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大学校训中的价值取向研究

时间：2024-05-04

朱海龙　杨韶刚

摘要：中美大学校训是两国不同文化背景下，人才培养价值取向的高度浓缩，二者自成一派，别具一格，其中既有在追求真理、注重道德、力求博学和崇尚实践价值维度上的高度相似性，尽显同之美，也有在集体主义与个体自由，德性伦理与宗教信仰，道德教育的明喻与隐喻，以及引经据典与不拘一格价值取向上的鲜明不同，成就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异之秀。通过两国大学校训的深入比较后可知，“211”大学可以更好地借鉴融合美国前百所大学校训的可取之处，进一步完善提高我国大学校训建设的内涵与质量。

关键词：大学校训；价值取向；“211”大学；美国；前百所大学

何为校训？《辞海》有言：“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1]由此可见，校训的目的在于向外传递某种价值，以便使人受其习染，从中受益，它不仅是学校的文化符号，也是精神象征。中美大学风格自成一派，特色独具，其校训也是别具一格，精彩纷呈，所蕴含的丰富价值理念值得深入探究。为此，本文选取我国教育部2009年2月公布的102所“211”大学和美国著名的《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 WORLD REPORT）2013年11月公布的排名前100所大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从求真、重德及与德相近含义、博学、创新、自强、实践、爱国、尚美、团结、宗教、生活、服务12个维度对其价值取向进行比较分析。

一、殊途同归的价值取向：中美大学校训中的同之美

对所选对象的校训进行比较后可知，两国大学校训中的价值取向分布权重各有不同，既有在求真与博学价值维度上的高度趋同，也有在自强、宗教、团结、生活和服务价值维度上的个性化倾向，如表1所示。

（一）追求真理

毫无疑问，尽管中美大学对“真理”的表述方式不尽相同，然而，“求真”的价值追求却是超越了形式之隅，彰显求同之美。中美大学中有超过50%的校训都明确提出求真的理想。自从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2]以来，追求知识、探寻真理的步伐就一刻不曾停止，甚至成为西方社会的“爱智”文化传统，并将其升华到美德的范畴，就此一点，在具有百年校史的美国大学里体现明显，如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为“真理，光明”，加州理工学院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则把真理的获得与人的自由密切联系在了一起，提出“真理使人自由”，“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以及西北大学的“凡是求真”、布兰迪斯大学的“求真” 和印第安纳大学的“光明与真理”等等。我国大学多以“求是”来表述求真的意图，这主要缘于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即是事物的本真，求是即为求真，所以，积极鼓励学子求是。如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创新”，中国人民大学的“实事求是”等等都指向大学追求真理、创造知识的价值取向。

（二）注重道德

大学的社会功能与文化功能决定它所培养的人才不但需要有追求真理、探寻事物本质的执着精神，更需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为此，45%的“211”大学校训中都对“德”有着重描述，希冀受教育者注重道德修养，如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四川大学的“重德，博学，务实，尚美”，中国政法大学的“厚德明法”，东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等等。这主要缘自于儒家教育思想中对君子道德人格的无尚推崇，通过提高道德修养，达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的内圣境界，并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伟政治抱负。然而，美国百所重点大学的校训中仅波士顿大学的“知识，美德和虔诚”，匹斯伯格大学的“真理与美德”和弗罗里达大学“州的福利由市民的道德所决定”有所提及，所占比例仅为3%，但并不代表美国大学不注重人才的道德培养。恰恰相反，他们对道德的理解更加具体，分解到诸如求真、爱国、服务等不同方面，以此体现对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理解。62%的美国大学校训中都提及求真，如耶鲁大学的“真理，光明”等等，与西方社会具有“爱智”的文化传统有内在的逻辑因果关系，认为大学生探究知识是应尽的学习义务，也是个人的道德责任，它与爱国的道德情感以及服务社会的道德行为一样都是道德的内部结构，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校训就是“为国家服务，为所有国家服务”。显而易见，美国大学虽不在校训中提及道德的只言片语，然而，对培养人才的道德要求却与我国大学如出一辙。

