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批判及中国方案

史小宁 郝相赟

摘 要： 生态治理的现代化问题是关系民生福祉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也是关系党的初心使命和实践宗旨的重大意识形态问题。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在哲学向度上体现为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在经济学向度上蕴含着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在政治社会向度上反映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约束，根本无法解决其固有的生态危机根源。中国共产党围绕生态自然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方法论、生态价值论，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道路。这对于展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实现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提升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能力、贡献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价值。

关键词： 生态治理；现代化；意识形态；中国方案

收稿日期： 2022-11-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根本制度的内在逻辑研究”（20BKS02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新时代西北地区生态治理的困境与对策研究”（20YJAZH065）

作者简介： 史小宁，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当代实践研究，E-mail：xbsdsxn@163.com；郝相赟，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十年来，“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1〕，生态环境治理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生态文明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也是彰显“中国之治”新境界的重要方面。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虽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经成为全民族、全社会的普遍共识，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一些人仍然无法克服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势，仍然无法摆脱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的制度框架，仍然试图通过强调西方生态治理方案的普适价值来解决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观点完全是错误的。因此，在对当前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生态危机深刻把握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系统呈现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和制度优势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价值。

一、生态环境问题与生态治理的现代化

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相继发生震惊世界的环境公害事件，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全球生态系统持续恶化，例如大气污染、水资源匮乏、荒漠化加剧、核泄漏、森林资源短缺、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21世纪人类长期面临的最大敌人，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美国学者阿尔·戈尔曾经指出：“每秒钟有1.5公顷雨林消失，现存物种的自然灭绝率突然加速了上千倍，南极上空出现臭氧洞，所有纬度上的臭氧層变薄，保证地球上可以生存的气候平衡可能受到破坏——这一切都表明了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猛烈的对撞。”〔2〕甚至有些学者直接将全球性生态危机比喻为“人类面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特别是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扩散与蔓延，再次折射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诸多深层次生态环境问题，促使人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生态环境的治理之道。生态治理的现代化逐渐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重大时代课题。

长期以来，由于受西方现代化思维逻辑的影响，人们往往简单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始终在西方现代化的理论框架下探寻生态治理之路。不可否认，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的总和，“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3〕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引导全球的现代化进程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以及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以追求生产方式无限扩张和以资本主导财富积累为主要特征的西方现代化模式，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却衍生出了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生产方式，都仅仅以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4〕。这里“较远的结果”指的就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人们反思和审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面镜子，并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现实和紧迫的问题，即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协同发展，实现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与维持生态平衡的辩证统一；如何破解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经济越发展环境问题越严重”的发展困境；如何探索在全面现代化背景下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等等。这些问题对当代中国生态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推动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大国之一，所以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分阶段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同，生态环境问题在我国则呈现出叠加期与压缩期相互交织的复合型特点，这使得我国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更为突出，治理的压力和难度更大。因此，形势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像发达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按部就班地解决环境问题并承受西方式生态治理模式的巨大代价。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就是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道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生态治理现代化在我国的提出不仅是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危机的积极回应，而且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和总体要求，重点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的角度为破解生态环境问题和推进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指明了发展方向、提供了制度遵循。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把现代化的治理理念与治理技术恰当融入生态治理之中，彻底摒弃过去人们为追求农业、工业现代化而利用技术工具对自然进行无限索取的行动〔5〕。对此，我们必须立足“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治理现代化上升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高度。一方面，生态治理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而且关系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实现，同时也是当代中国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与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环境挑战、提升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生态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是从传统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生态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模式的中国方案。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治理的现代化问题不仅仅是单纯的生态环境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同时还是重大的意识形态问题。它的解决与否对于开启“中国之治”的新境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20世纪，面对工业文明的生态之殇，西方社会在反思追寻生态危机根源、实质和出路的过程中提出了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主张将“生态化”融入现代化进程中，建设一种生态化的工业文明，旨在克服传统工业文明造成的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恢复和生态重建。尽管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提供了有益借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个人主义的价值原则共同决定了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理论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贪婪本性不仅要通过追逐超额利润控制社会的权力系统，而且要为获取超额利润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必然会在意识形态上形成自己的判断标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历史时代，“不打破‘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意识形态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使已经开拓，也会被淹没在‘西化的浪潮中”〔6〕。因此，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社会”的视角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展开意识形态批判就显得尤為重要。揭穿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陷阱”，不仅有助于为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开辟道路，而且有助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一）哲学向度：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

