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布兰迪亚娜　诗歌把人们从难以忍受的不安中解脱出来

翟頔

安娜·布兰迪亚娜是当今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诗人

“斯拉夫语系是充满阴影的。”

当今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诗人安娜·布兰迪亚娜在今年举办的第六届“香港国际诗歌之夜”的一场世纪对话中，这样描述她的母语。

采访诗人之前，我读到的一篇关于她的文章形容她具有“形而上的悲伤”。

喜欢她的诗歌是更早的事情。十几年前，她唯一的一本中文版诗集出版。她的诗歌举重若轻，短句和轻盈背后，是关于威权世界中，自身命运的思考，是无声的尖叫，以及她后来总是向我提及的隐喻。阅读她的诗歌，就像一个解读密码的过程，在说与不说的边界相遇，神秘而欣喜。

11月21日，香港，海洋公园旁边的酒店，采访安娜。这次“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来自四大洲的30个诗人，都住在这个远离市区、没有“硝烟”的山坳里。那天早上，阳光透彻，空气安宁，她穿一件白色内衬，加蓝色西服，长而丰富的荷叶袖是亮点。当她笑盈盈地和我握手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采访中对她的描述：这个民族在她的诗歌中认识到了自己的命运。

她说话总是带着笑，哪怕是谈论严肃的话题。我还能听出羞涩和轻盈，找不到斯拉夫语系中的“阴影”。但在她的诗歌中，具象的影子随处可见：“草的影子/什么能比这更纤细/同时又更难以抹去呢？”“文字中/最具有价值的/只是影子，/出卖了灵魂的文字，/不再有影子。”

11月22日，饶宗颐文化馆有安娜的朗诵。“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两年一次，今年是十周年，规模盛大，地点从香港大学换到九龙的饶宗颐文化馆，求得一隅偏安。我第三次到香港参加这个由北岛发起的盛会，诗人的朗诵也听了很多，之前对法国诗人阿多尼斯印象深刻，这次是安娜。她的朗诵像是在布道，又像在耳语，有天真也有焦虑，语调没有高低的变换，只有快慢的转化。她的声音像温柔而坚定的海浪，把我推向黎明前的惶惑。

77岁的安娜·布兰迪亚娜被比作罗马尼亚的阿赫玛托娃，著有十八本诗集、两部小说、七本散文作品，曾获赫尔德奖、欧洲自由诗人奖和格里芬诗歌基金会终身成就奖等。东欧解体后曾任罗马尼亚人权联盟主席，推動罗马尼亚加入欧盟，现在仍然是社会活动家，管理一个文化基金。

11月29日，成都，再次见到安娜。这次她开始向我提问，似乎有很多秘密需要答案：中国经济繁荣，能否导致更大的开放？中国的城市都这么崭新，你怀旧吗？我的中文诗集从美学角度看翻译得怎样？我可以看看你狗狗的照片吗？你的头发是自然卷还是烫的？这里的女人都是直发呀。然后好奇地打开我的保温杯，看个究竟。

11月30日为她送行，在酒店房间，她坚持让我坐在最舒服的一张沙发上，自己坐在沙发前的凳子上，不自觉地又开始回忆。她说东欧瓦解之前，她的诗被封杀，她是没有可能这样和记者共处一室的——房间被监控，信件被检查，电话被监听。

对于东欧作家来说，写作必然被历史节点所切割，作家命运和国家命运是如此戏剧性地关联着。流放四十多年后，米兰·昆德拉在今年11月重新获得捷克的公民身份，而他曾认为“故乡”的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迷思。米沃什50年代离开波兰开始他的流亡生涯，但终生用波兰语写作，并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谈到罗马尼亚现代文学，安娜一直围绕着一个时间轴展开：一战二战时期、二战后苏联占领时期、58年苏联撤军到齐奥塞斯库政权，东欧解体后近三十年的自由经济时期……

