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的影响研究

刘水云 赵彬

关键词：外部质量评估;大学变革;本科教学评估;操作模式;规范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背景下，自20世紀80年代起，西方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数量不断攀升，尽管公共资金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但生均教育经费仍在下滑，学校与学生的多样化与多元化以及社会普遍对公共服务的更高需求，使得高等教育质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2]伴随公共问责运动的兴起，西欧国家纷纷颁布相关政策法令启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美国政府在外部质量评估中的参与度也逐步提升。[3]传统的依赖于内部力量的大学质量保障模式逐渐弱化，而外部质量评估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性，同时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外部关注也逐渐从西方国家扩展至全世界。作为影响高等教育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外部质量评估亦被认为是推动大学变革特别是高等教育质量提升的有效途径。

上世纪末，我国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不断探索改进保障教学质量的方式以应对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的教育质量的挑战。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水平评估标准[4]，并于2003年成立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启动了全国范围内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明确了五年一轮的评估制度。首轮评估对高校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在总结相关经验的基础上，2013年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开启了为期五年的第二轮审核评估工作。目前，本科教学评估已成为大学制度化和规范化的质量保障途径，为全面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评估机制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如评估方式单一，评估标准缺乏足够的合理性等;评估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和形式主义等也导致评估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对大学实际变革的影响备受争议。

从全球范围来看，尽管外部质量评估是各国保证高等教育质量的普遍价值选择[5]，但其效用却不断遭受质疑和批判[6]。关于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产生的影响，国外诸多研究表明，外部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高校内部质量保障体系系统化和专业化发展，促使大学重新思考自身的使命和发展目标，进而形成新的组织定位，针对教学开展的评估能够增加对教学工作的关注并促进教学活动的标准化。[7][8][9]虽然外部力量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高校长期肩负的使命及其内部持有的价值规范不易改变，在对外部环境的偏好和期望作出调适的同时，大学仍会选择最大限度保持自身的独立性。[10]外部质量评估产生实际影响与预期目标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的影响研究重新加强了一个观点，质量评估只是关乎问责（accountability）和顺从 （compliance），对质量提升（improvement）的贡献很小”[11]。因此，如何在质量评估与质量保障和提高之间建立直接有效的联系也成为了全球性的挑战，各个国家都在不断地进行努力和尝试。

同时，质量评估能够带来何种影响，既取决于外部评估体系的设计，也与受评高校自身的特征和主动性有关。具体来说，评估理念、评估方式、评估主体以及对评估结果的使用方式等都会影响到评估产生的影响。同时，受评高校的国家背景和机构特征，高校变革的主动性和回应外部评估的方式等也同样会影响到评估在高校产生的影响。[12][13][14]然而，以前的研究只是在具体的背景下零散地谈到了相关的影响因素，并从不同角度提出建议，如基于增长导向的模型进行评估[15]，或者更多关注外部质量评估对教学产生的影响等[16]，以期提升外部质量评估的作用，但对上述影响因素之间如何相互作用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果缺乏系统的分析，也未从理论层面对其内在机理加以探讨。[17][18]这可能与理解组织变革的视角有关——以往多数研究将组织变革视为政策执行的结果，而新的组织变革观则主张组织变革并非线性的自上而下（Top-down）或自下而上（bottom-up）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interactive process）。组织自身的客观特征及其回应外部力量的方式都会影响组织变革的结果，因此从交互作用的视角来探究质量评估的影响可能更为适宜。[19]

本研究以我国本科教学评估为例，分析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的影响，同时关注本科教学评估的政策设计和高校自身的内部环境与变革的动机，以及外部质量评估机制与受评学校之间的交互作用，以探明产生影响的深层原因。这不仅能够为我国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完善提供借鉴，同时在理论层面更加全面把握外部质量评估影响大学变革的机制，为世界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相关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积累。

二、理论基础

本研究结合比彻和科根提出的高等教育系统双元结构模型[20]及外部质量评估运行机制的相关理论[21][22]，试图阐述外部质量评估与受评高校交互作用以引发变革的内在机理。