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根基，哲学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逻辑起点。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7〕，而且，哲学关注现实的特有方式是通过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和超越去建构崭新的、具有应然意义上的现实。从哲学向度来看，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形成源于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价值观。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必然给人们造成一种虚无的意识形态幻觉，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欲望的满足就是人生价值的主导原则，从而使得人们在生活上只知道物质享受、在生产上只追求“庞大商品的堆积”，而丧失了精神追求，成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屈从而没有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虽然人们依旧可以发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和愤怒，但这只是龇龇牙、放放屁和煞煞气的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威胁资本主义的制度。相反，通过对消费者从机械劳动的疲惫中解脱出来的物质需要进行满足，反而对于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维护作用，这就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主客关系的二元对立。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强调人与自然主客关系的二元对立有着深刻的现实依据。资产阶级在反对教会统治和封建专制主义的斗争中，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形而上学思维在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在社会结构中隐蔽地发挥其为现实政治辩护、为资本主义统治服务的意识形态功能。这种思维范式倡导人的主体性，试图将人从自然中抽离出来，并在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过程中宣扬所谓“人为自然立法”。在这种主体性哲学的指导下，人的主体性极度膨胀，从而忽视了自然的客体性，忽视了自然对人类主体活动的制衡，自然就变成了人们追求物质满足和“交换价值”的单纯的物理资源和客观的“有用物”。因为“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个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效益。不仅如此，甚至连这种效益——就所制造的或交换的产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4〕。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无限追求“交换价值”的趋势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就必然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

（二）经济学向度：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

生态治理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包括生态治理理念的变化，而且也包含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变革，“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8〕。因此，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哲学层面，还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结构，批判产生这些错误思想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生产方式和经济利益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但资本主义自身也存在其无法克服的弊病，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必然导致其反生态本质的生成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拜物教化。这也就是为什么西方社会始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重要原因。这种资本的逻辑不仅在商品经济领域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隐性地存在于其他一切领域，社会的一切要素都被烙上了资本的印记，自然界也没能幸免。对于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眼中只有现实的利益，他们根本不会考虑地球和人类的未来，只会在资本逻辑逐利本性的驱使下无限制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根本不会顾及自然规律的约束和自然生态的限度，这就必然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导致生态危机的产生。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的：“西班牙的种植场主曾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以为木灰作为肥料足够最能赢利的咖啡树利用一个世代之久，至于后来热带的倾盆大雨竟冲毁毫无保护的沃土而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这同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4〕对资本家来说，进行生态治理本身也是一种被迫行为，因为生态治理需要投入大量的人财物力，而这些投入是没有收益的成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以最低的成本达到追求最高利润的目的，必然不愿意为高额的生态修复埋单。只有当生态破坏或者环境污染严重影响到不变资本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时，生态治理问题才会成为资本家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因此，这种被动的治理只能是暂时的缓解，无法从本质上进行根治。

（三）政治社会向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约束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而出现的，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3〕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约束下，这个“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只会一步步地加剧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使西方国家生态治理呈现出人与自然异化、生态与资本对立的制度性特点。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9〕不可否认，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西方国家纷纷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核心的生态治理方案，试图通过建立生态环境保护法规体系跳出资本逻辑与生态治理对立的思维定势，构建一种能够真正走出“生态悖论”的生态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话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态危机对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羁绊与约束，但最终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目的仍然是通过局部的调整来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达到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合法性诠释的目的，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3〕。这种局部调整不能从根本上消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质和摆脱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约束。这样一来，一条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约束、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路径即共产主义道路就被开辟出来了。只有实现“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实现“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能真正解决“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8〕。