她对集体无意识的敏感，对宏大叙事的反感，对颂歌式话语的警惕，贯穿我们的全部交流。

我和安娜谈起我最喜欢的她那首《祖国》（1977），她说是一首爱情诗，可是我读到的是对祖国的重新定义，是对抗恐惧的解药。

在你心中我不会思念任何人，

通过绿色眼眶

沉入睡眠的土地啊，

假如我越过

你那疲惫的发辫的边境，

我便是个异乡人。

梦中，我只会

说你的语言，

只为你讲述一个个童话，

我的过于短暂的天堂，

我的过于短暂的主人。

外面真冷，

还有浓雾弥漫，

天黑了，时间款款降临，

可家里多么好，多么温馨，

当我们互相成为祖国的时候。

“一首诗如此简单，干净，透明，甚至看起来都不存在。” 她在一本诗集的后记中这样描述对诗的理解。

我用温柔的语言来传达一种痛

人物周刊：你早期的诗歌从表面上看，是轻盈的、精巧的，所用的词汇是日常的，包括天空、自然、花朵、飞鸟，但深入体会，可以感受到某种挣扎，你怎么看自己的诗歌语言？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接受采访时，特别是电视采访，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爱笑。这是一种对比：我用温柔的语言来传达一种痛、一些可怕的事情，更容易让读者承受。这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我的天性，也和当时的写作环境有关。

我的第一本诗集里充满天真，虽然我一直很珍惜这种天真的风格，并希望一直保持，但环境和现实最终让我变成了怀疑主义者。我的风格从60年代开始形成，文学评论家把我归入罗马尼亚新现代主义诗人，后来我的作品逐渐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更贴近现实。

人物周刊：2010年你的诗集《我的故土A4》（My Native Land A4）出版，得到广泛好评，被翻译成6种语言，获得包括“欧洲自由诗人奖”在内的很多奖项，近些年的诗歌里，似乎出现了更多类似天使、神、时间等意象，以及更抽象的词汇，如罪恶感、天真、信仰等。你怎么评价自己不同时代的作品？

安娜·布兰迪亚娜：作者对自己作品的评价并不重要，我不同时期的作品各有它的结局。《我的故土A4》这本书大概是因为出生在恰当的年代，是我幸运的作品，不是最好的作品。

我的作品在冷战之前和之后也有很大的区别。冷战结束之前，迫于压力，很多观点不能直接表达，我运用各种隐喻，好像是在用密码写诗。诗歌变成了两个线索，表面上诗歌通过感受文字之美而存在，更深的含义被隐藏。这也是诗歌的魅力，它汇集了历史、神学、哲学等其他领域无法自由表达的一切，它的间接性使它比任何体裁更能穿透审查制度的墙。

近30年，社会环境改变了，没有必要再用隐晦的方式写诗，这也是一种损失，因为诗歌的精髓就是通过各种隐喻来表达。好处是我关注的内容不同了，表达的范围更广泛，我的诗歌也更关注世界范围的广泛命题。以前我用诗歌抵抗那些就在我身边的、非常顽固的邪恶，现在用来抵抗世界范围的恶魔。

人物周刊：作为女诗人，你是否用女人的视角来解读世界？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从来没觉得我是女诗人。我是我自己。我的诗歌和我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1959年我发表第一首诗不久就被禁止，因为我父亲在监狱里，被认为是“人民的敌人”。1984年发表了4首诗歌后，再次被封杀。1988年，因为我的写给孩子们的一首关于猫成为独裁者的诗歌，被认为影射了对当局的不满，于是被监视居住。不管怎样，我的诗歌一直关注的命题是正义、自由，以及周遭的人们所受的苦难。

年轻时的安娜

我的诗歌试图传达一些抽象的概念，不是哲学思想。希望读者从阅读中体验出另一种生活经验，就像柏拉图所说：知识是来自过往生活的某种记忆，是一种自我发现。

人物周刊：你写作时，心中有理想读者吗？

安娜·布兰迪亚娜：经常有读者对我说，我的诗歌道出了他们的心声，印证了他们的信念。我很怀疑我是否做到了，或者我和读者是否感受着同样的东西。这也许是一种幻觉。

我最新的一本诗集是《Variations on a Given Theme》（2018），这是一本情诗，写给我的丈夫，两年前他去世了。我不认为这是一本书，而是我对他情感的诉说。这本书非常成功。人们买不同的版本，送给那些失去亲人的朋友，人们谈论这本书时，有点像在药店抓药。

