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人口红利视域下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探析

孙明英+冯增俊

摘要：在知识生产已经打破基础和应用界限的今天，新型城镇化建设为高等教育发挥服务社会功能提供契机。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最终依靠人的现代化，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建设处于共生关系之中。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除了带动、辐射以及塑造功能之外，还能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的路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并能有效地服务于农民的市民化。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变革的引擎，促使高等教育通过培养切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本质。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高等教育;服务社会;二次人口红利

一、问题的提出

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远低于发达国家80%及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建设将是中国一项艰巨的历史性任务。[1]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甚至将中国城镇化与美国高科技并列为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城镇化已是中国不断扩大内需的“动力源”及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加速器”。

这里的城镇化特指新型城镇化，而新型城镇化建设尤其需要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参与。一方面，在知识生产已经打破基础和应用界限的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其功能要转移到服务社会上来，新型城镇化为高等教育服务转型提供契机;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这与以过度消耗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为支撑而农民却没有真正实现市民化的传统城镇化道路不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城镇生活意识，这就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农村劳动力资本的二次开发，从而获得城镇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本文将在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讨论高等教育如何主动对接或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问题。

二、城镇化转型与教育的关系

（一）城镇化发展定位

目前中国城镇化主要以物的城镇化为主，具体表现为造楼运动明显，以致有些地方出现“鬼城”，这种城镇化被称为“表象城镇化”。实际上城镇化不仅是人口居住空间的迁移，同时伴随的是人的价值观念的转变。政府通过行政手段使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同时，也要尽快使农村人口适应城镇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

以造楼运动为主的城镇化属于传统城镇化道路，新型城镇化则更加强调人的城镇化，而人的城镇化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在客观上要求新型城镇化建设应让教育先行。一方面，以产业结构调整和生产方式变更为内容的新型城镇化需要一批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的高素质人才，但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文盲、半文盲比例偏高，只有借助教育才能将农村潜在劳动力资源转化成符合城镇非农产业所需要的人才[2]。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对于农民来讲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工作变动或空间移位，而是一种全面市民化过程。市民化要求农民在价值观念、思维模式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转变。一般来说，新型城镇化要求农民具有自我意识、环境意识、开放意识和求知意识以及迅速适应城镇定时定点等工作方式的能力，并在思想观念上彻底放弃小农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小农意识。

鉴于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低下的客观事实，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可忽视高等教育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但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主要聚焦于职业高等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促进作用。新型城镇化打破了封闭的“二元经济结构”，吸引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但这种转移的有序性需要农民具备较高的劳动素质和专业技能，如此才能符合新型城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以专业性、实用性、多样性等为特点的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农民的职业技能和就业能力，使之更快融入新型城镇的工作和生活，发展职业教育是确保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转移的必要前提。新型城镇化亦因伴随服务业的兴起而需要发展职业教育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素质，职业教育是优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路径。[3]从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角度分析职业教育对新型城镇化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二次人口红利”，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投资人自身即开发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反过来，经济增长能更好地利用人力资本并最大化实现人口红利效益。[4]另外，通过农民职业培训体系和创业扶持体系能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就业能力以及促使农村人口负担转化为人才智力资源，职业教育能很好地服务于农民市民化。[5]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建设处于共生关系之中，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目前主要局限于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这是一种被动适应城镇化的教育服务模式，缺乏通过普遍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在人口红利式微的形势下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研究。

（二）何谓新型城镇化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探析

“城镇化”是中国学者创造的一个新词汇，在官方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1999年）中被正式采用。“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转移以及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该过程伴随着城镇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以及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但综观中国过去的传统型城镇化模式，其特点是“市民身份不对等的不完全城镇化”、“人口城镇化与用地城镇化不同步的盲目扩张式城镇化”、“高成本城镇化”、“行政命令推动下的城镇化”以及“带来资源严重消耗与突出环境污染的城镇化”。[6]