比彻和科根指出高等教育的内部生活由规范模式（normative mode，即价值和理念）和操作模式（operational mode，即体系内部的实际运作）构成，尽管二者在实践中的区分并不明晰。前者指个体对价值观的维护和监控，即身处系统中的个体所持理念中的核心部分;后者指位于系统不同层面的个体或组织如何开展工作，即实际所为。只有当规范模式与操作模式相互协调时，高等教育体系才是稳定的，并维持一种动态平衡。而变革的过程就是打破这二者之间已有的平衡并创造和维持一个新的平衡的过程。于理论而言，规范模式应当处于支配地位，个体的具体行为体现其价值偏好;但现实中二者相互影响。每一种模式都可以划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内部的规范模式和操作模式的特征均源自于高等教育的本质和目的，而外部的规范模式和操作模式则以多种方式对高等教育系统施加影响（如图1所示）。引发大学变革的动力分为外部和内部两种。根据科根和汉尼的理论，成功的大学变革通常是来源于内外力量的协同作用。[23]

外部质量评估是一种源自外部的规范和行为要求对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产生影响的途径。“质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不同利益群体的认知存在差异，因此外部质量评估的标准体现了外部有关“好”的高等教育的价值和规范。外部质量评估预期能够对大学的内部生活产生影响，将有关“好”的高等教育的外部规范引入接受评估的学校（规范模式的调整），并推动学校践行相应的理念（操作模式的转变）。因此，通常外部质量评估由外部专家依据相应的评估标准对高等教育机构的运行状况和产生的结果进行评判[24]，接受评估的高校为了获得最佳评估结果则会采取措施力图达到评估标准。从理论上讲，这种调适不论出现在外部质量评估之前或之后，都会引发高等教育机构在理念与实践方面的变革。[25][26]

三、研究方法

本文运用案例研究法深入探讨外部质量评估的实际效用，即关注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内部生活产生影响的路径。案例研究能够获取不同的数据资源，是一种探究学校变革的有效策略。已有研究表明，基于学校自身的特点和水平，外部质量评估对不同学校产生的影响存在差异，多案例研究则能够对产生差异的原因和机制进行分析。[27]因此本研究选取了第一轮本科教学水平评估中三所位于不同地区的大学作为研究对象：A大学位于北京，是部属高校，获得“985工程”支持。B大学位于西北地区，是省属普通高校;C大学位于东部，是地市级管理的一所新建本科院校。

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有力发掘组织现象背后的原因和机制[28]，因此本研究采用质性方法获取和分析资料。资料收集运用了文本分析法和半结构化访谈。在充分了解《学校自评报告》《专家组评估报告》相关内容及案例学校制定的相关规章制度的基础上，对学校内部成员开展半结构化访谈，以对文本资料进行补充。分别选取三所大学的教务处主任，来自两个不同学院的分管学院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以及本科生任课教师作为受访对象，共访谈了3名校级领导、6名学院领导及18名教师。全部访谈资料均进行了匿名处理。资料的分析借助了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法，通过异同比较得出初步结论，即本科教学评估工作对单一个案产生的影响，如大学变革的内容、变革的程度、变革的时间、产生变革的方式等。在对三个个案分别描述的基础上互相比较得出交叉个案的结论，即本科教学评估对不同大学产生的影响。

四、研究发现：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产生的影响

案例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科教学评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变革，包括资源投入、大学管理理念、内部质量管理、教与学以及教学—科研平衡几个方面。具体而言，本科教学评估推动学校增加了本科教学的资源投入，包括硬件设施的改善和生师比及教师学历水平的提升;促使受评学校进一步明确自身的使命和发展目标，增强了大学发展自身专业特色的动机;不仅促使受评学校完善了校内的各项规章制度，明确了教学工作的程序和标准，还促使受评学校完善了内部质量监控体系，增强了学校内部的质量保障意识。在教学方面产生的影响主要集中于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和学生的实践技能训练，同时强调了教学的重要性，试图平衡与科研间的张力关系，但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方面的影响不够显著，同时对不同层次的高校产生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差异。基于高等教育系统双元结构模型，本科教学评估产生的影响同时涉及规范模式与操作模式两个层面，由此产生的变革类型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

