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5-04
刘京京
关键词:西南联大;联大学生;社会服务
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之地,然而,大学的高深学问,并非纸上谈兵,而需要联系社会、服务社会、促进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大学的基本职能所在。目前,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更多关注联大精神、学校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等研究内容,对联大所承载的社会服务研究关注不够,尤其是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研究所涉较少。大学特色的目标是以服务社会发展为宗旨。通过探寻西南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可以发现西南联大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以及联大作为一所蜚声中外的大学,如何实现其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以期为当今我国大学生开展社会服务活动提供历史借鉴。
西南联大学生承继了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的优良传统,在三校南迁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意识到个体所承载的历史使命,自觉承担起知识分子的角色,开展了文化启蒙、服务当地、变革社会、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服务活动,发挥了大学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
(一)以文化启蒙为主的服务活动
文化启蒙旨在打破传统经验对人生存、生活方式的约束,引导人对自由自觉生活方式的追求。民国时期,西南联大学生作为深处边疆的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启蒙当地民众自觉意识、爱国意识、社会意识的社会责任。
其一,创办民众学校,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联大文学院在蒙自的时候,“一部分同学会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从儿童到成人,学生的数目有二百多,蒙自县城内外的大街小巷都住有联大学生们的学生,街头巷尾到处唱着‘救亡歌曲。”[1]可见,当地民众在联大学生的文化启蒙下,激发起了爱国热情。师范学院学生成立了边疆教育服务团,“服务团办理了一所民众学校,民校共分三班,成年男女各一班,此外为使夷区小学教师得到进修机会,设了一班小学教师训练班,三班学生总计达340余名。除了办理民校以外,有举办巡回施教,其范围以周围十里为限。”[2]有的学生为了提高工人的学识水平,创办了工警夜校。“夜校的教职员深人各处直接发动工友,校警,并到各单位办公室做工作,要求上课时间不派工警干活,支持工警补习文化。经过个别动员,近30名工警报了名,编为多个班。”[3]联大学生们通过多种方式,为当地民众普及文化知识。
其二,推行各种文化宣传,唤醒民众的爱国情感。1940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利用暑寒假开展抗战宣传周活动。这次宣传主要是在昆明近郊及县属八个区。宣传的方式,有演讲、街头抗战剧演出、演唱抗战歌曲、出版壁报漫画,以及访问出征军人家属等。[4]联大在长沙南迁昆明时,湘黔滇旅行团一路跋山涉水,一路进行爱国宣传。在贵州省安南县时,在得知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之后,旅行团全体冒雨举行祝捷大会与游行,在偏僻的小城展开了一次热烈盛大的抗日宣传活动。在到达蒙自后,清华学生与越侨合办中越文合壁的石印小报,每周一期,宣传抗局形势,同时启发越侨觉悟,隐喻反法的思想。[5]
(二)以服务当地为主的服务活动
西南联大师生认为,西南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将来开发,前途远大。[6]联大师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与学术能力,服务云南、服务社会,促进了当时云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指引云南发展的重要学术重镇。主要表现在:
其一,建立服务社团,为社会发展提供动力。“清华服务社”作为联大重要的社会服务组织,充分发挥了联大师生的知识职能,多学科多行业为社会服务。“工学院的同学办起了实习工厂,还部分承担了军队的军车维修、和保兵工厂的技术改进工作。文学院师生,参与了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口普查、计口管盐、保甲制推行等工作。”[7]联大学生组织的演播团体是最早且影响最大的广播文艺演播团。西南联大演播团从人员、专题讲座、对外播音、文化生活等给予电台支持。[8]学生们充分发挥团体的群力,为当地经济、文化等提供知识资源、人力资源。
