuts off and destroys. 〔5〕

此译中，“天”和“物”分别译为“God”和“created things”，《圣经》中上帝的形象呼之欲出，西方读者如面晤上帝教诲。同时，pious、saint、sacrifice、ancestral temple等富含西方宗教色彩的詞汇与God一道，为西方读者建构起熟悉的西方宗教文化场域，辜鸿铭有意将原文中的文化意象词汇，如“大孝”“德”“圣人”“天子”“宗庙”“天”以相匹配的西方文化概念词译出，使译文语境本地化，由此设定的文化价值观与读者阅读期待视野充分融合。辜鸿铭始终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经典地位与圣经在西方世界中一样，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为此，他在《中庸》译文中常常将圣经和儒经中的文化意象对比参照，如“天命”译为Commandments of God，“天之道”译为the law of God， “教”译为religion， “圣者”译为holy、divine natures， “命”译为divine call，“礼”译为moral and religious institutions， 孔子的“弟子”译为disciple 等等。如此鲜明的圣经文化意象与中国古书中蕴藏的文明智慧汇聚齐观，不仅加深了西方读者中西文化平等相通的印象，也在另一个侧面说明，圣经中展现的所有宗教文明早已在中国古书智慧中一一呈现。

此外，在译文和注释中，辜鸿铭通过大量中西人文思想的相互类比和印证，搭建起跨文化沟通的桥梁，西方读者由此得以在自身文化框架内部了解与吸收中国文明，不自觉地将中西方思想大家关于道德的哲学学说在互文语境中识解消化，如第5章中，子曰：“道其不行矣！”（Confucius remarked， “There is in the world now really no moral social order at all.”）辜鸿铭在随后的注释中引用卡莱尔和罗斯金的观点加以互证：Confucius in his time， as Carlyle or Ruskin in modern Europe， considered the world to have gone on a wrong track， the ways of men and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to be radically wrong〔5〕。中西人物思想观点的类比释译是辜鸿铭翻译《中庸》的鲜明特点。据学者统计，仅双行小注就直接引用了《圣经》3次，歌德6次，阿诺德5次，爱默生4次，卡莱尔2次，莎士比亚、奥维德、托尔斯泰、康德、弥尔顿各1次〔9〕。众多西方现代“同道”学者的思想加持，有效拉近了西方读者与中国经典的审美距离，有力地诠释了儒家思想所蕴含和释放出的现代意义和普世价值。

（三）道德显化策略

语言显化和情境显化策略的运用是为了在文学和文化诗学层面让西方读者得以在其熟悉的文化系统中体认儒家哲学堂奥，实现中西文化互鉴。为此，在译语形式和内容上，大量征用西方宗教语言和著名思想家的观点学说，大都是在当时“西学东渐”文化大背景下，译者不得不逢迎西方读者阅读口味以达成文化融合、实现翻译目的的手段。辜鸿铭翻译《中庸》的主旨是传播 “道德中国”的思想主题，使欧美人“形成更深刻的道德责任感”，从而改变他们对中国人的霸凌态度和殖民政策。因此，辜鸿铭看似“以西释中”的归化翻译策略，与其说成“解释过度、流于附会”，不如视为包裹在实质核心要义外的一层“糖衣”，就译者的文化用心而言，它只是“器用”，绝非“道体”，是译者为了沟通中西文化、实现跨文化传播目的的权宜之计。而道德显化策略才是辜鸿铭达成英译《中庸》目的的核心手段，辜鸿铭更是在《中庸》英译文内与文外大加铺陈渲染，务使《中庸》的道德经义从内而外、由中及西全面贯通，力求呈现“道德”的整体风貌。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首先，为了便于西方读者对《中庸》道德哲学的整体性理解与吸纳，辜鸿铭对儒家核心文化词语进行统一且连贯的道德化释译，以彰显儒家道德文化的优势性和普遍性。他把“中庸”译为the universal moral order 或the true central balance of our moral being、“道”译为the moral law、“性”译为moral nature、“和”译为 the moral order、“中”译为 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德性”译为moral nature、“仁”译为moral sense 或humanity、“君子”译为 the moral man等等。可以看出，辜鸿铭将儒家文化中主要的核心概念都与道德意义紧密相连，同时，西方哲学思想当中的重要元素being、order、law、nature、humanity等都一一统摄于儒家普世的道德秩序（universal moral order）框架之中，这明显是在向西方世界阐明中庸思想的强大包容性和普世性。西方哲学思想元素被纳入到儒家无处不在的以道德为中心的强大文化体系中，西方人在阅读并欣赏《中庸》译文的时候，会不知不觉地融入其中，体会儒家道德精髓。