（三）力求博学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经告诫，大学不应该是高楼大厦聚集之地，而应该是大师齐聚之地。何谓大师？即有广博学问的专家学者，正是他们，可以带领莘莘学子奔跑在求真、求是的博学征途之中，为学子开启一扇通向事物本真的“智慧之门”。正如纽曼指出：“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3]大学当以探索知识、追求真理为己任，所以，36%的美国重点大学校训中都特别强调博学的意义，如康奈尔大学的校训是“让任何人都能在这里学到想学的科目”，莱斯大学的校训是“文学，科学，艺术”，加州大学的校训是“让知识之光普照大地”，芝加哥大学的校训则是“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福德汉姆大学的校训是“智慧与学习” 和福蒙特大学的校训是“专心于学习与其它实在的事情”等等。从文化传统的视角而言，我国教育思想中更是蕴含着丰富的博学思想，早在《学记》中就曾提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4]。孔子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做出过精彩的陈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5]基于以上传统的延伸，“211”大学校训中“博学”的价值取向与美国百所大学一样占据突出位置，比如，复旦大学的校训就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中山大学的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四川大学的是“重德，博学，务实，尚美”和兰州大学的“博学笃行，自强为新”等等。纵然中美两国高等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都不尽相同，但在博学的价值取向上如此趋同，不能不说是对人才培养规律的深刻把握。

（四）崇尚实践

实践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主观意志行动，也是知识转变为现实力量的重要途径，大学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彰显自我的社会功能。实践的价值取向，在我国古代教育思想中早已有之，如荀子就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上矣。”[6]所闻、所见、所学的最终落脚点还在于实践行动上，明代思想家王夫之则以“实践”一词喻行：“知之尽，实践之而已，实践之，乃正所素之，行焉皆顺。”[7]时至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提出以做促教、以做促学的著名观点，“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不在做上用工夫，教固不成教，学也不成学”[8]。这一时之间成为大学教育理念的风向标，承接于此，“211”大学非常重视学子的实践功夫，校训中多以“行”来表述“实践”之意，如南京大学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西安交通大学的“精勤求学，敦笃励志，果毅力行，忠恕任事”，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等。与“211”大学相同，美国大学的校训中也以行动来表述实践的意蕴，体现出对“实践”的广泛理解，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理论与实践并重”，康涅狄格大学和伍斯特工学院的校训都是“理论与实践”，普林斯顿大学提倡以服务的行动回报社会，即“为国家服务，为所有国家服务”，华盛顿大学的“力量借助于真理”提倡以作为真理的知识指导实践，从而形成力量。

二、横看成岭侧成峰：中美大学校训中的异之秀

中美大学校训不仅有价值取向的趋同之美，也有风格迥异的差异之秀，彰显出各自不同的校园文化与办学精神。

（一）集体主义与个体自由

英国学者阿什比认为：“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9]此言不虚，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形成特有的文化，也形成了各自的大学精神，穿越历史的文化传统，服务当下的现实社会。正如张岱年所说：“文化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运动过程，任何一种民族的文化，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都有它的昨天、今天和明天。”[10]大学校训自然也承载着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取向。我国文化传统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倡导团结、奉公的集体主义观念，强调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的融合与辩证统一。南开大学的校训就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西北大学的校训是“公诚勤朴”，华中科技大学的校训是“团结，务实，创新，进取”，北京理工大学的校训是“团结勤奋，求实创新”，这与美国大学的教育理念截然不同。

美国是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坚定追随者，文化传统中对个体自由精神的推崇有目共睹，而美国大学更是传播自由精神的文化先锋。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大学校训中所倡自由分为两种，一为个体的自由，二为研究学术的自由。比如，加州理工学院的校训是“真理使人自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是“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校训是“光明，自由”，这些都是提倡个体自由的例证。美国对学术自由的积极支持源自德国近代教育思想。主张学术自由的领军人物洪堡就提出：“……只有保证学术自由，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个性，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1]为此，美国大学完全继承了其中的精华，比如，丹佛大学的校训“让学术之风劲吹”就是典型代表，也正是对自由精神的秉持才保证美国大学长期以来都是世界高等教育办学潮流的引领者。