针对传统城镇化模式存在的严重问题，需要对中国城镇化战略进行调整和优化，改传统城镇化模式为新型城镇化道路。何谓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不是简单指城镇人口比例的增加以及规模的扩张，而是强调在产业结构、人居环境、社会保障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实现由“农村”到“城镇”的转变，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可持续发展。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亦称“农民市民化”。2013年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中国户籍城镇化率非常之低，非农户籍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仅为27.6%，20年内农转非比例仅增长了7.7%。[7]相比之下，土地城镇化却远快于人口城镇化，这是一种粗放型增长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具体体现为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以及劳动力的廉价使用，劳动力素质没有得到深入开发，人力资本利用率并不高。但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有很大不同，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标志是市民具有能与工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匹配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并具有适应工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行为习惯。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个由农民到市民的转化过程，关键是人怎么变化发展，这其中需要研究通过教育以何种方式的发展来配合推动。

人的城镇化从更深层的含义上讲是指人的现代化，由自然人转化为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智慧新人的过程。英格尔斯（Alex Inkeles）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对阿根廷、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印度等六个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经验研究中提出了人的现代化理论，并从十二个方面勾勒出现代人的特征，如现代人乐于接受自己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行为方式以及准备接受社会的改革和变化等，现代化过程被认为是一个走出落后、保守心态，主动接受新观念、新思想的过程，因为现代化最显著的标志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化，要求人们欣然接受和迅速适应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成为充满创造智慧和革新思想的人。[8]

英格尔斯等人强调文化和观念对人的现代化的作用，列维（M.J.Levy）认为能源和动力的革命是工业化的标志，把现代化理解为工业化过程，或者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现代化指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后的特定国际关系格局下，经济上落后国家通过大兴技术革命，在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科学技术被视作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新型城镇化要求市民具有主动接受新事物的观念和革新的思想并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突破陈旧生活方式，主动接受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改革，追求创新。

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进步主要依靠教育发展，在现代化社会中，无论是高度发达的社会还是步入现代化的后来者社会，教育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帮助每个人去适应未知的未来社会。[9]按照这种观点，高等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应以全面理性为最高原则，根据人的全面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持续进步要求，全方位变革不相适应的传统教育，使之向合理性与效率性相统一的现代教育转变，通过积极主动改革来服务社会，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外城市化历史表明，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源于产业不断演进。产业变迁是加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通过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来推动经济增长。主导产业在由农业向工业和现代服务业转变的过程当中，劳动力应具备适应城市中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所需的专业技能和素质。事实上，随着中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成为社会的“轴心机构”和经济发动机与动力源。促进人的城镇化是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应回应的重大社会需求，那么城镇化和高等教育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内在联系，怎样才能实现两者之间的结合，达到既推进了城镇化，又发展了高等教育？

三、新型城镇化建设与高等教育使命

（一）高等教育与城镇化关系历史审视

从历史演进来看，大学与城镇化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学为城镇的形成培养了人才，提供了由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型的基础。大学诞生之初就是以学者行会形式出现，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复兴为大学兴起提供了契机，城市与农村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城市中存在劳动分工。城市的兴起，出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等职业。在国王和教皇的保护下，大学学者渐渐与城市劳动者相分离。自古希腊和教皇们就存在一种传统思想，拒绝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提并论，拒绝将“自由艺术”和“手工艺”相提并论。这导致大学学者与城市劳动者群体相分离，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教会与世俗政权共同豢养并为其服务的享俸者和公务员。[10]因此，中世纪大学虽然开设法律、医学等课程，为城市培养职业人才，但基本上停留在经院哲学阶段，不注重实践。

