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期刊杂志

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发展历程中的特征与趋势分析

时间:2024-05-04

郑新民+杨春红

摘要: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公认的语言政策制定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其语言教育政策总体上可以分为同化时期、多元化时期和优先化时期三个时期,体现了其语言教育政策从独尊英语到倡导多语教育,再到优先发展亚洲语言教育独特的发展历程。本文通过对其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并着重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相关语言教育政策进行分析,揭示其语言政策变化的社会背景,概括当代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主要特色以及未来的可能动向,总结其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我国制定语言教育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英语;特征;趋势

语言教育政策指的是一个国家为实现教育目的而颁布的相关法令、法规及政策等指导性文件。[1]一般涉及到强势语言(母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三部分的教育。[2]语言教育政策关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国际交流等方方面面。因此,各国都非常重视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施。

澳大利亚是一个典型的多语言、多民族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语言政策制定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3]1987年,澳大利亚为促进语言文化多样性,推动民族和谐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颁布了《国家语言政策》这一纲领性文件,这是澳大利亚首个综合性的有关语言政策的文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逐渐转向了单一的语言教育规划,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语言教育政策,为澳大利亚解决语言教育的问题和促进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制定及其实践为其他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提供了借鉴。正如Clyne(1997)所说,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不但为美国、新西兰等英语国家树立了一个典范,也值得其他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认真研究和借鉴。[4]

本文所用的研究资料主要通过Google Scholar,SAGE,Elsevier、EBSCO、Cambridge 电子期刊以及CNKI等数据库进行主题的搜索获得,所用书籍和相关的政策文件主要来自笔者工作所在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通过这些途径,笔者收集到了与澳大利亚语言政策有关的资料如下:专著十余部,语言政策文件数十份,中外文期刊论文约百篇。本文主要运用文献分析法对收集到的相关资料进行研读、梳理和分析,旨在对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当代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及其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描述和探讨,以期为我国语言教育政策的制订和规划提供一些经验借鉴。为确保诠释的有效性,[5]我们特别通过电子邮件向Alastair Pennycook和Joseph Lo Bianco等专家进行了请教。

一、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同化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

1901年,澳大利亚成立联邦制国家。为推进国家的民族化以及建设“澳大利亚英国人”的国家,政府实施了“白澳政策”,以限制非欧洲移民等有色人种入境,并对国内的有色人种采取同化政策,[6]该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政府语言同化政策的正式开始。[7]澳大利亚政府一方面将土著居民赶进特殊的保护区,对他们实施强制性英语教育,试图逐渐消灭他们的语言和文化;另一方面,通过实施英语教育、关闭一些双语学校等措施迫使移民放弃他们的母语和文化,同时也将德语和法语等语言排挤出澳大利亚语言圈。直到上世纪60年代初,澳大利亚政府仍对非英语语言抱有一种敌视态度,使用非英语语言被视为一种不忠于国家的行为。①[8]直到60年代末,随着大量不同来源国的移民的涌入,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关注移民问题及其语言问题,并意识到同化政策已经行不通了,[9]于1972年废除了“白澳政策”,并开始逐步推行多元文化和多元语言教育政策。

(二)多元化时期的多语教育

如前所述,澳大利亚政府废除了“白澳政策”,并开始推行多元文化政策。在少数族群团体、语言专业团体以及联邦政府机构的共同推动下,由澳大利亚语言学家Joseph Lo Bianco负责撰写的《国家语言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于1987年颁布并实施。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由官方制定的综合性语言政策。该政策的第二部分对语言教育进行了规划,提出了澳大利亚语言教育的三大原则:(1)全民学英语,即既开展英语母语的教育,又支持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育以及外语的教育;(2)全民学一门英语之外的语言,即支持非英语背景的孩子保持其母语、开展社区语言的第二语言教学,以及允许学习一些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较为重要的其他语言等;(3)支持土著与海峡岛语言,通过双语教学项目支持土著语言学习。[10]