三、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方案的科学内涵

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规避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同样，在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中，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独善其身。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生态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资本逻辑和制度框架双重约束下，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模式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作为前工业化的样态，许多發展中国家纷纷仿效和照搬西方模式，结果不仅没有改变其经济落后的面貌，反而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资源的大量浪费，重蹈了西方发达国家的覆辙。与此不同，我国则立足本国具体实际，在总结和吸取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围绕生态自然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方法论、生态价值论四个方面提出了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应对方案，明确了中西方在生态治理现代化上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道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中国特色。

（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

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类不断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与自然的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样态，从崇拜自然、被动适应自然到主动利用自然、征服自然再到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首先要回答的重大问题。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7〕。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人与自然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把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理念相结合，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了生命共同体的高度，明确把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新时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则提了出来。在党的十九大上，他强调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10〕。紧接着，***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当人类无序开发、粗暴掠夺自然时，自然的惩罚必然是无情的”〔10〕。这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又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论深度。“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自然观的提出，以共同体为基本单元打破了西方人与自然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明确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以及人类所秉持的基本态度，指明了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新时代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奠定了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理论基础。

（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

自从人类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尖锐矛盾始终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依靠生产要素大量投入和扩张实现经济增长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已成为生态治理现代化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在治国理政的探索与实践中率先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形象地揭示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破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指明了方向。他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11〕在他看来，绿水青山既是大自然的本色，又是经济发展的底色，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归根到底就是要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具体体现在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环节即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上，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生产和消费不仅决定和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绿色生产与绿色消费的提出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了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实现了生产力从传统发展观向生态发展观的转换，创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发展模式，打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本质，有力地证明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不是二律背反的，而是辩证统一的。这是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重要内容。

（三）“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

人类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过程中与自然界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复合生态系统”。近代以来，在全球工业化、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生态系统各个方面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破坏。生态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多样性共同决定了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但是长期以来，受西方现代化生态治理模式的影响，人们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认知更多的是通过科学技术变革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之间的适度平衡，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面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前车之鉴，***多次强调必须坚持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2021年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他指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分割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要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从而达到增强生态系统循环能力、维护生态平衡的目标”〔12〕。“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方法论不仅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尝试从治理理念、统筹布局、制度体系、方式方法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的生态环境治理，而且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确保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各项建设协同共进。对此，***进一步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这不仅超越了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单纯依靠科技变革的狭隘性，为新时代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遵循，而且也表明了当代中国治理生态环境的决心和毅力。

（四）“坚持生态惠及民生福祉”的生态价值论

价值观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在遵循，对于人们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生态环境治理的场域来看，不同的价值观念必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产生不同的效果。在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逻辑的共同作用下，西方的工业化道路完全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与财富积累为目的，为了眼前利益和少数人利益往往忽略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态福祉，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与此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明确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0〕。这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追求。坚持生态惠及民生福祉，一方面强调把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0〕；另一方面强调要汇聚起人民群众参与生态实践的强大力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把生态文明建设看作是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事业，真正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都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减少能源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而不是置身事外、只说不做的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与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相比，这直接把生态治理提升到了全民共享共治的思想高度，深刻彰显了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价值理念。

四、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意识形态价值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目的在于构建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相契合的具有强大凝聚力、引领力和战斗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提出，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朝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转变，进一步拓宽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对于彰显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时代价值、坚定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的道路自信、提升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的能力以及贡献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智慧具有深刻的意识形态价值。

（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强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性价值实现的旗帜和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不断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新格局，从最早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體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把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取得的历史性、全局性成就作为“十三个伟大成就”之一进行系统总结，再到党的二十大明确把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围绕生态文明理念统筹谋划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新思想新论断，形成了一整套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治理方案，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写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超越了“自然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抽象论争和形而上学思维的片面性，是认识和实施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的科学指南。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物质基础，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充裕的生活资料，而且给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生产资料，人类命运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密切相关，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全面发展。对此，恩格斯更是深刻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4〕。这充分告诉我们，人类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只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断裂，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才能探索出一条科学的生态治理现代化道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是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制度根源和意识形态根源，根本是不同社会制度和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正是在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导下生成的，而反过来又进一步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强大生命力。