直到19世纪德国现代大学的崛起，封闭的、僵化的经院教育转向到与社会发展同步、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把科学研究引入大学，给大学注入创新的精神，科技的大发展迎来了工业革命的大发展。德国大学是由政府创立的，法律规定学校和大学是国家机构，其目标是教给年轻人有用的信息和科学的知识。[11]普鲁士官员彼得·博伊特（Peter Beuth）确信普鲁士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是技能的缺乏而不是资本的缺乏，因而于1821年开办了柏林职业技术学院，致力于讲授从国外引进的替代性的技术技能。为了满足新的社会需求，19世纪德意志创建了9所技术学院，而技术大学是由若干个技术学院构成的联合体，并于19世纪下半期逐渐获得了与大学相等的地位。鉴于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杰出贡献，1898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柏林等工科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1800-1820年间，德国各州农业人口占70%左右，属于落后的农业国，主要靠出口谷物给英国。相对于老牌资本主义英国来说，19世纪初德国的工业化相对落后。19世纪技术熟练的劳动力储备给德国带来了好处。1840-1870年德意志关税同盟成立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在德国兴起，城市化全面启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主要角色是英国工匠和技师，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掌握了专门知识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迅速产业化，企业建立在最新技术成果基础上，构成以钢铁、电气、化工等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形成了以重工业为核心的莱茵工业化模式。工业发达的莱茵、威斯特法伦、勃兰登堡柏林地区迅速崛起一批新型工业城市。德国在1910年城市化率就达到60%，基本实现城市化。[12]德国是继英国后第二个实现城市化的国家。德国城市化的步伐与德国工业化的步伐一致，在高度工业化的推动下城市化强劲发展。高速工业化给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带来就业机会。成熟化的城市由产品加工和低层次服务向信息处理和高层级服务转变。在德国城市化过程中高等教育发挥了基础性作用，通过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通过科学研究支撑了产业提升。在这一过程当中，德国高等教育模式为世界所效仿。

美国大规模城市化过程同样得益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城市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于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13]在迄今2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历经手工业时代、制造业时代和信息产业化时代，棉纺织业、钢铁业、汽车等制造业、信息产业相继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会减弱，服务业成为继续拉动城市化的动力。美国产业的每一次升级飞跃几乎都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支撑。1862《莫里尔法案》签署后诞生了68所赠地学院，赠地运动回应美国迅速发展的工业和农业需求，高等教育渗透到了农业和工业当中，适应工业发展的技术教育和高级专业的学科与人文学科结合起来，把高水平真理和知识服务于社会需要的地方。195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以电子工业为基础，形成产学研发展体系，成为世界著名的“硅谷”。“硅谷”成为高科技工业中心，形成一系列新兴小城市，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高等教育与城镇化之间呈现出一种互动共生关系。高等教育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现代技能的人来促进城市化进程，通过科学研究支撑起城市化产业从而吸引就业，形成人口的集聚效应。高等教育在这一过程当中走向实用和功效，成为真正的现代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多是政府主导行为，通过新的产业培育形成集聚城镇的模式很少出现。中国高等教育在深化改革的同时，能否在培育新的产业和促进产业升级方面贡献智慧，通过科技贡献带动新型城镇化发展是对高等教育服务能力的一种考验。

（二）人的城镇化与高等教育的回应

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今天要求高等教育在传授知识和创新知识的同时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化建设与大学教育之间的关联性可谓与日俱增。一般而言，开办一所质量较高的大学将具有远远快于并高于由产业集聚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高等教育是拉动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能有效地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稳定转移。高等教育也是拉动城镇经济发展的“绿色引擎”，能带动城镇房地产开发、餐饮、交通、文化、信息等产业的快速发展。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具有塑造和教化功能，对实现进城农民“市民化”以及城镇文明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实际上，高等教育与新型城镇化的关联性除了带动、辐射以及塑造作用之外，高等教育亦可以促进人的城镇化即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人才支撑，这种支撑以开发二次人口红利为路径。人口红利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是1998年布鲁姆（David E.Bloom）研究东亚奇迹时提出来的，主要指在某个时期内劳动人口比重较大，而少年和老年人口比重较小，从而形成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机会。[14]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具体体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农民工成为主要劳动力供给源，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于是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两个方面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额外源泉，称为人口红利。[15]研究表明，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有27%的比重是靠廉价劳动力支撑，即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是27%。[16]但这仅仅是第一次人口红利，其利用形式主要是农民就业结构和就业身份的转化而不是消费模式、社会身份的转化，也就是说农民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市民，没有进入到更高水平、更具现代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中来，农民对社会公共服务以及城镇居住设施提出的需求还没有被充分挖掘。