1991年,澳大利亚政府又颁布了题为《澳大利亚的语言: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能力政策》(Australias Language:The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cy Policy)的《白皮书》。该政策主要强调了英语在澳大利亚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提高澳大利亚人英语读写能力的必要性。鉴于非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性,该政策还指出了澳大利亚目前所面临的非英语语言学习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等,并对非英语语言的学习设定了一个长远的目标。对于土著语言,该政策一方面强调了土著人应亟待提高英语水平,另一方面也表示要支持他们学习和使用土著语言。另外,该政策将土著语、德语等14种语言确定为优先语言,其中包括汉语、印尼语、日语、韩语、泰语等5种亚洲语言。[11]作为《国家语言政策》延续的一项新政策,可以看出《白皮书》并不是一个综合性的语言政策,该政策重点对澳大利亚语言教育进行规划,是典型的语言教育政策。

(三)优先化时期的语言教育

自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澳大利亚经济和外交的重点转向亚洲,亚洲语言教育逐步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关注。如前面提到的《国家语言政策》和《白皮书》都已将汉语、日语、印尼语等亚洲语言列为澳大利亚优先发展的非英语语言。上世纪90年代,考虑到与亚洲日益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澳大利亚政府于1994 年在《亚洲语言与澳大利亚的经济前途》(Asian Languages and Australias Economic Future)的政策报告中将亚洲四种语言,即汉语、日语、印尼语与韩语定为对于澳大利亚具有战略意义的语言。随后,澳大利亚政府正式签署了一项纲领性文件,即《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学习战略》(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chools Strategy,NALSAS)。该战略旨在促进澳大利亚所有学校系统的四门亚洲语——汉语、日语、韩语和印尼语的学习。从1994到2002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通力合作,资助亚洲语言学习战略。[12]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亚洲主要语言从语言教育的边缘一跃而成为澳洲各级教育中最广泛的语言科目,取代了欧洲语言的传统统治地位。但是,随着该项战略于2002年底的结束,政府的资助也随之减少,学习亚洲语言的人数有所下降。 [13]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进一步加强亚洲语言的学习,陆克文政府于2009年启动了一项《国家亚洲语言与研究计划》(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NALSSP),继续支持亚洲语言的学习。该计划指出,到2020年,中学学生毕业时能够使用四种亚洲语言(汉语、日语、印尼语、韩语),能够流利使用一种语言的比例应达到12%,能够在未来有能力从事与亚洲有关的事务。[14]2012年,吉拉德总理发布《澳大利亚在亚洲世纪》(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的白皮书,白皮书提出提高亚洲素养是澳大利亚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支持亚洲语言的学习,澳大利亚的所有学校应与至少一所亚洲学校建立联系,优先支持亚洲语言的教学,包括利用网络进行学习等;所有学校在中小学教育阶段必须教授前面提到的四种亚洲语言中的一种。[15]

二、当代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

纵观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政府继续致力于制定和完善语言教育政策,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语言教育政策。这些政策从整体上来看体现了以下发展特征。

(一)以国家利益为主导

语言教育与语言政策大多是由政府制定的,不可避免地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16]语言教育政策表面上是为了解决语言和教育问题,但其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利益。在不同时期,各国政府会随着国家利益的调整,制定与社会发展相一致的语言教育政策。澳大利亚不同时期的语言教育政策是与其不断调整的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澳大利亚建国之后,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身份的认同,澳大利亚实施独尊英语教育的政策,迫使土著人和移民学习英语,以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从而维护了国家的政治和安全利益。1989年,国家颁布《语言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将语言教育与丰富文化知识、促进族群包容、开发语言经济价值、服务对外贸易联系起来,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加强国际关系,维护国家安全。[17]