其次，借引欧美学者的思想学说，从道德立场角度对中庸核心要义进一步加以佐证与诠释。如《中庸》第四章中：“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孔子认为道之不行与不明的原因是人们具体认识与实践过程中的过之与不及。辜鸿铭将“过之”与“不及”分别释译为high above their moral ordinary self 和 not up to their moral ordinary true self。 “过之”与“不及”都是针对第一章里的“中（天下之大本也）”和第二章里的“时中”而言。在第一章里，辜鸿铭在译文注释里援引阿诺德的观点（Our true self， as Mr. Matthew Arnold calls it， the central clue in our moral being which unites us to the universal order.），把“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译为our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 is the great reality of existence，第二章里的“时中”译为“constantly lives his true self or moral being”，显然他是接受了阿诺德的相关论述，对此做出道德释解。在第四章中，辜鸿铭为了说明“过之”与“不及”的问题，引出歌德关于道德本性（moral nature）的论述，并进一步阐明：道德本性，即道德存在，是我们平凡的、真正的自我（moral nature， what we call our moral being， is nothing else but our more true ordinary self. ）。因此，人们如果对生活奢求太多，超出自然的给予（to be more than nature requires them to be），就会散失“大本”（lose the sense of reality），食不知味，活在自我的虚妄之中。第二十七章中，“（君子）极高明而道中庸”，辜鸿铭将“道中庸”译为live a plain， ordinary lif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oral order，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

第三种方式是译文注释中对于相关文化现象的道德阐释。或许是为了凸显《中庸》的道德气质，辜鸿铭在中华古经中深挖道德资源，可谓不遗余力，但有些时候显得较为牵强。如《中庸》第六章：“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辜鸿铭译文：He looked upon evil merely as something negative; and he recognized only what was good as having a positive existence.）。原文中的“惡”与“善”本无道德上的好坏优劣之分，但辜鸿铭在之后的译注中搬出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言论，声称人性的邪恶（evil in human nature）是人性发展有缺陷、不完全，是道德方面的缺失或无度。此外，《中庸》第二十九章原文中的“上焉者”和“下焉者”本与道德无关，却被释译为两种道德体系（a system of moral truth），也是这方面的显例。

三、以翻译为名的文化反拨  辜鸿铭翻译儒家经典意味着他倡导重拾与回归传统文化精神，而重译儒家经典还暗含着对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主流意识形态的审视和抵抗。近代以来，在西方强权政治和文化霸权的历史语境下，中华传统文化横遭恶意攻击，“西学东渐”式的文化传播热潮渐成主流，“一切向西看”似乎成了解决当时中国一切政治与社会危机的不二途径。饱读“西学”的辜鸿铭原本可以凭借着对西方政治与文化的深刻洞见，利用自身的才识和文化资本顺应时代风向，为“欧风美雨”登高一呼，顺理成章地为自己博得更有利的文化地位，然而，或许正是由于他多年来对西方社会的认真观察与审视，使他在中西文化对视中生成出另一种独特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态度。

（一）对西方强权政治的反拨

《中庸》第十七章：“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大德者必受命。”辜鸿铭将“因其材”译为according to their qualities，根据上下文，此处的qualities指的应是moral qualities（德）。接着，他在译文中继续解释：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s here announced two thousand years ago. But Confucius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 is different from the modern interpretation.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means， not the survival of the most brutally strong， but the survival of the morally fittest〔5〕。从中可以读出，虽然欧洲提出的“适者生存法则（The law of 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闻名于世，但辜鸿铭认为中国儒家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有自己的生存哲学。有所不同的是，就生存法则而言，孔子提倡的是道德本性（the survival of the morally fittest），而不是西方人笃信的野蛮强权（the survival of the most brutally strong）。中华文明生生不息、浩浩荡荡延续数千年，不是倚仗于野蛮强权对弱势文化的殖民掠夺，而是得益于道德生活的普遍性，因而，“大德者必受命”（辜鸿铭译文：It is therefore true that he who possesses exceedingly great moral qualities will certainly receive the divine call to the imperial throne.）。所以，“观察中国，你必须看它的本质，它的道德，而不是纠缠于它有没有电灯”〔10〕。 中国文明是道德文明，而“如果把基督教从欧美文化中拿走，……除了战舰、大炮、红旗车、飞机、六国饭店、电影、探戈，以及凶猛的、吃得好、吃得过多的食肉动物之外，他们一无所有”〔11〕。欧美国家凭借科技文明优势，掳掠和积累的大量物质财富提供给自己豪华的现代生活享受，但在辜鸿铭眼中，这种野蛮的暴力文明除了具有物质上的生存优势之外一无是处；与中华文明的道德优势相比，西方物质文明并不贴合“生存法则”，“道德适者”才能把握文明持久之道。

（二）对西方教育体制的批判

辜鸿铭在《中庸》英译附录A中指出，重视数量而不是质量的欧洲教育制度是一种半教育（half education），半教育的产品就是“本性发展不完善”的人，这类人是歌德眼中“魔鬼的化身”，这种人“不承认道德”。但不幸的是，全人类的文明与幸福却掌握在这些“理智不健全”的“魔鬼”手中。于是，人类社会“缺乏道德社会秩序”，处于“科学残杀的战争困境”之中也就不足为奇了。