诗歌的诞生，就是因为人们渴望表达无法表达的东西，固执地去定义那些无法定义的东西，读诗可以把人们从一种难以忍受的不安中解脱出来。冷战结束之前，很多诗歌是手抄本，地下传阅，人们从压抑的环境中寻找自由呼吸的可能。我和读者之间有一种默契：一个是书写密码的人，一个是解读密码的人，我们共同防止智力上的昏厥。

东欧解体后，读诗的群体比之前少了很多，写作方式也改变了，更直接，更开放，诗歌的神秘和隐晦消失了，阅读方式也改变了。冷战以前我的诗集能卖10万册，现在卖7000册，诗歌在言论自由的社会，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在西欧人眼中，东欧的诗歌太过沉重

人物周刊：中国读者对东欧诗歌的了解，多数来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最多的国家——波兰。你怎么看波兰诗人米沃什和辛波斯卡？

安娜·布兰迪亚娜：米沃什是学院派，辛波斯卡的诗非常容易读，而且她的瑞典语翻译版本非常好，评委是读了那个版本才给了她这个奖。

人物周刊：米沃什认为，对于诗人来说，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者各自构成诗人的樊笼。古典主义的问题在于把传统变成习惯，使诗人缺乏原创;现实主义的问题在于缺乏距离感、流于琐碎;现代主义容易脱离现实或者自我复制。你怎么看米沃什的这个观点？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同意米沃什的说法。他是学者，用学术的方式解读诗人的创作困境。从整体上看，诗歌存在于一切运动或者主义之前，不仅高于这些概念，而且是不停地打破一切概念。伟大的诗人就是在不停地跳出评论家给出的概念中变得伟大的。

比如古希腊女诗人、古典浪漫主义的代表萨福和美國女诗人、现代主义诗歌的代表艾米莉.狄金森，她们生活在相距两千年的不同时期，除了文字创造的氛围不同，其他都很相似。法国诗人保罗·艾吕雅不再跟随超现实主义领袖布勒东、打破超现实主义的框架之后，才写出好作品，因为超现实主义本身是空洞的教条。

总的来说，这些概念都是樊笼，诗人们并不在里面，是文学评论家把笼子罩在了诗人身上，诗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里面。

人物周刊：说到诗歌的流派或者主义，请介绍一下罗马尼亚的诗歌传统和现状。

安娜·布兰迪亚娜：罗马尼亚是一个有深厚诗歌传统的国家，读诗是人们的日常。1940年之前诗人的作品属于现代主义，1960年之后的作品属于新现代主义。50年代的罗马尼亚诗歌是空洞的、口号式的。到了60年代，整个国家出现了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新现代主义流派随之而生。

诗人们想回归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时期，和当时罗马尼亚伟大的诗人和作家对话，比如Lon Barbu、Lucian Blaga、George Bacovia、Tudor Arghezi等，在他们身上寻找精神归宿，这些人在战时都有过被监禁或封杀的经历，诗人们希望在这些被禁止的文化中产生和当下的关联。这群诗人更强调诗歌的美学造诣，反对直接的、口号式的写作，喜欢大量运用比喻和隐喻，形成内省的、更个人化的多样风格。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仅仅对审美的追求都具有强烈的颠覆性内涵，代表了一种政治行为。

新现代主义希望通过和罗马尼亚二战以前的传统文化进行对话，重新认识诗歌精髓，超越意识形态上的禁锢。他们并非形成统一的美学风格，而是以更多样化的风格同时涌现，一改当时的沉闷局面。

冷战之后，整个社会发生巨大改变，思想更解放，自由度更高，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写诗，但都深受西欧诗歌的影响，非常后现代。

人物周刊：东欧文学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怎样？

安娜·布兰迪亚娜：冷战之后，大量东欧国家的作品被翻译介绍到西欧，在这之前，更多看到的是苏联文学。在西欧人眼中，东欧的诗歌太过沉重，我认为这正是它的优势所在，因为诗歌最重要的源泉来自苦难。在新的自由社会中，诗歌是抵抗霸权的一种方式，虽然言论自由削弱了诗句的分量。