在优先化语言政策时期,澳大利亚优先发展亚洲语言的政策则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利益的重视。如前所述,伴随着澳大利亚经济逐渐融入亚太经济与贸易圈,实现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维护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环境都是关系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的大事,因此发展亚洲语言教育便成了澳大利亚各界政府制定语言教育政策时所考虑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语言的经济价值

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是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个人和社会可以对其进行投资而获得收益。有意识的获得某种语言技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具有经济优势的资源。[18]

近20年来,在澳大利亚,语言也被看作是一种具有经济优势的资源,澳大利亚非常注重语言的经济价值[19],澳大利亚所颁布的一系列语言教育政策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加强了对英语读写能力的重视,比如,上文已提到,1991年,澳大利亚颁布了《澳大利亚的语言:澳大利亚语言与读写能力政策》的《白皮书》,该政策旨在强调英语在澳大利亚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认为英语读写能力与就业、教育和培训等密切相关。澳大利亚人的英语水平对提高澳大利亚教育质量,增强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该政策指出提高澳大利亚人英语的读写能力是重要而且是必要的,并给予资金资助提高国人的读写能力。为进一步提高澳大利亚人英语读写能力,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国家读写能力规划》,再次明确强调要提高澳大利亚人的英语读写能力。

在外语教育方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澳大利亚制定的语言教育政策都非常重视亚洲语言教育,优先发展亚洲语言,因为亚洲语言对于澳大利亚来讲是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语言。如前所述,亚洲国家已成为澳大利亚重要的贸易伙伴,澳大利亚亟需培养熟悉亚洲语言和文化的人才。鉴于亚洲语言的重要经济价值,澳大利亚分别于1998年和2009年颁布了亚洲语言学习与教育的政策,对亚洲语言教育给予资助。

(三)以显性语言教育政策为主

语言政策可以分为显性政策和隐性政策。所谓显性政策是指政府法令以及条例规则等明文规定的政策;隐性政策则是指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叫“语言文化”。[20]澳大利亚学者Richard 和Baldauf认为澳大利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语言政策以显性语言政策为主,语言教育政策也主要以显性为主。[21]纵观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语言教育政策法规和文件,对其语言教育进行规划。《国家语言政策》是澳大利亚实施显性语言教育政策的重要标志,该政策对澳大利亚的各种语言的学习进行了详细的规划;《白皮书》则对澳大利亚人的读写能力,尤其是母语的读写能力进行了规划,这是一个典型的显性语言教育规划。而《澳大利亚国家学校亚洲语言与学习战略》更是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明文指出要促进澳大利亚人对汉语、日语、汉语(韩语)和印尼语等四门亚洲语的学习。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以显性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在澳大利亚,英语作为官方语言与其它语言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关系,其它语言(土著语言和社区语言)都无法对其核心的地位构成威胁。这样政府才有可能不用冒很大风险来实施多元文化精神的显性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22]澳大利亚实施的显性语言教育政策对于促进民族、国家认同和保护语言多样性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三、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趋势

(一)保持母语的重要地位

澳大利亚将继续推行以母语(英语)为主的语言教育政策。母语是一个民族的重要元素,是其文化的象征符号。各国加强母语教育就是强化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增强民族自豪感。从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出,英语作为澳大利亚的主要语言,是各个时期语言教育政策的重点,一直以来是澳大利亚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工具。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英语成为一种全球化语言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英语不仅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母语,而且成为大约70多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和100多个国家的第二语言或者是外语。[23]一些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国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战略伙伴,这些国家都把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外语,极其重视英语教育。此外,在国际政治经济交流日益频繁的全球化时代,通过语言的国际推广提升国家软实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国家战略。英语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等都制定了本国的语言国际推广政策。因此,澳大利亚作为一个英语国家,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对内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民族认同,还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参与国际交流,在国际上推广澳大利亚英语,传播本国文化,英语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由此可见,澳大利亚将会继续加强英语作为母语和英语作为二语和外语的教育。

