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黄茂勇 秦梦群
关键词: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创新经营;结构方程模型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内部一直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科层行政管理体制,教师的甄选、调配主要仰赖行政手段实现,高校内部行政组织呈现一种类似政府的状态,“官僚化”、“官场化”严重,而现代管理中所强调的竞争、激励与永续发展理念则极其匮乏,高校教师队伍总体上呈现出低流动、低活力的外显特征。而当前,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与升级,高校人才的校际流动呈现前所未有的活跃状态,这与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高校人才“高稳定、低流动”的情况形成强大反差。面对中国高等教育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革,如何稳固和留任高水平教师队伍并吸引优秀外部人才加盟业已成为考验大学管理者的新兴课题。高校要在高度竞争的外部环境与日益多变的内部组织管理氛围中寻求发展空间,创新经营(innovation management)概念的引入势在必行。
为了达成高校创新经营的目标,教育实践场域与学界致力于在混沌复杂的学校内外部环境中找寻影响学校创新经营成效的因子,以期从不同面向推动学校创新经营。近年来,不少研究开始关注学校组织内部营销(internal marketing)行为,认为學校领导者应当借鉴企业营销的概念,将学校教职人员、学生视同企业外部顾客般重要,并采取策略将学校发展愿景营销给学校全体成员,以获得全校师生对于学校发展的认同与支持,形成良好的发展合力,促动学校创新经营。此外,组织内部营销具有留任优秀人才、提升教师工作满意与组织支持等积极作用,被当代学校领导者视为有效提升管理效能的重要法宝。此外,信息科技时代,高效的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亦被视为学校创新经营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知识管理的路径,与高校组织文化、信息科技、人员结构相互作用、相互回馈,可达到提升学校创新经营效能的目的。高校作为知识创新与知识传播的核心场域,学校内部的制度、文件、资料、信息等显性知识,以及教师的教学科研经验、组织文化等隐性知识,都可通过有效的信息科技手段更好地整合、储存和传播,以更好地推动组织变革,实现创新经营目标。
睽诸相关文献,我国鲜少有研究者关注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对于高校创新经营的积极作用,但三者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却在国外部分研究中被证明。组织内部营销强调“视教师为内部顾客”的核心概念、知识管理则具“活化组织氛围”[1]等重要功能,二者结合可协同致力于高校创新经营的推展。然而,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对于该议题的关注显然不足,无论是在实践场域还是在理论研究层面,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的关系长期受到忽视,从研究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上分析,目前我国尚未有文献专门研究探讨相关议题。因此,探究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三个潜在变量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知识管理的中介机制,并检定此三个变项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情形,颇具理论与实践双层意义。
近年来,随着教育市场化程度的加剧,学校场域也不得不面对来自于家长、社区、学生和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等群体对于教育质量的拷问与苛责,营销理念被学校广泛引入内部管理事务中以争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学校通过建立内部营销模式,将教师视作客户,为教学提供良好的服务,会极大程度激发教师的教学投入与教学创新行为,使得学生学习成效和学校办学效能大幅提升[2][3],而这正是学校提升外部竞争力并获得教育资源的重要武器。学校需要将管理变革视为一项类似营销的管理策略规划以减少教师们对于变革的抵抗和提升教师的组织承诺。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学校营销及学校内部营销已经扎根于学校管理实务中。因此,内部营销自被引入学校场域伊始,便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在学校内部管理事务中生根发芽,并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视作重要的管理哲学理念和核心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综合赫尔特(Hult)[4]、拉菲克(Rafiq)[5]、凯勒(Keller)[6]及隆巴顿(Longbottom)[7]等学者的观点,本研究认为,高校组织内部营销乃高校在内部管理事务中引入营销管理哲学,视高校组织内部全体教职员工为内部顾客,采取营销与人力资源的整合性策略,将高校行政组织设计的内部产品(如学校文化、价值观、愿景与教育目标)通过跨功能协调与跨部门整合的手段,满足教职员工需求,培养教职员工顾客导向之意识与作为,并通过教育训练、激励鼓舞和参与授权等路径,提高教职员工对组织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进而提升外部顾客满意度,达成教育目标,提升高校竞争力。