（二）儒学德性伦理与宗教信仰

中美两国大学校训的诸多不同中，中国“211”大学注重德性与美国大学关注宗教信仰之间的差异颇为明显，分布比悬殊，成为两国不同人文精神的鲜活写照。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为主体的德性文化，儒家学说虽非宗教，但其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德性伦理观念早已融入国人的文化血脉，成为立己立人、成己成人、达己达人的道德信条，并且在我国大学校训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作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就写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说明大学之首便是要遵循儒学传统之说，以求实现“内圣”，最终走向“外王”，所以纵览“211”大学校训，以德、诚、忠、善、朴、爱国为代表的儒学德性价值取向不在少数，如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厦门大学的“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四川大学的“重德，博学，务实，尚美”，华中科技大学的“明德，厚学，求是，创新”以及北京大学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等。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深受宗教影响的国家，尤其是基督教新教伦理的影响可谓根深蒂固，如同儒学德性伦理一样已经成为民众精神生活中不可代替、也无法代替的组成部分，这在美国百所大学的校训中有着生动表现。比如布朗大学的校训“我们信仰上帝”，哥伦比亚大学的则是“在上帝的启示下我们寻找知识”，贝勒大学的“为教会，为德克萨斯州”和马凯特大学的“为了上帝更高的荣誉”等等都是对学子精神世界的归属提出要求，反映出美国社会对宗教文化功能的高度认同。

（三）道德教育的明喻与隐喻

儒家德性伦理学说是我国教育思想的精髓，“知，仁，勇，天下之达德也”[12]，“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13]。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条目建设涵盖道德认知、道德判断、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基本方面，为社会整体与个体的和谐相处确立了内部规范，作为传统文化保存、传播与发扬平台的大学更是肩负着道德培育的历史责任，所以，我国大学从不掩饰对学子道德修养的殷殷期望，也从不隐晦对人才的道德告诫，开诚布公地呼唤对道德的关注。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一文中疾呼：“吾敢断言：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此处的伦理觉悟，亦是要求莘莘学子从麻木不仁中苏醒，投身救国救民的道德觉悟。冯友兰先前在评价中国道德哲学的功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14]正是有此一脉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国“211”大学的校训中对以“德，诚，志，朴，公，爱国，自强”为代表的道德要求是鲜明而浓郁的，如南开大学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湖南大学的“忠孝廉节”和河南大学的“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均为此类。

美国百所重点大学的校训中则鲜有直接提及“道德”一说，多是以隐喻的形式代之，把道德的价值内涵细化到具体层面，提升道德教育的内隐作用，也符合美国传统的文化思维模式。美国大学是西方文化传承与发扬的重要阵地，也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知识即美德”的思维传统，把追求真理、探寻知识作为第一美德，以知识的力量改造自然，服务社会，促进人们的幸福生活，所以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以柏拉图为友，以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以真理为友”，耶鲁大学的校训言简意赅，即“真理，光明”，芝加哥大学则呼唤“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另外，拥有信仰、服务社会便是平实的道德，所以美国大学的校训中多有提及信仰以及服务的价值理念，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为国家服务，为所有国家服务”，布朗大学则开诚布公地说“我们信仰上帝”等等，处处透着道德的隐喻，成就了一番不同的道德教育风景。

（四）引经据典与不拘一格

细细比较中国“211”大学与美国百所大学校训，可以发现二者风格独具，各有特色，最明显的是中国“211”大学校训中所含价值取向多引自中国古代儒学经典，形式上精炼工整，易识易记，多以四言二句、二言四句的形式出现，其中引用儒学经典《大学》者较多，尤其是开篇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15]。厦门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校训均对此有引用。再如中山大学的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源自《中庸》。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引自周易卦辞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6]，意思是天道运行不息，四时更替、万物枯荣永恒不止，君子的行为也应向天道一样运行不息，这才是自强；厚德载物则是要君子向大地学习与天道相称的博大胸怀。南京大学的“励学敦行”，其“励学”源自宋真宇的《励学篇》，“敦行”见于《礼记·曲礼上》，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则来自古训“修古好学，实事求是”等等，不胜枚举。

美国大学校训则给人们留下了不拘一格的文风印象，没有引经据典，但却不乏深邃哲理，又充满了清新的生活气息。在美国大学校训中几乎见不到四言二句或二言四句对仗工整的校训，其文风轻快明了，多以词组或完整句子表达，不苛求一致工整，字里行间折射出美国大学对自由的独特理解，对诸如道德、信仰、真理等价值取向的表达也是从多元学科视角以及生活等细微层面着手表述，令人在轻松的情感体验中感知到深邃的哲理。比如，莱斯大学的校训“文学，科学，艺术”告知学子三者不可偏废，因为它们都是价值审美的源泉。范德堡大学的校训是“教育是当下与未来的必需”，圣母大学的校训是与众不同的“生活，甜蜜，希望”，而宾夕法尼亚大学和伊利诺斯城市大学的校训则是开诚布公地告知“毫无特点的学习将一事无成”与“学习与劳动”。这些与众不同的价值表达方式正是美国大学校训的精彩之处。