（一）仅涉及操作模式的改变

在这种变化类型中，高校内部的价值规范与本科教学质量评估设定的“好”的高等教育的规范相一致，即三所大学均认为充足的教学设施和师资有利于本科教学质量的提升，但与其现有的操作模式之间存在不平衡。

比如，充足的资源是保障教育质量的前提，“有足够的教学资源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这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基础”（A大学校领导），但大多数高校扩招后学生数量骤增，已有资源无法满足学生需求。“自从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师资和其他教学设施不足的问题就导致了高等教育质量滑坡”（C大学教师）。为了回应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本科教学评估应运而生，部分学校借此契机要求地方财政部门增加投入。“如果没有本科教学评估，很明显，那就没理由让地方政府给我们增加投入来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了”（C大学领导）。因此，三所大学都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改进了教学设备，提高了教学经费支出，如新建或翻修学校图书馆、教室、实验室、体育馆和宿舍等。另一方面，师资的质量均有所提升。为了满足评估指标中对生师比的要求，三所大学均招收了更多的教师或提升了对新进教师的学历要求，还为在职教师提供深造和进修的机会。整体而言，非一流大学较一流大学在资源投入方面的变革更为显著。

在这种情境下，本科教学评估能够推动高校对其操作模式进行调整，从而达到评估要求，调整了规范模式和操作模式之间原有的不平衡，并建立起新的平衡（如图2）。

（二）既有操作模式的改变，也有规范模式的调整

在这种变化类型中，高校原有的对“好”的高等教育的理解与外部教学评估设定的“好”的高等教育的标准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但他们认同外部规范，并具备变革操作模式的能力。为了通过评估获得最优结果，其自身亦有足够的动力进行变革。

比如，高校扩招之后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学生的實践能力与其在就业市场上获得就业机会的关系十分紧密，“劳动力市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期待很高”（B大学的学院领导），因此就业率对高校的长远发展相当重要[29][30]，高校认同本科教学评估对学生实践能力提出的要求。同时，教学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如果没有这些实验设备，好多实践课都没办法上”（C大学教师）。外部专家在现场评估的过程中也重点检查了各高校的实践课程，并抽查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为了最大化评估结果，学校有相当大的动力在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A大学学院领导）。操作层面的变革也引发了教学理念的转变，教师逐渐重视实践知识和技能。“从本科教学评估开始，实践能力的培养逐渐渗入老师的教学理念当中……现在实践能力是本科教学的重要内容”（A大学校领导）。

针对质量管理，本科教学评估促使两所非一流大学对各项规章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明确了教学文件的标准形式，同时建立了档案管理系统等。受评高校对规范化的教学程序的接受程度较高，“如果说教学效果因为个人能力存在差异，需要时间来提升（是可以的），但违反教育教学相关的纪律，这就是工作态度的问题”（C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大学已有的内部质量监督机制和外部质量评估之间的差距决定了此方面的变革程度，因此对于自身质量监督体系不够完善的C大学而言，外部质量评估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如果没有本科教学评估，这个质量监督（体系）肯定不会搞得这么快”（C大学数学院副院长）。

在这种情境下，本科教学评估促使高校调整操作模式，同时摆脱原有的规范并接受新的规范，从而在打破规范模式和操作模式之间原有平衡的同时建立起新的平衡（如图3）。

（三）操作模式没有发生改变，但认可质量评估设定的规范

在这种变化类型中，高校仅对外部评估做出象征性的回应，因此变革的实效远低于预期。尽管他们理解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相关要求，也认可对学校长远发展的益处，因为能力或者动机的不足，并没有进行操作和实践层面的調整。