其次,学校知识管理在实务层面常被视作学校行政管理、校务革新、教师教学效能与学校效能提升的主要方法,相关研究成果也显示学校知识管理外延较为广泛,涵括技术、人员管理、文化建构等层面。而高校作为知识储存、知识创造与传播的主要场所,高校管理的核心要务亦是对各种形态的知识施行有效管理,因此,通过卓有成效的知识管理提升学校管理绩效越来越被提倡。现有研究中,高校知识管理作为潜在因子对学校各个方面均产生较大影响。布莱克曼(Blackman)的研究表明高校知识管理能有效促进大学的治理效能[8];萧佳纯的研究则表明知识管理对大学的组织创新经营具有显著提升作用[9];此外,高校知识管理还与教师创造力[10]、教师工作绩效[11]、教师组织公民行为[12]、组织学习能力[13]、组织文化[14]等具有正向影响关系。本研究所称高校知识管理主要关注高校组织内部透过建构知识管理系统,整合学校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通过高校内部行政运作、文化价值、信息科技等因素之碰撞,推动高校教师更高效地获取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以达学校创新经营之目的。
此外,创新经营理论自被引入学校领域后,日益成为教育学界关注与研究的焦点。霍普金斯(Hopkins)与安斯科(Ainscow)认为学校管理者无法再延续传统的管理范式,创新经营已经成为学校提升教学品质和达到办学目标的唯一路径[15];泰特勒(Tytler)[16]、莫伦纳(Moolenaar)[17]均从不同面向提醒学校经营者要重视科学调动学校发展利益相关者的创新活力,推动学校变革,改进不适宜时代情境的管理方式,以提升学校竞争力和促进学校永续发展。当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不断更迭,高校场域内的创新经营已呈无法避免的趋势,唯有运用创新理论检视高校的发展与经营,科学合理调配创新经营的各项元素,方能不断提升学校的发展成效。2017年,中国实施高等教育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即是顺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从政策结构层面为高校创新经营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实现提升中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和培养创新人才的发展目的。高校创新经营乃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高校的人、财、事、物、空间、时间等多个层面,变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高校管理者须通盘统筹考虑。而能否在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中把握住影响创新经营成效的核心因子,则成为考验高校管理者的时代命题。本研究认为高校组织创新经营是指高校管理者及管理部门为因应外在环境变迁及满足高校内部发展需求,依据学校的发展基础与条件,引入企业组织创新相关概念,采取组织创新系统理论并转化为行动策略,运用到高校领导与行政管理、教学与科研、学生学习及资源整合等层面,以提升高校竞争力与办学成效,促使学校可持续发展。
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对于高校创新经营的促进作用在国外相关文献已被反复证明。蔡(Tsai)与吴(Wu)的研究结果显示,内部营销对于组织成员的服务创新具有显著影响效果[18];米尔斯(Mieres)等人的研究结果则表明,组织内部营销可透过组织学习的中介机制对组织创新产生正向影响[19];哈桑(Hassan)与福尔茨(Foltz)亦认为组织内部营销概念对于组织实施创新实践以提高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20]。知识管理对于高校创新经营的推动作用方面,拉斯马森(Rasmussen)采个案研究方法,论证了个案机构的知识管理实践促动了组织产生创新经营的意识,其中知识管理起到催化机制和决策支持的作用[21];福克纳(Fukne-Kokot)尝试为组织的创新经营建构有效的知识管理路径[22];萧佳纯的研究结果显示,社区大学的知识管理能力对于学校的创新经营具有显著影响作用,此外,知识管理还可起到领导者创新领导行为与社区大学创新经营之间的中介作用[23]。组织内部营销也有助于促进高校知识管理。