(二)加强外语教育,继续优先发展亚洲语言

澳大利亚将继续加强外语的教育,而亚洲语言教育优先的地位将会继续保持。近年来,澳大利亚外语教育发展状况并不是很好。目前,澳大利亚外语教育主要存在学习时间短、学习人数少、师资缺乏、教学质量不高、非英语语言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低下等问题。[24]2007年,澳大利亚“八校集团”发表报告《危机中的语言:澳大利亚的拯救计划》。该报告认为澳大利亚语言学习尤其是外语的学习正处于危机之中,澳大利亚必须采取措施促进外语教育的发展,以避免单语引起的国家教育、国家安全和经济等方面的严重后果。[25]因此,澳大利亚政府亟需针对澳大利亚的外语教育问题制定相应的语言教育政策。另外,澳大利亚将继续支持亚洲语言的学习,因为亚洲国家不仅是澳大利亚外贸的重点,也是其未来经济命脉所系。在国家安全方面,亚太地区也是澳大利亚的安全重点。2013年1月23日,澳大利亚前总理吉拉德在澳国立大学发布该国历史上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大与安全: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Strong and Secure-A Strategy for 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该报告建议澳政府加深与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的关系。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艾伯特是联盟党领袖,据澳洲镜报报道,在其竞选时,其所在的联盟党主张澳大利亚政府应尽快与各州合作,让12年级的学生中有40%能够学习第二语言,且最好是亚洲语言。[26]总之,不管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还是出于国家政治与国家安全考虑,澳大利亚都需要培养熟练掌握亚洲语言的人才。因此,有理由相信澳大利亚会进一步加强外语教育,特别是优先发展亚洲语言教育。

(三)加强对土著语言的保护

澳大利亚将会进一步加强土著语言的保护和复兴运动。近年来,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现象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通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以来,保护和拯救濒危语言、倡导语言与文化多样性以及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的呼声越来越高。很多国家也都在制定相关的语言保护政策以避免少数民族语言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逐步认识到土著语言是澳大利亚珍贵的文化遗产,并着手采取措施保护土著语言,但土著语言的状况不容乐观。在所有250 多种澳大利亚土著语言中,只剩145 种语言仍在使用,其中约100 种语言已严重濒危。目前只有5种语言仍处于健康状态。[27]很显然,如果不采取措施保护这些语言,很多土著语言将会永远消失,而随之一起消失的还有这些语言所代表的文化和价值。2008年,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报告中向百年来遭受悲惨命运的澳大利亚土著人公开道歉,这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有意跟土著人进行和解。所以,土著语言和文化可能将会受到政府的重视和保护。语言教育是保护语言极其重要的手段,可以预见,土著居民的语言教育将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与重视。

四、结语

澳大利亚作为倡导多元文化的国家,是世界上公认的语言政策制定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继续致力于制定和完善其语言教育政策。通过这些语言教育政策的实施,英语作为澳大利亚母语的地位继续得到强化;社区语言得到了重视,外语尤其是作为“优先发展语言”的亚洲语言得到很大的发展;土著语言的地位有所改善,逐渐受到了政府的保护。从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合理性主要在于重视英语以外其他语言教学的同时,竭力维护其母语的主导核心地位。可以说,这些语言教育政策为促进语言文化多样性、推动民族和谐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也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目前我国语言教育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汉语的内冷外热现象、外语热、外语语种布局不合理、少数民族语言濒危现象严重等问题。[28]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国家应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语言政策,对我国的语言教育进行长远的规划。澳大利亚语言教育政策实施的经验和教训可以为我国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经验借鉴。我们在制定语言教育政策时,应注意合理分配汉语、少数民族语言、外语的教育权重。汉语应是我们语言教育政策的基础和核心,只有制定完善的汉语母语教育政策,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和外语教育政策才能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在加强国内汉语教育的同时,应制定汉语国际推广的相关政策,传播中国文化。在外语教育政策方面,我们应该制定对自己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关键语言,对外语语种要进行合理布局、注重前瞻性。对于少数民族语言,我们应该制定真正体现少数民族平等和少数民族权利的语言教育政策,加大措施保护濒危的少数民族语言。