（二）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资本逻辑的超越

在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进程中，如何实现生态治理的现代化始终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核心议题。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模式旨在通过科学技术变革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之间的适度平衡，然而在实践中，由于资本逻辑始终处于支配的地位，其自身无限增殖、无序扩张以及快速积累的特性，根本无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之间的适度平衡。资本逻辑一方面要求人们最大限度地把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中心，实现最迅速的利润和最直接的效用，另一方面要求人们依赖于无穷无尽的商品加速消费来补偿其在异化劳动中的耗费，这必然对生态环境的再生产能力和修复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必然造成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与浪费。与此不同，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则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一次实现了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资本逻辑的根本性超越，摆脱了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对西方生态治理现代化方案的路径依赖和资本主导的宿命陷阱，使“美丽中国”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政治立场，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环境需要为出发点，重点解决损害人民群众健康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二是倡导整体主义的价值理念，强调把生态治理现代化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以及走高质量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注重整体性功能的发挥〔13〕；三是强调“核心领导、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既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又形成了“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行动体系，体现了国家战略部署与全民共同参与的特点；四是有效引导资本的运动方向，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使资本逐利与生态治理之间的内在矛盾实现了真正和解。

（三）提升了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能力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长期以来一直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把可持续发展确立为国家战略，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工作，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实践遵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为什么要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推进什么样的生态治理现代化、怎样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科学系统、内容丰富、制度定型的生态治理现代化中国方案，把中国共产党生态治理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14〕，这进一步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唯物辩证法系统方法论在生态治理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具体而言，生态治理现代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全方位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这里的“全方位”涵盖了生态文明全部组成要素和相关要素，既包括山水林田湖草沙的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也包括生态安全与其他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内容，还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同步协调推进。二是全地域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坚持全地域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就是在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和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上，“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持续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推动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14〕。三是全过程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这既强调要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又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融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过程，还要求全过程生产关系的绿色化和事前事中事后监管的全程化。这些都标示着中国共产党推进生态治理现代化能力的不断增强。

（四）贡献了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全球性生态危机已经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巨大威胁和严峻挑战，如何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破解全球生态治理困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提出了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方案。这一方案的成功实践在全球范围引起了广泛关注，为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打破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思维定势，为发展中国家探索适合自己的生态治理模式提供了示范样本。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照搬照抄西方生态治理模式，不但沒有解决自身的生态问题反而丧失了环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佳机遇期。因为发展中国家在生产方式、产业结构、资金、技术条件等方面面临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较具有很大的差异，当代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系统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推动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治理现代化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具有适用性、更具有借鉴意义。二是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进程和效果直接关系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成败。当代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自身的发展置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坐标系中，积极参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破解了处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巨大难题，创造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赢的发展模式。这本身就是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巨大贡献。三是中国式生态治理现代化方案的成功实践为全球进行生态环境治理带来了巨大信心。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和西方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模式的失灵，中国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重要目标，坚持走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向世界庄严承诺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绿色发展目标，极大提振了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信心。

参考文献：〔1〕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阿尔·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生态与人类精神〔M〕.陈嘉映，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66.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37，34.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562，562-563，559-560.

〔5〕欧阳康，郭永珍.论新时代中國生态治理现代化〔J〕.江苏社会科学，2021，（6）：26-33.

〔6〕侯惠勤.人类现代化历史过程的道路之辨〔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0，161.

〔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50-551，185.

〔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9-580.

〔10〕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35，450，448，449.

〔11〕***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20.

〔12〕***.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1-4-23（1）.

〔13〕张利民，刘希刚.中国生态治理现代化的世界性场域、全局性意义与整体性行动〔J〕.科学社会主义，2020，（3）：103-109.

〔1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51，52.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Chinas Solutions

SHI Xiaoning， HAO Xiangyun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is a major social issue related to peoples well-being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a major ideological issue related to the original mission and practice purpose of the Party. Using Marxist positions， views and methods， on the basis of an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problem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revealing the “ideological trap” of western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clarifying the scientific connotation of Chinese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from three aspects： the thinking dilemma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he anti-ecological nature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framework constraints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is has profound ideological value for demonstrating the strong vitality of Marxisms though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realizing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capital logic” of western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the CPC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cological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ing to Chinas wisdom and Chinese solutions to glob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problems.

Key words： ecologic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deology; Chinas solutions

（责任编辑：陈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