休姆(Hume)采混合研究方法,深度访谈了32位相关人员并对179人进行网络问卷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内部营销在知识管理中的关键性推动(enabler)作用长期受到忽视,组织内部营销在非营利性组织员工(或志愿者)个体与建构非营利性组织良好的知识管理环境之间具有关键性的影响效果[24];鲁扎尔巴(Ruizalba)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内部营销是组织竞争优势的来源,透过组织内部营销可提升组织知识管理之能力,并可有效提升员工更高层次的工作满意度和组织承诺[25]。综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高校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H2:高校知识管理对创新经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H3:高校组织内部营销对知识管理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
H4:高校组织内部营销可通过知识管理的中介机制间接正向影响创新经营。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高等学校专任教师为研究对象,根据广东省教育厅2016年公布的高等学校资料(共计147所)及各高校公布的专任教师队伍规模数据对样本学校进行整理排序,并结合学校类型(本科院校和高职高专)、学校属性(公办和民办)和高校所属区域(珠三角和其他地区)差异,选取样本学校和样本教师。预试阶段于2017年5至6月进行,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共抽取珠三角地区高校10所,其他地区(粤东西北)高校2所,发放纸质调查问卷240份,回收有效问卷206份。
正式施测阶段依据广东省135所(排除预试高校12所)高校专任教师队伍规模排序后等距抽取50所高校,第一阶段于2017年6-7月进行,发放纸质调查问卷1000份,共有39所高校按时寄回问卷,回收问卷613份,回收率为61.3%;问卷填答不完整、答案呈明显规律性的视为废卷,计有28份,剔除后得有效纸质问卷585份。第二阶段于2017年7月下旬进行,辅以网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回收问卷共计175份,剔除未通过加权处理考验的问卷53份、填答答案完全一样者5份,共得有效网络问卷117份。综上,本研究正式施测有效问卷共计702份,其中纸本问卷585份,占比83.33%;网络问卷117份,占比16.67%。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相关潜在变量的测量工具均發展自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关量表均经过专家效度、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或验证性因素分析等步骤建构量表信效度。研究以调查问卷形式收集数据,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由受试者根据所知觉到的现况和感受对观察题项进行赋分。
高校组织内部营销量表的编制主要参考乔治(George)[26]、秦梦群[27]等人的研究。量表从管理支持、参与授权、凝聚沟通、教育训练和激励鼓舞五个维度测量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现况,共计19项观测指标。预试阶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总体克隆巴赫α值为0.938,各维度的α值介于0.794至0.87之间,内部一致性良好。经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量表具有较佳的结构效度。各拟合度指标如下:χ2/df=2.106<3.00;RMR、SRMR、RMSEA值分别为0.028、0.05、0.073,均小于0.08;CFI、IFI、NNFI值分别为0.925、0.926和0.913,均大于0.9;PNFI、PGFI、PCFI值分别为0.746、0.673、0.795,均大于0.5;各题项因子载荷介于0.59-0.87。
高校知识管理量表的编制主要参考萧佳纯[28]、张盈霏[29]等人的研究。量表从显性知识、隐性知识、人员、科技设施和流程五个维度衡量高校组织内部施行知识管理的情况,共计22项观测指标。预试阶段数据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总体克隆巴赫α值为0.955,各维度的α系数介于.83至.876之间,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经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量表的修正模型各拟合度指标如下:χ2/df=2.09<3.00,RMR、SRMR、RMSEA值分别为0.03、0.052、0.073,均小于0.8;CFI、IFI、NNFI值分别为0.923、0.924和0.913,均大于0.9;PNFI、PGFI、PCFI值分别为0.762、0.676和0.815,均大于0.5;各题项因子载荷值介于0.649至0.907之间,皆大于0.5,显示量表的结构效度较为理想。