其二,开展实地调查,为当地社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联大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张印堂开设“中国边疆区域地理”、“西南边疆研究”课程,并亲自带领学生赴野外实习、考察,收集资料。1940年,他带领学生到滇西南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边疆资料,并对该地区的自然特点、类型分布以及经济社会情况都有研究,写有专著《滇西经济地理》。[9]1939年“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考察团”对西康省西南和西北的地形、气象、森林、植被、矿产、民族、社会、交通、工程等状况进行了详尽考察,汇编成《中华自然科学社西康科学报告书》,成为促进战时西康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成果。[10]学生参与调查的云南当地物质资源和风土人情等方面的资料,为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以變革社会为主的服务活动
胡适在《学生与社会》中指出:“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国家,如像现在的中国,学生与社会的关系特深,所负的改良的责任也特重。”[11]
联大学生参与社会变革的主要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方式,从军进入抗战前线。西南联大主要出现了三次学生从军热潮,有姓名可查的计有834人,占西南联大学生总数的10.4%。如在1944年,有200多名联大学生响应号召加入了青年军,大部分参加了中国青年远征军,奔赴印缅征战。[12]学生的从军运动,有的是自发前往,有的是在学校动员下踊跃参加,都表现出大学生保家卫国、驱逐仇寇的美好愿景。第二种方式,以间接的各类服务活动为载体,贡献服务力量。联大学生除了直接参加国民革命系统的部队之外,主动参加各种战地服务团。如组织随军服务团,希望能在前方做一些军民桥梁、军民合作、军中文化等方面的工作。“1942年以后,昆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和学生救济委员会多次组织联大学生参加假期工作队,先后到滇军步兵第一旅、暂编第二十二师以及昆明近郊的第五军等部队去进行劳军活动。”[13]学生对于抗战,只要在学生能力范围之内,他们都愿意贡献自己的能量。“1944年暑假,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部组织联大学生成立劳军工作队,到昆明郊区慰劳驻军,同时进行抗日和民主的宣传活动,除歌咏外,演出过独幕剧《锁着的箱子》。”[14]可以说,联大学生的从军运动和抗战支援,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民众救亡图存的组成部分。
(四)以改良社会风气为主的服务活动
梅贻琦指出:“改正制度与转移风气最有效的一条路是教育。就其所在地而言,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15]联大发挥了“一方教化之重镇”的作用,在多方面改善了社会风气。联大学生帮助民众树立科学信仰,提高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例如,由于科学技术条件落后,千百年来,洱海的深度一直是一个未知数。大理百姓一直有洱海深不见底的说法,甚至大理百姓相信水怪传说,不敢下洱海捕鱼,大理渔税收入逐年下降。西南联大地质系师生接手了洱海的勘察工作,通过大量艰苦工作,确定洱海最深只有23米。学生们不失时机地向当地老百姓进行科学宣传。[16]当地一些民众不重视卫生,导致苍蝇特别多,联大学生上街宣传,并购买苍蝇拍,开展消灭苍蝇的活动,收到一定效果。
另外,西南联大学生毕业后,积极投身于当地教育事业。有学生联络本籍同学创办私立中学,为云南青少年就读开启教育之门。一时间,昆明的私立中学超过了省市县的公立中学。联大学生在其中任教,也把尊师重教的风气带了进去。不少联大学生还到昆明市外的专县任校长和教导主任,也推动了这种风气的传播。[17]联大学生利用科学知识的武器,改善了一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在三校北返之时,云南商会联合会等高度评价了联大师生对云南所做出的贡献。“如是熏习而楷模焉,久与俱化,他日士气民风,奂然丕变,溯厥从来,知必有所由矣。”[18]从对联大的评价中可以发现,当地部门充分肯定了联大移风易俗的社会职能。
在山河破碎、国家兴亡的历史结点,联大学生以专业知识为载体,开展各种文化和技能的服务;以学生自治会、各种社团为媒介,发挥其主动自发的服务精神;以时代主题为中心,开展和践行了形式多样的爱国活动,成为启发民智的的启蒙者。