比如，部分高校在发展学校特色方面的创新能力不足，尤其是非一流高校高校，“这取决于学校自身的创造力”（C大学学院领导）;或改革的自主权有限而无力做出调整，“大多数情况都是一流大学能独立思考，然后有新想法……其他学校其实都是跟着模仿”（B大学学校领导）。因此，呈现在各种报告文本中的使命和发展目标在学校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如B大学宣称要优先发展专业项目，C大学表明要向教学密集型高校发展，但两所学校在实践中仍然坚持全面发展而非着力建设自身特色。

此外，部分高校认为变革操作模式与自身利益相悖，因此内部变革不足。例如针对教学与科研关系的平衡，尽管本科教学评估使教师们意识到了教学的重要性，但学校的声誉与资金来源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成果而非教学效果，因此科研仍是各项工作的重心。“这种教学和科研的不平衡是不会消失的，本科教学评估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和国家评估高等教育的体制有关系，各种资金和资源的分配都是基于科研产量和影响力……所以结果就是学校领导也没办法，只能拼尽全力提高学校的科研产量”（B大学学校领导）。三所大学均认为教学对于改善大学教育质量至关重要，并在评估过程中对资源分配和教师绩效评估等内部规章制度加以调整，但规章制度调整在学校实际运行的过程中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另外，实践层面的变革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操作模式的变革往往滞后于规范模式的改变。如案例中的教师普遍认为教学方法的改变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但很多老师认为自身未做好相应的准备。“教学方法上短时间内发生巨变，肯定会有问题的”（A大学教师）。

在这种情境下，尽管受评学校理念上赞同本科教学评估提出的要求，但由于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或者动机加以变革，此时原有的规范和新的规范并行存在于受评学校内部，并没有实现完全的平衡（如图4）。

（四）操作模式无变化，规范模式亦无调整

在这种变化类型中，受评高校认为本科教学评估的影响甚微，高校既不接受外部评估提出的质量标准，也没有操作层面实质的改变，但在专家进校评估期间，不得不因为评估压力而被迫做出暂时性的调整。

比如，部分高校认为本科教学评估对本科毕业论文提出相关要求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你觉得让本科生……他们毕业以后不去做研究，让他们完成这么高质量的毕业设计有必要吗”（C大学学院领导），但“就毕业论文这一项，在考评指标中出现了两次”（C大学学院领导），并且评估专家会进行检查和考评。因此在迎接评估工作期间，高校不得不采取相关措施，加强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管理从而使评估结果最大化，因此三所学校都加强了对本科毕业论文及毕业设计的质量监管，如对完成论文的步骤设置了明确的标准。但评估结束后，学校就降低这一工作的重视程度。“评估专家离开后，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就降低了，差不多和原来一样，按学生的能力是可以达到的”（B大学教师）。

另外，部分一流高校认为严格的纪律以及标准化的教学程序无益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并持较为消极的态度。如在A大学中，严格的纪律与标准化的教学程序与固有的较为宽松的管理文化相悖。“老师们都很自律的，太过严格的管理反而会降低老师的工作满意度……这些要求和教学效果没有必然联系，都把高等教育变成中小学教育了”（A大学教师）。为了回应外部评估专家的检查，学校也颁布了相应的内部政策，并建立起规范化的程序，但在评估结束后，学校的日常运行仍循旧矩。

在这种情境下，本科教学评估迫使高校在操作层面做出短暂的调整，但在规范层面没有接受外部评估对“好”的高等教育的定义，因此操作模式与规范模式二者之间出现了不平衡。但不平衡持续的时间较短，当外部压力消失后，短暂的依从结束，转而恢复原有的平衡状态。

五、讨论

案例研究的结果表明，本科教学评估对不同大学在不同维度上的影响存在差异，但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变革。三所高校在资源投入及质量管理方面的变革较为显著;而大学身份认同、一流大学的内部质量管理、教学方法本身以及教学与科研的平衡等方面的变革相对较弱。另外，学校间的变革程度存在差异，非一流学校比一流学校的变革更为显著。