创新经营量表的编制主要参考布鲁(Bülbül)[30]与黄靖文[31]等人的研究。量表从教学与科研创新、行政运作创新、资源运用创新、学生活动创新及对外关系创新五个层面衡量高校创新经营的现况,共计25个观测指标。预试资料分析结果显示,量表总体α值为.967,各维度的α系数介于0.855至0.919,内部一致性良好。经二阶验证性因素分析,量表的修正模型各拟合度指标如下:χ2/df=2.225<3.00,RMR、SRMR、RMSEA值分别为0.027、0.0506、0.077,均小于0.8;CFI、IFI、NNFI值分别为0.915、0.916和0.906,均大于0.9;PNFI、PGFI、PCFI值分别为0.771、0.669、0.824,均大于0.5;各题项因子载荷值介于.689至.845,皆大于0.5,量表结构效度良好。
(三)资料处理
问卷回收结果采用SPSS 23、Amos 21.0等统计软件进行资料分析。其次,利用平均数与标准差、独立样本t检定、单因子变异数分析(One-Way ANOVA)、皮尔逊积差相关(Pearson Correlation)等统计技术分析与解释调查结果;以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SEM)检验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三者的路径关系。
(一)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高校教师知觉的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整体的均值分别为3.38、3.31、3.38,均达到中高程度。如表1所示,组织内部营销量表中,高校教师知觉的“教育训练”成效最佳,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高校教师专业发展密不可分。高校管理者充分体认职后教育培训对于高校教师能力提升的重要性,并在实际管理中考虑教师发展需求,为教师提供各类研习进修活动机会。然而,组织内部营销的“参与授权”维度得分最低,尤其观测题项“本校重大的校务决策能开放教职员工和学生参与讨论”(A9)为组织内部营销量表的最低分(3.06分),这与西方国家的相关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我国高校长期以来沿袭计划经济时代的内部管理模式,虽然历经多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教师群体在学校管理实践中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仍然有限,教师参与学校治理的层次还有待提升。诚如郑茂雄[32]、毛成[33]、邝洁[34]等研究者之观点,如何建构具有高校学术组织特质的协商与参与决策模式乃高校管理变革需要面对的核心议题。
在知识管理量表中,“科技设施”得分最高,“人员”和“流程”得分则不甚理想。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信息科技时代的到来,高校管理者在内部管理实践中,重视建置完备的信息科技系统,以利于组织和个人的信息流通,并将信息科技系统作为提升行政、教学和研究成效的工具,因此,高校在推行知识管理过程中,科技设施的建制与功能发挥受到教师较高评价。但总体而言,高校知识管理专业人员队伍的综合素质还有待提高,管理制度与规程亦有待进一步规范化,唯有透过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提升方能达成流程的规范合理,提升知识管理之实施成效。此外,“隐性知识被认为是重要的”(B6,M=3.16)得分为本量表最低分,表明高校教师的经验、高校价值文化等因素尚未得到高校管理者的重视,高校对于知识管理的认知尚局限于对显性知识的管理与利用,隐性知识的管理常受忽视。
在创新经营量表中,“学生活动创新”得分最高,“行政运作创新”得分最低。研究结果显示,高校管理者十分重视学生多元才能及创造力的培育,藉由校内外各类创造力教育活动,激发学生展现创意与活力,积极发展多元社团活动,拓展并培育学生课堂与书本之外的知能;而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成效显然尚未得到教师群体的认可。
本研究以皮尔森相关分析三个潜在变量及其分维度间的相關情形,如表2所示,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创新经营整体之间呈两两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均大于0.8,且均达到0.01显著水准。此外,除了知识管理量表的“流程”与创新经营量表的“学生活动创新”,相关系数未大于0.6外,其余分维度两两相关系数均高于0.6,且也都达到0.01显著水准。这说明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的推展情形、知识管理之施行程度均对创新经营产生正向影响,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之施行成效愈佳,则愈加有助于高校的创新经营。
(二)差异性分析
分析结果显示,个人背景变量并非影响高校教师知觉潜在变量差异的主要因素。在组织内部营销量表中,仅在“参与授权”维度,职称的差异达显著水准,显示中级职称的评价显著优于初级职称。在知识管理量表中,“人员”维度年龄30岁(含)以下教师评价显著优于31-40岁教师;“流程”维度初级(含)以下职称教师评价显著优于副高职称。在创新经营量表中,仅“行政运作创新”维度30岁(含)以下教师评价显著高于31-40岁教师。三个潜在变量及其分维度在性别、教龄、学历三项个人背景变量方面则无显著差异。