(一)活动内容:爱国活动成为服务主旋律
在国家兴亡的紧要关头,联大学生始终有一种不甘沦亡的抗争精神,有一种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历史使命感。该时期,联大学生树立了服务于祖国的清晰价值定位,他们把爱国热情转化为行为内驱力,踊跃参与各种社会服务活动,留下了一幕幕感人的历史场景。办学期间,不断有学生毅然投笔从戎,赴前线抗敌。“西南联大四年级学生,全体征调担任战地服务,服务地区以云南,缅甸,印度各战地为限。工作性质,大部分随军通译。”[19]闻一多评价学生的从军:“讲到同学们,我的印象是常有变动,仿佛随时走掉的并不比新来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线参加实际战争去的。”[20]
联大学生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募捐,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西南联大话剧团离开长沙到昆明,沿着各大城市演剧,每一场都能满座。在昆明也正式上演过许多次,都是为国家募捐的,每次募款由一千元至三四千元不等。他们都完全捐给国家。[21]1938年,为解决前线战士衣物缺乏的问题,重庆成立了“全国征集寒衣运动分会”,号召各地征集寒衣。联大学生自治会响应号召,发起了劝募寒衣“游艺周”,通过义演的方式筹集捐款。[22]同时,学生们通过各种宣传方式,对民众进行爱国启蒙。1940年,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利用暑寒假开展抗战宣传周活动。
(二)活动组织:学生自发、自治为主体
自主发展是人全面发展的成长路径。学生自治,是大学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西南联大,继承了三校学生自治的传统。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经常借助于社团,这些社团多是学生自发组织、自发管理。社团活动的群体状态,使得整个组织更具有生命的活力。“群体的事实让他们拥有了一种集体的思想,这使他们的感受、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孤立时的状态不尽相同。他们就像是组成一个鲜活生命的细胞。”[23]学生们曾组织了“合唱团、新剧团、国剧团、青年基督教团契等。学术团体最多,有群社、徽言社、明社、学风社、高原社、各社的旨趣及其内容不同。”[24]由于学校学术自由的空气浓郁,加之教师热心扶持,社团数量和种类蔚为壮观。
学生们利用社团力量,开展了各类社会服务活动。如当敌机炸弹轰炸联大校舍之后,激起了学生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在学生自治会的主持下,他们组织了一个空袭服务队。[25]三民主义青年团联大分团,是一个规模宏大学生团体,且工作得到社会好评。“9月13日的被炸,学校附近民家损失很大,于是就发起一角钱施来济灾的运动。在其他街市的住户及本校同学中募得许多钱去救济因被炸而受了损失的同胞。在重要的纪念日,常有团员下乡宣传,唤起民众对日仇恨的心理。”[26]西南联大回族的学生自发组织了同学会,他们一起开展教育服务工作。寒假曾联合云南大学回教同学及在昆回教名人开办补习班,帮助初中及高中同学温习功课。暑假又开办一个补习班,内分高小、升初中及升高中三组。[27]
(三)活动基础:专业知识为活动载体
由于西南联大的学科齐备,师资力量强大,学生专业知识水平普遍较高,这就为服务当地奠定了专业基础。“联大的学生十之六七都是在校外兼事的。无论是家庭教师,小公务员等等,他们都干过。”[28]由于昆明经常受日本战袭,供电经常切断,设备经常出现故障,导致播音经常中断,因此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西南联大既有技术知识,又有占地之便,很快成为电台的依靠对象。进入电台的同学,有些长期在播音室、机房等部门。据统计,从1940年昆明广播电台正式成立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五年间,电台传音科以年单位累计186人次,其中西南联大为98人次,所占比例为52.7%。[29]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学生在电台所发挥的重要角色和作用。1943年教育部下令,将征调几所大学所有应届四年级身体合格的男生为美军翻译员,联大学生踊跃报名參加。报名后的学生参加译员训练班。学生在训练完后,分配去向大体上以英语水平为依据。有的去印度远征军,有的去航委会,有的去战地服务团,有的去外事局。[30]另外,联大学生运用所学专业,结合云南实况,撰写了教育、语言、地质等领域的相关论文。具体如下表:
联大学生以边疆的教育、地质、语言等作为论文取材进行实际调查,取得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如马学良的《撒尼倮语语法》毕业论文,成为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描写实地语料的少数民族语言学著作。在1941-1945年教育部学术著作评议中,西南联大学生马学良的《撒尼倮语语法》获得了二等奖的成绩。