辜鸿铭在《中庸》英译附录B中进一步分析了欧洲半教育制度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危险。由于这些“理智不健全”的“半智之人”控制了西方政府，他们常常只从利益得失而不是道德本性出发来处理一切事物。“它们从抽象的、深奥难解的玄学和所谓科学推理出发，来演绎推断人类的起源和命运，推断其道德本性、人或民族的行为对于未来的得与失，以及诸如此类人不能预知的问题。”〔10〕于此，辜鸿铭把西方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产品视为“本性发展不完善”的人，这些人原本缺乏道德本性，视道德为无物，一旦参与国家政治的管理，当然抛弃以道德为主导的社会秩序，利用物质和科学的力量，把个人或集团的利益得失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基础，这样势必造成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导致世界大战的爆发。所以，辜鸿铭以为，“当今欧洲的问题就是应寻找一个与儒家学说一样的道德体系，教你怎样成为一个好公民，同时也像基督教一样的力量，教人们（即使是野蛮人）成为一个好人。〔11〕”辜鸿铭眼中的儒教兼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功能，行使着教会和政府的双重职能，对比于西方教育培养出的“理智不健全”国民，儒家文化培育出来的是适合家庭和社会发展的有礼有德的文明人，这是西方教育体制无法比拟的。

（三）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拨

晚清以来的“西学东渐”之风催生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全面落后于西方文明的社会现实，一大批文人学者欲借翻译之力行强国之实，力图把西方的“器用”和“道体”输入我国，为我所有。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翻译的主流话语背后所隐含的意义是启蒙、科学、理性和革命”〔12〕。他们希望吸取他国的成功发展经验，以西方的启蒙与科学来挽救中国，用西方颇为流行的自由民主思想教化沉睡中的国民。然而，在同一时代，翻译行为也并存着另一种文化姿态，即以中华文化的“道德普世性”来抵抗西方文化霸权。这种文化姿态不以西学马首是瞻，更不因文化弱势而自叹自贬，而是提倡中西文明平等交往，互补短长，主张两种文明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竞争，应共同致力于建设更美好的人类文明。可以看出，两种翻译实践都有各自的文化目的和文化功利色彩，翻译行为早已不是停留在语言或意义层面的简单转换。从形式上看，辜鸿铭所采取的后一种文化姿态是对前者的文化逆向操作，而就内容而言，正是表达了对国内崇尚西方自由民主之风、一切西化风潮的强烈不满。因为，不加选择地接受和“拿来主义”只会让本土文化逐渐萎缩、消极退位，最终导致对本土文化的极度不自信。当时中国的文化现实就是试图将过去的一切推倒重建，使中华文化完全让位于西方文明，如此文化不自信若任其蔓延、弥漫于人们的思想意识中，则中华文明危矣。辜鸿铭等文人学者为此深为愤懑与忧虑。

辜鸿铭在中华文学经典中挖掘儒学的现代元素，将道德中国形象示于西人，以鲜有的文化勇气与哲学逻辑，辩证而有力地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展现出卓然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担当。辜鸿铭还用儒学思想释译西学观念，将西方社会人人崇尚的“自由”解释成“人之道德本性的充分实现”〔13〕，他认为，“当今人爱奢谈什么追求自由，可我敢说，要获得自由，真正的自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循规蹈矩，即学会适当地约束自己”〔3〕。如果人们不按一个“好人”的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就会像欧美群氓那样成为一帮乌合之众，他们放荡不羁、专横妄为，一般民众的自由反而更加无从谈起。

四、结语  辜鸿铭英译《中庸》的根本目的不在于古典文学欣赏或翻译作品研究，甚至不在于翻译行为本身，而在于译作能否在异国他乡获得茁壮的生命力，进而叩开西方世界的大门，顺利进入西方文化场域，让西方人最终接受并“遵从道德责任感”，从而“使他们对待中国和中国人时，代之以道”。辜鸿铭所做的文化努力没有白费，“无论是副文本与正文所形成的互文效应，还是核心概念词的形式化统一，都是为了实现对中国文明的本质内涵和基本特征的整体性描述”〔14〕。为此，他不遗余力地深挖儒经中的道德资源，将中外道德哲学对比阐释、相互勾连、互文见意，搭建起中西文化平等对话的通道，并力图建构完整的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西文化的交锋与交融在《中庸》译本中充分展现出来，获得了西方读者的积极回响。辜鸿铭以“翻译”为媒，《中庸》译文和副文本中大量的道德哲学阐述或是对原文内容的释解和进一步说明，或是直抒胸臆般针砭国内外社会现实，或是与原文意旨无涉地借题发挥，无一不在指向译者传播中华道德文明的文化用心。同时，这也充分显示出译者胸怀道德文化事业和对中华道德文明的深深自信，由此向世人昭示中华文明绝不逊色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有助于拯救世界文明，让其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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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orld vision acquired from his being exposed to different cultures endows him with self-consciousness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cultural mission. Through explicitation strategy of language， context and morality， Ku Hung-ming manages to construct cultural harmony in the translation of Zhongyong. He puts Chinese literature and English literature in an equal standing so as to achieve his purpose of transmitting Chinese wisdom and help the world go on the right track in his cultural counterac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roduced into China.

Key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Zhongyong; cultural transmission; cultural counteraction; Ku Hung-ming; Confucian Moral Culture

（责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