三、继往开来：校训建设的期许

中美两国大学校训从形式与内涵的视角来看既有同之美也有异之秀，都是不同文化传统中价值理念的高度凝练。然而，纵观我国“211”大学校训，尽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做了积极诠释，但与美国大学校训相比还有可以不断完善的空间。

（一）继承传统，超越创新

未来我国大学校训的建设首先要解决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把创新的风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从表达形式上看，“211”大学的校训多是四言二句、二言四句的工整对仗句，虽然出自古代经典著作，有着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但文风上过于拘谨，各校校训之间雷同较多，缺乏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相比之下，美国百所大学校训的表达方式则相对轻快灵活，既给人以启发，还拉近了大学与社会的无形距离。比如，芝加哥大学的“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圣母大学的“生活，甜蜜，希望”，西北大学的“凡是求真”，迈阿密大学的“与其高谈阔论，不如笃实有成”，佛吉尼亚理工学院的“我可以”和科罗拉多大学的“让你光芒闪耀”等等，我国“211”大学可以对此学习借鉴，将其优势与自我优势融合，推陈出新。令人欣喜的是一些“211”大学的校训已经迈出了创新的步伐，比如中国农业大学的“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中国医科大学的“精业济群”，中央民族大学的“美美与共，知行合一”等，也有一些非“211”大学的校训也值得称赞，像成都理工大学的“穷就于理，成就于工”，国家会计学院的“不做假账”和北京舞蹈学院的“文舞相融，德艺双馨”都新意有加，堪称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勇于创新的校训典范。

（二）关注个体，力倡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道德文化，努力建构天伦和人伦秩序，强调天人合一、人人和谐的大美道德境界，但却可能因为过多强调共性的和谐而忽略了人的个性诉求，制约了精神上的自由驰骋和创新能力，反映在“211”大学校训中的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共性十足，个性缺乏，对人作为个体的意义关注不够，校训中没有出现具有独立意义的“人”或“人生”的价值取向。而美国大学校训可以成为我们借鉴学习的对象，如芝加哥大学就提出“让知识充实你的人生”，埃默里大学的校训则是“聪明人的心得知识”，南加州大学的校训是“全胜的人获此荣誉”。与此同时，与美国大学相比，“211”大学校训中以知识或科学为价值取向的特征并不明显。陈寅恪曾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员》中指出，“吾民族所承受文化之内容，为一种人的主义之教育”，这不能不说是对我国传统教育的高度凝练。然而，大学教育理念中不能只有人文精神，还需要科学精神与之相辅相成才是完整的发展取向。就此一点，在美国百所大学的校训中多有体现，也是美国大学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造就了美国在科学领域的领先地位，值得我们反思学习。

（三）开启美育，追求幸福

美育在中国传统道德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它通过审美熏陶完善社会个体的道德品性，纯洁自我的精神世界，对促成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最终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隐性促动作用。北京大学首任校长、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高度重视美育在人才培养中的意义，提倡“五育并举”，可谓高瞻远瞩。因为美育带给人们的是一笔不可估量的精神财富，美的鉴赏能力需要通过理性的价值判断和感性的体验才能把握，它也是通向个人幸福的必要中介。纵观“211”大学校训，绝大多数没有提及美育，仅有四川大学校训“重德，博学，务实，尚美”中对美育有所谈及，说明我国高校对美育的重视程度尚有很大不足，而以人才的幸福为主旨的提法则完全没有见到，这与美国百所大学的校训形成了鲜明反差。莱斯大学把美育的重要途径“艺术”揽入校训中，圣母大学则把幸福的关键要素“生活，甜蜜，希望”名列其中，密歇根大学主张“艺术，知识，真理”三育并举，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目标则是促成大学生“让生活更美好”，彰显人本主义关怀。综上所述，“211”大学校训建设中可以学习借鉴美国大学价值取向的成功之处并为我所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大学校训的内涵丰富性与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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