西南联大学生所开展的丰富别样的社会服务活动,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对于学生个体发展而言,促进了个体社会化的转变,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另一方面,西南联大学生发挥了大学所承担的社会服务职能,推进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进程。
(一)对学生个体发展产生的影响
第一,促进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转变。个体社会化,具言之,是指“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增强了对社会文化的了解,塑造了社会人格。如联大学生们通过兵役宣传队,深入到农民家里,“见到他们生活十分贫苦,吃饭时只有辣椒和盐巴,很少有什么莱。由于盐巴缺碘,得大脖子病的人很多。更因卫生条件差,很多人都患眼病;这两种病痛折磨着大部分农民。这次兵役宣传使同学们了解到社会底层的真实情况和群众的疾苦。”[32]学生们通过底层的社会服务,增进了对社会的理解。另一方面,学生通过参加各种社会服务活动,形成了正确的社会观念,明晰了社会角色。 “每次献金的名单上,捐钱很多而隐去真姓名的总有几十人。群社和青年会合办的民众学校,不但教课是义务的,而给学生的奖品铅笔纸张,一部分也由社友们捐助。”[33]在义务性的服务活动中,学生们形成了自我奉献意识,塑造了个体的社会责任感,增强了家国观念。另外,很多同学由于参加了民众夜校的教学和群社组织的各种活动,进一步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后来相继走上革命的道路。可以说,在国家危难的情境下,联大学生自觉形成了社会意识,扮演了拯救社会危亡的社会角色。
第二,促进学生个体素养的提升。首先,社会服务活动,促进了个体主体意识、民主精神和协作意识的养成。联大学生的主体意识表现在他们对主观能动性的自我认识,以及在社会战乱中,能够适应社会现实并能超越社会现实的主体认知。如联大学生树立了一种主体自由的信念,“无论是举行座谈会,还是组织出版社,大家都有绝对的自由”。[34]在课程学习之外,学生们通过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调查分析,来发现社会的本质。在《长沙临时大学关于迁校步行计划的布告》中指出:“本校迁滇拟有步行计划,借以多习民情,考察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35]联大学生在迁徙过程中,“每到一个县城的时候,县府里总是堆满了调查县政的表格,与考察民情风俗的他们。”[36]此外,联大学生在自发组织的各种社团服务活动中,每一个个体都是平等的,他们相互交流、相互探讨、相互协作,培养了他们的自我管理能力,以及民主协作的精神。
第三,社会服务活动,增强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工作,有利于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参与。课外的社会服务活动连接了学生课堂知识与实践运用之间的联系,使知识能够与生活世界相沟通。如“地质系的师生,跋涉云南的崇山峻岭进行野外实习,写出报告,再由教师核对,不仅锻炼了人,也为云南探勘了许多宝贵的矿产资源。特别是在野外实习中,可以随时向老师提问质疑,其收获远比教室里听课深刻具体。”[37]此外,联大学生通过民众夜校、巡回施教等方式,积累了大量教学的直接经验。
最后,社会服务活动,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增强了学生跨学科研究能力。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成为他们了解社会生活,扩大知识域的重要途径。如社会调查和服务工作的显著特点,即是不分学科专业,学生们共同参与、共同研究,打破以往按学科专业开展社会活动的传统,这种方式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增进了各学科专业之间的相互了解,促使学生寻找新的思维方法。“在师生们沿途收集的多首民歌民谣当中,就有不少是理工学院的同学纪录整理的;而后来陈列在生物系里的那些标本,也有不少是文科院学生帮助采集的。教授们做实习辅导的时候,不论哪个学科的学生提问,总是有问必答,严谨认真。”[38]这种跨学科的社会服务活动,提高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对社会变迁产生的影响