受评高校之所以在操作层面或规范层面做出变革，是因为本科教学评估对高校内部的规范模式或操作模式产生了影响，调适了二者之间已有的不平衡，或者打破已有平衡并建立起新的平衡。具体而言，在资源投入方面，三所大学已有的规范模式与外部质量评估的要求相一致，并在操作模式做出了积极改善，实现新的平衡。三所高校认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本科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加以重视，对规范模式和操作模式同時做出调适并在二者间形成新的平衡。两所非一流大学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方面的制度建设和理念上的重视，亦是如此。若受评高校不认同外部质量评估对“好”的高等教育的定义，或自身缺乏足够的能力，或实施变革无益于自身利益时，高校内部则不会出现显著的变革，即不会对高校内部的规范模式或操作模式做出持续有效的调整。如三所大学不认同对本科毕业论文提出的高质量要求，一流大学认为过于严格的质量管理与自身管理文化相悖;普通高校在建设学校特色方面略显能力不足;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不利于高校获得外部资源，因此受评高校仅对外部评估的要求做出暂时调整或者在理念层面予以象征性回应，而非在其自身内部产生实质变革。

因此，当作为外部力量的质量评估作用于高校的内部生活，试图对高校内部的操作模式或规范模式产生影响时，只有当外部力量与学校自身的能力和动机相一致时才会真正引发大学变革。变革的出现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首先，接受评估的高校理解并接受外部质量评估对“好”的高等教育的定义，认为评估工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高等教育的质量;其次，接受评估的高校在操作层面做出调整时会兼顾自身的能力和利益诉求。而当其中任一条件无法满足时，高校则会做出暂时性调整或者象征性回应，而非施行有效的变革。

另外，质量评估产生的影响是外部评估机制与受评学校交互作用的结果。接受评估的高校并非被动地受制于外部要求，而是在应对外部环境的过程中积极进行自我调适，并做出自身利益最优化的决策。若高校在满足外部质量评估要求的同时能够促进自身的长远发展，则倾向于借机实现自身最大化的变革;若外部质量评估与高校自身的利益相关度较低甚至相悖，高校则会采取相应的措施以最小的变革获得最佳的评估结果，从而导致了象征性的回应或短暂的依从而非真实有效的变革。只有当质量评估的外部动力与受评高校自身的能力和动机相一致时，才会出现预期的变革。

六、结论

本研究以我国本科教学评估为例，探讨了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高等教育系统的双元结构，外部质量评估对大学变革的影响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研究发现，只有在内外力量协同作用的情境下，外部质量评估才能够引发大学变革，大学的实质性变革是外部评估机制与受评学校交互作用的结果。研究的结果与发现对高等教育评估机制的建构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就评估机制而言，建立恰适的评估标准十分必要。恰适的评估标准一方面是指外部质量评估定义的“好”的高等教育，能够被受评学校接受;同时，评估标准中具体的操作要求与受评学校的操作模式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从而为高校提供变革的动力和方向。另外，评估标准不能一概而论，应当基于学校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做出调整。相较于基于标准的评估（standards-based evaluation，即外部设定的客观统一的标准），基于使命的评估（mission-based evaluation，评估标准基于学校自身的发展目标而设定）更容易与高校变革的内部动力相结合。基于此，我们可以预期当前的审核评估作为一项基于使命的评估机制会比第一轮的水平评估更易于为高校所接受。

其次，不论是设计质量评估体系还是审视评估结果，都应当运用互动的视角加以分析。尽管外部力量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学校内部的规范和价值在推动有效变革时不容忽视。因此在分析质量评估机制产生的影响时，需要充分考虑高校自身的主动性，而非将评估结果完全指向评估机制本身。当质量评估的外部标准与高校自身的内部需求之间实现平衡时，才能实现内外部力量的整合，促使外部质量评估的结果实现最大化，引导高校实施持续有效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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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