诗人是他所经历世界的见证人

人物周刊：你认为诗人和社会责任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安娜·布兰迪亚娜：诗人不是创造者，而是他所经历世界的见证人。现实可能把诗人带入危险境地，比如俄苏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前期，他有非常好的作品，比如《穿裤子的云》。但后来他改变了写作方向。

诗人无法避免地承担着某种责任，他们总是某个国家、某个地方和某个时代中精神最自由的一个群体。诗歌是语言的精华，诗人是社会系统中的精华，就像19世纪罗马尼亚诗人George Cosbuc所说——我是我民众的灵魂，阿赫玛托娃也称自己为“一亿人尖叫的嘴”。

人物周刊：很多人对你诗歌的解读，更倾向于政治层面而非艺术层面，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安娜·布兰迪亚娜：这是一个奇怪而危险的现象。但在冷战结束之前并不是这样，那时候，诗歌就是诗歌，是我们挣扎的方式，它让我们的精神世界免遭摧残。人们传阅地下手抄诗歌时，是活得最自由的时刻。

冷战结束后，罗马尼亚分成两大阵营：一部分人反对集权，但又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获得财富和权力;另一部分人希望建立民主的法治体系。我属于后者，建立了多个民权组织，推动罗马尼亚的民主法治进程。人们更多时候把我当成意见领袖而不是诗人，读我诗歌的人越来越少。幸运的是，我的作品开始被大量的翻译成各种文字，于是我在别的国家又成了诗人。

人物周刊：你认为这个时代还会有伟大的诗人吗？伟大诗人应该具备怎样的特质？

安娜·布兰迪亚娜：以前我认为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诗歌。当下，在市场伦理为导向的消费主义社会中，诗人被边缘化。通过文化来抵抗物质主义的侵蚀，也许是诗人创造精神价值的契机。

伟大的诗人首先是有最自由和独立的灵魂，第二，以前的诗人相信神明，现在的诗人需要相信某种抽象的神秘力量的存在。机器人无法写出好诗，即使它比人类更聪明，也无法感受那些不可言传和抽象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认为，知识的价值来源于它和人性最根本的连接。现代科技似乎带来了人与人的隔阂。

人物周刊：：作为罗马尼亚最重要的诗人和社会活动家，你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非常忙，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5点。我在管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运营包括一个博物馆在内的很多文化项目，博物馆在罗马尼亚北部，有60个房间，展览罗马尼亚的历史。

人物周刊：你有什么业余爱好？

安娜·布兰迪亚娜：我喜欢做饭，看电影。在我丈夫去世前，我们总是一起看电影，他是作家，也是电影评论家。我18岁嫁给他，直到两年前他去世，一直都在一起。现在我和我的猫咪一起生活。每年8月，都会去乡下的房子住一个月，那里太美了，我可以安静地写作。

人物周刊：如果让你推荐一首自己的诗给年轻人，会是哪首？

安娜·布兰迪亚娜：《清晨的挽歌》——

起初我答应保持沉默，但是，在早晨

我看见你在门口，

像耕耘麥子一样耕耘灰烬，

我忍受不住大叫：

“你在做什么？你在做什么？”

我彻夜为你下着雪，

我为你把黑夜染成了白色：哦

你知道下雪有多困难吗！

昨晚你一睡着我就出去了。

当时又黑又冷。我必须

飞向指定的虚空

让太阳旋转并昏暗

我必须调整角度让一切更加闪烁不定

让雪花为你而飘。

我思考，权衡，测试，模拟

我用眼睛擦亮每一片雪花，

现在我焦虑、困倦、疲惫。

我看见你在耕耘无法复燃的灰烬

在那些白色的礼物上。我笑着告诉你这个秘密——

更多的雪会随我而来

世上所有的白色将覆盖你，

从现在开始请了解规律，

大雪将至，

你的灰烬将耗尽，

孩子们将学会让雪下得更大，

白色将覆盖你软弱的借口，

地球将回归恒星轨道

如同烈日炎炎的雪花。

（资料整理：杨佳、黄胜伟;翻译：宋轶男、 董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