“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为高等教育转型到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契机。蔡昉把“刘易斯拐点”解释为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17]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量大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传统城镇化道路并不具有可持续性。怎么办？一个替代性选择就是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新的人口红利，即走一条依靠人力资本的提高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道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从培育和提高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角度主动服务于新型城镇化建设。按照这种思路，高等教育将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实现现代化转型，既发挥对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的作用，又肩负培育新的劳动力以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任。

中国量大价廉的人口数量红利正在逐步消失，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开始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果能够正常解决城镇化问题，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减缓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下降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很多人从农民变成市民，而农民和市民的劳动力素质不一样，这就是第二次人口红利，其以挖掘人力资本的利用率为主，同时通过社会保障制度的安排，形成新的储蓄动机，保持储蓄源泉等。第二次人口红利将在中国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18]在这种背景之下，高等教育将主动抓住新型城镇化建设这个契机，通过人力资本的培育与二次开发所形成的人口质量红利来服务新型城镇化建设。

四、高等教育推进新型城镇化路径选择

大学作为历史悠久而奇特的组织，一般来讲只需要完成三项任务，知识的积累、知识的传播和知识的更新。但是如果大学要继续生存下去，就要为社会服务，要把这三项任务首先同实际效用结合起来。[19]而当下中国以人的城镇化为主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则为高等教育服务社会提供了路径选择。

纽曼（John Henry Newman）强调大学是培养理智的场所，除了知识本身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大学正是通过最适宜于个体的理智训练，从而达到个人最好地履行社会职责的实用目的。[20]纽曼的大学理想是精英性质的，在教育过程中实现人的自我完善，而不是注重实用性和职业性，主张教育是对生活而不是职业的准备。纽曼的理想同时也是远离社会的，当他在畅谈大学理念之时，工业革命已经来临，大学开始进行专业教育以培养专业人才。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具有社会弥散性，已经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迈进，知识的发现、应用和使用紧密整合在一起。大学要抛弃经院哲学的学术思维，把大学发展转型到服务社会上来。大学服务社会模式历经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促进产业提升几个发展阶段，在知识经济发展之下，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已经成为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模式。[21]产业升级与转型最终需要具有科技技能和创新意识的现代新人来肩负，同样，新型城镇化的实现最终依靠人的现代化来实现。

高等教育服务新型城镇化主要是着力于实现人的城镇化，重点是从人力资本的培育角度来实现其社会功用，即培养具有现代意识和具备职业技能的现代人，从而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具体而言，高等教育首先要树立教育服务社会的理念，培养具有职业技能的创业型人才。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是切合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但一般认为，职业教育如县域职业高中、职业技术学院、电视大学等因培养农村劳动力而与城镇化建设密切相关，但普通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则只专注于高深学术研究。这是一种认识误区，中国目前城镇化发展单靠农民工技能的低层次培训已经不能满足需求，新型城镇化要求高等教育提供更高层次的智力型人才。中国社会目前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在城镇化过程中并不是只存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制造业更多向服务业转变，服务业更趋向于信息和高科技的支撑，而不囿于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层次的服务业。因此，需要高等教育切合新型城镇化需求来着力于创新和创业人才的培养。

城镇被认为是一个具有高度流动和没有人情味的集合体，城镇化加速了农民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瓦解，这注定农民在转向市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文化的失落感和缺乏归属感。全球化的影响同样波及城镇化，互联网对现代和后现代的情绪进行全球传播，这将使农民在接受新的信息的同时表现出迷茫和盲从。而高等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载体，要通过文化创新去消除农村劳动力保守落后的封闭文化，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开放气质，崇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人才，以及通过文化辐射作用来培养具有现代市民精神的人才。

总之，高等教育作为知识生产的载体，知识的创新和运用是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内在逻辑。新型城镇化作为现阶段中国重大的社会需求，需要大学积极回应。从中世纪大学诞生的源头来看，大学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城镇的兴起。高等教育与城镇发展之间存在本质的联系，通过培育现代人来发展城镇，同时也成就为真正的现代大学。大学与城镇之间的逻辑不仅是为了获取大学发展资金，而且是大学发展的本质需求。发现潜在的社会需求是21世纪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新型城镇化建设将成为中国大学变革的引擎，大学通过培养切合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而回归到服务社会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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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