注释:

①澳大利亚的语言问题较为复杂,各州对语言课程名称的表述较多,如非英语语言(LOTE),第二语言、社区语言等等。本文出现的这些名称,作者视其为澳大利亚的“外语”。

参考文献:

[1]江健.东南亚国家语言教育政策的发展特征及趋势[J].比较教育研究,2011(9):73.

[2] [24] Ellis,E.et al.The Janus face of monolingualism:a comparison of German and Australia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10 (4):441,447.

[3] Firdaus.Indonesian language education in Australia:politics,policies and responses [J].Asian Studies Review,2013(1):27.

[4] Clyne,M.Managing language diversity and second language programmes in Australia[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and Society,1997 (2):94–119.

[5] Cohen,L.,Manion,L.& Morrison,K.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 (7rd Edition) [M].New York:Routledge.2012.

[6]Zufferey,C.‘Not knowing that I do not know and not wanting to know:Reflections of a white Australian social worker[J].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2(5):663.

[7] [22]王辉.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45,145.

[8] Smolicz,J.J.and Secome,M.J.Assimilation or pluralism? Changing policies for Minority languages education in Australia[J].Language policy,2003 (2):6-7.

[9] Ozolins,U.Language policy and its rationales [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04 (4):362.

[10] Lo Bianco,J.National Policy on Languages [S].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1987.78-160.

[11] Dawkins,J.Policy Information (“White”) Paper on the Australian Language and Literacy Policy,Companion Volume[S].Canberra:Australian Government Printing Service,1991.32-62.

[12] Erbus Consulting Partners.2002.Evaluation of the 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Australian Strategy,Vi-Xv.

[13] Lo Bianco,J.& Liu.澳大利亚的语言政策与中文教学生态环境[J].世界汉语教学,2007(3):121.

[14] NALSSP.2008.National Asian Languages and Studies in Schools Program[EB/OL].Available at:http://www.pm.gov.au/media/speech/2008.

[15]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2012[EB/OL].Available at:http://www.asiaeducation.edu.au/verve/_resources/australia-in-the-asian-century-white-paper.pdf.

[16]Slaughter,Y.The Rise and Fall of Indonesian in Australian Schools: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Policy and Planning [J].Asian Studies Review,2007 (31):301-322.

[17]刘晓波,战菊.澳大利亚语言政策的发展变迁及动机分析 [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163.

[18]Grin,F.Language planning and Economics [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2003.(4):15.

[19]陈平.政治、经济、社会与海外汉语教学——以澳大利亚为例[J].世界汉语教学,2013(3):401.

[20] Schiffman,H.F.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M].New York:Routledge,1996.

[21] Richard,B.and Baldauf,J.Issues of prestige and image in language-in-education planning in Australia [J].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2004(4):379.

[23] Crystal,D.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4.

[25]Go8.Languages in Crisis:the Rescue Plan for Australia.2007.[EB/OL].Available at:https://go8.edu.au/sites/default/files/agreements/go8-languages-in-crisis-discussion-paper.pdf.

[26]艾伯特总理了:全面解析澳大利亚新任总理[EB/OL].Available at:http://www.mirrorvision.com.au/index.

[27]Zuckermann,Ghil ad,徐佳.复兴语言学:一个新的语言学分支[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3(4):102.

[28]张治国.中美语言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责任编辑陈志萍)

免责声明

我们致力于保护作者版权,注重分享,被刊用文章因无法核实真实出处,未能及时与作者取得联系,或有版权异议的,请联系管理员,我们会立即处理! 部分文章是来自各大过期杂志,内容仅供学习参考,不准确地方联系删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