不同学校背景变量教师所知觉的潜在变量及其各维度差异情况如表3所示。分析结果显示,不同高校类型、历史和所属区域的教师所知觉的组织内部营销整体及各维度存在显著差异,显示高职高专院校教师评价显著优于本科院校教师,办学历史41-60年学校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办学历史20年(含)以下高校。在知识管理量表中,“科技设施”“流程”两个维度办学历史41-60年高校的教师得分显著高于办学历史20年(含)以下高校,“流程”维度10001-15000人规模高校的教师评价显著优于5001-10000人规模高校的教师。此外,学校历史、全日制在校生规模和区域因素均为影响高校教师感知创新经营及其相关维度的因素,而学校类型和学校属性则无显著差异。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潜在变量及其分维度在区域背景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显示珠三角地区高校教师对潜在变量的感知显著优于粤东西北地区,说明经济发达地区高校施行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推展创新经营的成效明显优于非经济发达地区。
(三)结构方程模型与假设检验
根据研究假设,本研究建构了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的结构方程模型,模型拟合度十分理想。具体指标如下:整体拟合度方面,χ2/df=4.489,小于5;RMR、SRMR、RMSEA分别为0.013、0.0236、0.071,小于0.08;GFI值0.925,大于0.9。比较拟合度方面,NFI、NNFI、CFI、RFI、IFI值分别为0.966、0.968、0.973、0.973、0.959,均大于0.9。精简拟合度方面,PNFI、PGFI、PCFI值分别为0.8、0.67、0.806,大于0.5,CN值217,大于200。综上分析,本研究所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结构方程模型的项目信度如图1所示,模型的因子载荷量介于0.79至0.92之间,项目信度十分理想。组合信度方面,三个潜在变项的组合信度分别为组织内部营销CR值(Composite Reliability,CR)0.935、知识管理CR值0.942,创新经营CR值0.939,远高于0.6的可接受标准。在平均方差提取值(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检定方面,组织内部营销AVE值为0.741,知识管理AVE值为0.765,创新经营AVE值为0.756,均优于0.5的标准,显示本研究所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潜在变量直接影响关系如图1和表4所示,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H1)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其路径值为0.162(p<0.001),可见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具有一定的预测效果,表示高校组织内部营销推展情况越好,越有利于高校的创新经营,研究假设H1成立。知识管理(中介变项)对创新经营(H2)亦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路径值达0.799,顯示高校的知识管理实施成效越好,则高校推行创新经营亦越有成效,研究假设H2成立。此外,组织内部营销对知识管理(路径3)也具有正向直接影响效果,路径值达0.863,显示高校组织内部营销实践情况越好,越有利于学校提升知识管理水平,研究假设H3成立。
整体模型及潜在变量间接影响效果如表5所示,显示高等学校组织内部营销可通过知识管理的中介效果间接对高校创新经营产生影响,其间接效果值为0.69,整体效果量为0.852。间接效果计算方式为:组织内部营销对知识管理的直接效果值(0.863)×知识管理对创新经营的直接效果值(0.799)。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的总效果量达0.852,其计算方式为: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的直接效果值(0.162)+间接效果值(0.69),中介效果与整体效果之占比为80.99%(.60/.852),研究假设H4成立。
综上分析,本研究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关于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的直接与间接效果假设均成立,显示组织内部营销对创新经营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组织内部营销对知识管理具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知识管理对创新经营亦有正向的直接影响效果,组织内部营销通过知识管理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创新经营。