第一,成为唤醒民众的启蒙者。联大学生不仅把自己定位为知识的学习者,也把自己扮演为唤醒民众的启蒙者。联大学生在创办民众夜校后,群社社会服务股在大西门城门口办了一个《大家看》壁报,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和图画,对进城来赶街子的农民进行时事宣传,给围观的农民讲解,教他们识字,受到群众欢迎。[39]联大文学院和法商学院,刚到昆明又迁回蒙自,借用海关、洋行办学,与此同时,还创办了蒙自夜校,招收蒙自的失学儿童。起初,那么多的“外省人”汇集小县城办大学,已使蒙自人感到惊讶。创办蒙自夜校,更使蒙自人觉得惊奇,为什么联大学生要办这种夜校,进而认识到普及教育与抗战建国的密切关系。[40]事实证明,创办民众夜校起到了团结群众、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作用,也推动了地方文化教育的普及。[41]
可以发现,联大学生构成了重要的受众体,并且他们充当了衔接下层民众与文化传播的中介。联大学生在学校接受文化教育之后,其思想意识和知识体系均进行了重新建构。他们充任首要的受众体,同时承担着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者。他们通过知识宣传、文化演讲、民众夜校、抗战演剧等多种方式,将知识信息源传达给云南当地的广大民众,尤其是那些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普通大众。
第二,成为民主运动的推动者。麦吉指出:“在意识形态因素促成的社会变迁方面,教育是导致社会变迁的动因。”[42]桑兵评价了学生在民主运动中的作用,“学生的中介作用大大扩展了大众传媒的实际覆盖面,在历次爱国民主运动中掀起一次又一次启蒙宣传的政治热情。”[43]大学生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在促发社会变迁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联大学生承继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光荣传统,政治上追求进步、追求民主,其中最典型的即“一二·一”运动。由于时局的发展,同学们为了反对独裁、反对贪污腐败,主张国共团结抗日,反对内戰,联大与昆明各大中学,把爱国民主运动推向了高潮。在“一二·一”运动发生之后,周恩来在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该运动培养和锻炼了一批民主运动的骨干,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44]
第三,成为当地社会发展的助力者。埃里克·阿什比认为“大学为公众服务最需要的工作,是把大学独具的多种学科的多类智慧,用到解决适应社会变化的研究中去。”[45]1941年,曾昭抡教授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的团长,对川康地区的矿产等进行实地考察。“西南联大化学、生物、地质系学生,组织川康科学考察团,利用暑假赴四川西康,就两省矿产及各项生产事业,作地质考察。”[46]曾昭抡先后考察了大凉山彝族地区,对大凉山地区的地理、民族、文化、矿产等多方面作了详细考察,并出版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
此外,联大学生办学和到中学兼课,也成为帮助云南的的重要方面。一些联大毕业生,在社会的支持下,在昆明创建了天祥、五华、长城、建设等中学。皖南事变后,有些同学疏散到云南各地,多数担任中学教师,有些同学集中到磨黑、建水等地办学。[47],他们向当地的学生传播了科学文化知识,以及进步思想。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打破了西南边疆长期封闭的状态,加快了西南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内迁师生各种形式的服务,对于帮助当地后方教育质量的提高大有裨益。[48]可以说,联大师生构成了社会、教育和文化的共同体,成为云南社会发展的服务军。
概而言之,西南联大学生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背景下,自觉承担了社会服务的任务,运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以新思想的知识份子形象,担负起提高民众智识的启蒙者,服务当地的开发者,改善社会风气的改良者;服务活动的组织者,促进社会变迁的推进者等社会角色。可以说,联大学生与教师共同构成了社会、文化和教育的共同体,充分发挥了联大的社会服务职能。联大学生的社会服务活动带有一定的历史特征,但他们所开展服务活动的方式、服务活动的载体等,仍然可以为当今大学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提供借鉴,发挥高校智囊团的作用,利用高校的人力资本,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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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赖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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