(一)结论与讨论
1.高校组织内部营销以“教育训练”、知识管理以“科技设施”、创新经营以“学生活动创新”得分最高。在高校组织内部营销中,以“教育训练”维度得分最高,这也表明高校管理者高度肯定在职进修培训对于教师发展的价值,并积极协助教师为个体终身学习订定计划;然而,“参与授权”维度得分最低,其中,聆听教师意见、赋予充分权责、适才适用、开放参与决策等观察指标得分均不理想,显示高校内部管理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权衡上仍处失衡状态,高校管理者并未为作为学术权力行使者的教师群体在参与学校决策、学术自主等方面架构起畅通高效合理的参与路径。在知识管理中,以“科技设施”得分最高,以“流程”得分最低,这表明高校在日常管理中将网络技术与教师教学科研管理结合,以现代化科技作为管理手段,采取高效的知识分享与传递途径等层面上取得不俗的成效,而在知识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则尚有较大提升空间。在创新经营中,以“学生活动创新”得分最高,以“行政运作创新”得分最低,学生活动创新最能呈现高校创新经营之效果,而行政管理方面的创新成效最不受教师认可。
2.学校层面背景变量对高校教师知觉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有所差异。在组织内部营销中,“高职高专院校”对于高校组织内部营销及其分维度的评价显著优于“本科院校”教师;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珠三角地区高校教师对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的总体评价优于新办院校和非珠三角地区高校。总体上分析,办学历史长、珠三角地区高校在内部管理中会为教师提供更为高效的管理支持,学校各项活动亦具有良好的规划,教师总体配合度更高,校园环境亦让高校教师深感安全与便利;高校内部管理中的权责分配、开放师生参与决策、倾听教师意见方面之现况亦更获高校教师认可。在知识管理中,学校历史、学校区域也成为影响教师评价高校知识管理推展情形的重要因素,办学历史较为悠久、珠三角地区高校在推行知识管理过程中,具备更为充分的物质条件建置完善的信息科技设备,为教师群体建构完整有效的信息流通网络。在创新经营中,学校历史、学校规模、学校所属区域也是影响教师知觉高校创新经营的背景因素。
3.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对创新经营具有直接正向影响作用,组织内部营销可通过知识管理的中介机制间接正向影响高校创新经营。组织内部营销各层面中以“参与授权”维度影响效果量最高,知识管理则以“隐性知识”为主要特征。
(二)建议
1.完善民主参与的高教系统外部法制框架,建构高校创新经营之制度基础。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教师对于参与决策、充分授权、倾听意见等观察指标现况评价均不高,而参与授权对于高校的创新经营成效最具解释力。质言之,从高校教师知觉的层面分析,高校创新经营要取得成效,建立高效合法的民主参与机制乃关键要素。然而,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内部管理模式乃脱胎于“全盘性计划”教育管理体制,高校内部推行创新经营的历程中已然存在路径依赖与利益格局固化等问题,高校创新经营中的核心议题诸如民主参与、权力分配、权力运行等还难以从高等教育的外部法制框架中得到良好支撑。提升高校管理创新实践成效的基点乃创新经营之规则合法性,显然,现行的高校管理法制与规则框架并未为教师参与决策、权力均衡配置以足够的发展空间,这就导致了高校内部管理制度常有侵犯教师合法权益的现象,间接降低高校教师对于管理变革的满意度。因此,本研究建议,借助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正在施行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变革之东风,高等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应着力建构有利于高校教师参与决策、学术与行政权力均衡配置的外部法制框架,为高校内部创新经营和内部营销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基础。
2.加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的内部管理指导,引导高校管理水平均衡提升。研究结果显示,珠三角地区经济相对发达,政府对于高校办学经费投入与政策支持力度相对较大,因此,与粤东、粤西和粤北地区高校相比,珠三角地区高校在组织内部营销与知识管理方面的实践成效更为显著,也表明高校对于教师权力保障、教师发展、重视教师价值、教师参与决策、行政支持教学与研究及知识管理软硬件设备建置等方面更具变革决心。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结构呈现多中心空间格局,即有限的高教资源主要局限于省会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珠三角地区高校因其高教资源丰富,更具组织内部管理变革的动力与决心。是故,本研究建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均衡地方教育资源分配之时,亦要着力于为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开展内部管理变革提供指导,以实现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上均衡着力。在指导方法上,可将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的核心意涵纳入到高教发展或高教管理评估内容中,通过院校发展评价协助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进行内部管理问题的自我排查与自我诊断,以此规范高校的内部管理行为,促使不同地区高校共同致力于内部管理水平的整体提升,促进高校创新经营获得成效,推动高校之永续发展。
3.为新办高校提供内部管理开展辅导,规范高校管理行为。研究结果显示,学校办学历史乃影响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实践成效之重要因素。新办高校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产物,其与传统定位为精英教育的研究型大学相比,存在先天生存基础不足、外在发展压力重重、发展历程缺乏指导等多重困境,且未能在学校特色与文化经营上进行自我建构,因此此类学校整体上呈现专业设置、发展路径与学校管理趋同的现象。针对研究发现,笔者建议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重视对于新办高校的内部管理辅导,协助此类高校逐步建构起教师广泛参与学校决策、权力均衡配置、重视开发教师潜能、重视知识管理系统建置的现代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引导新办高校在内部管理体制变革中逐步建构自我特色,经营高校内部文化,以此提升创新经营成效。
4.实现行政团队由管理向服务职能转变,重视参与授权。高校组织内部营销的核心理念重新建构了行政团队与教师群体之关系结构,行政被定义为“服务提供商”,教师被视为高校的“内部顾客”,行政工作则系高校管理者所提供的“产品”。组织内部营销之概念框架强调高校行政职能从传统的管理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建构具有学术组织特质的协商与参与决策模式,这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趋势,亦符合高校内部管理体制变革之实践需求,有助于实现高校的创新经营,提升高校外部竞争力。笔者认为,传统的科层制高校管理模式在助推高校内部管理取得效率的同时,亦带来了高校管理上的行政化困境,因此,建构基于服务师生、学术与行政权力均衡配置的行政服务模式,以此为师生参与高校重大事务决策提供路径和管道,从而达成营销学校发展愿景、争取师生支持的内部管理目标。
5.强化凝聚沟通,提升教师对创新经营之认同。高校施展愿景营销、凝聚教师共识,对于提升高校创新经营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組织内部营销对于凝聚组织成员共识,引导成员深入领会工作的使命与意义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教师对于高校创新经营之认同情形与学校的愿景营销实践紧密联系,高校领导通过各类会议或活动,经常向教职员工营销学校的战略部署与发展措施,说明办学理念,将有助于凝聚教职工共识,促使教师体认学校内部管理制度及相关举措,提升教师对于高校创新经营的支持与认同,终而达到提升管理成效、提高高校竞争力与达成发展目的之成效。因此,笔者建议,高校领导应重视通过各类交流沟通管道,积极营销学校发展愿景以获得教师支持。
6.完善知识管理系统建置,高效管理隐性知识。高校知识管理与创新经营间为高度正向相关,然而高校尚未建立起对于知识管理的系统化认知,部分高校存在显性知识获取技术陈旧、隐性知识常受忽视、知识储存方式老化、知识传递与分享手段落后等困境,未建立起高校之间或校内不同部门之间良好的知识分享机制。笔者建议,高校领导者应先从知识管理之思想变革层面着手,树立起以知识管理作为方法与路径推动内部管理体制变革的核心理念,创设校际之间与学校内部不同部门间分享与支持的组织文化,推动组织成员与部门间的知识共生与共享。其次,制度建设亦是知识管理有效推行的基础保障,高校应在进行顶层设计与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充分考虑知识管理对于高校发展与内部管理的重要作用。此外,建置高效科学的知识管理系统亦是关键,以信息科技管理系统作为推动知识管理的技术支撑,鉴别与整合显性知识,保存与开发隐性知识,促使不同类型的知识融合交汇,从而产生新知,形成高效知识管理的良性循环,以此创造高校价值,提升高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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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第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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