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办高校治理模式与形成机理：基于发展的视角

李望国+刘曼琴

摘要：中国民办高校治理的基础理论有委托代理、资源依赖与利益相关者理论，各理论有不同的假设前提并服务于不同的利益主体。针对不同的治理主要矛盾，倡导的治理模式特征各异，在实践中也各有适用性。我国现有民办高校控制模式主要有人力资本主导控制型、资本主导控制型、综合控制型，但主体仍然呈现出显著的单边治理特征。民办高校在创办初期、外延扩张、内涵提升的三个阶段中，治理机制形成的主导因素发生变化。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民办高校在发展的三个阶段其适用的治理理论各不一样。

关键词：民办高校；治理机制；资源依赖理论；共同治理

一、引言

从组织理论来看，任何一个组织都有治理问题，即在兼顾内部与外部机制的条件下，探索如何有效地实现组织目标。民办高校是一种组织，因此它也存在治理问题。[1]但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的私立高校不同，中国大多数民办高校有出资逐利性、发展时间短、竞争显著弱势、相关制度环境欠缺等特点，使得中国民办高校治理机制生成过程中有其特质性。[2]我国的民办高校受出资类型、发展战略、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也会随着其发展阶段的演进而发生制度的变迁。

从归属上界定，“民办教育指的是非直接地归属政府部门的学校。”[3]民办学校的共同特点是：首先，学校由非政府部门建立并维持；其次，学校资金来源于非政府部门但政府资金仍有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进入这些学校；再次，政府对这些学校的控制较为间接。为了使我们的研究注意力更为集中，研究对象更具同质性，本课题组以有独立建制的具有独立颁发学历资格的民办高校为研究对象，因为它与独立学院相比，创建资本、办学模式、竞争环境都具有明显差异。

二、我国民办高校治理典型控制模式

从横向角度来看，从我们课题组对现有民办高校的案例搜集与数据分析，我国现有民办高校治理机制模式大致存在三种模式： 即人力资本主导模式、资本主导模式与综合主导控制模式。需要说明的是，课题组对民办高校的分类是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因为民办高校治理资料的可获得性，虽力求客观但也难排除偏差。

（一）人力资本主导控制模式

该处的“人力资本”是指拥有办学经验、办学行政资源、吸引捐资号召力或办学能力等“特殊人才”。这类“人力资本”在民办高校的创办过程中经常拥有关键或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类控制模式在民办高校的治理中，由于举办者拥有的资源或能力，在民办高校举办过程中贡献较大，使该组织在同类竞争中更易于生存，在进一步的发展、壮大过程中树立起了个人权威。这种个人权威的树立，使得民办高校组织内部的治理机制中可能会产生以下问题：第一，人力资本权力相对强势，学校的控制权在人力资本手中，纵然表现为显著的“教授治校”，也会产生“单边治理”的弊端。这类治理模式，在一些退休教授举办的高校中较为常见，如北京城市学院、私立华联学院可以归为此类。第二，某一人或某几人长久掌控某校，虽然观点易统一，决策效率高，也可能会因囿于个人性格、偏好或认识而影响组织的正常、全面的发展。第三，本课题从各校的资料整理来看，发现我国的民办高校创校早的建于上世纪80年代，晚些的建于上世纪90年代。这些主要创办人，若是退休后才进入民办高校的创办，最年长的创办者已达耄耋之年，创办者出生于上世纪40年代者居多，也已古稀之年，但他们仍为一校的实际控制人。在这些控制模式中，一个很显然的问题已凸显，那就是我们在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中经常提到的“代际传承”问题。

（二）资本主导控制模式

前文已做过分析，我国现代民办高校的发展，是市场经济开放的结果，也是市场机制催生的结果。在政策放松、需求拉动的情况下，民办高校应运而兴。我国相当比率民办高校是基于对市场的判断而进入这个“投资领域”，进行投资办学。资本具有天然的逐利性，也就是说，我国许多因为良好“契机”或“商机”而涌入民办教育市场而投资办学的企业，其控制权天然地掌控在出资人手中。对于资本主导控制模式，人们更质疑其公益性，忧虑于其私利性。

（三）综合控制模式

在我们调研的民办高校中，因为产权的民办性，没有存在着显著的或自我定位为“政府主导控制”的学校。但我们在对所调研的学校中，可以比较出在有些高校中政府介入相对较多，或者其在内部治理时体现出更强的介入力。相较于上述两种单边力量显著的模式，我们发现由资本、人力资本与政府三股权力体现出的“势均力敌”模式，我们将其归为综合控制模式，在现有的民办高校中，这种模式比较少。在笔者看来，下述四所学校可以归为较为典型的综合控制模式。

以浙江树人学院为列，其创建时间相对早，为1984年。我国现有的民办高校的创建高峰期是十四大后，主要是上世纪90年代甚至更后期建立的。相对较早的建立期使得浙江树人学院成长的过程更为稳健，而非激进，使得单边治理力量出现的可能性下降；第二，学院举办者为浙江省政协的几位政府官员，并且后续也依然保持了与政府比较近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政府是一支重要的内部治理力量；第三，学校在发展过程中，有显著的捐资投入。换而言之，捐款在该校的发展中有显著的推进力。因此，我们看到，在该校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捐资、人力资本、资本构成了相对均衡的权力结构，在整个学院内部没有显著的单边治理力量。综合控制模式的形成，是由组织的产权、组织的发展等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三、民办高校治理机制形成机理

民办高校治理机制是其组织内的制度安排，是基于内部战略、外部环境，各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均衡结果。从制度形成与变迁的角度，以及对具有典型治理模式的民办高校的剖析，我们试图去分析民办高校治理的形成机理。

（一） 民办高校的发展阶段

虽然我国民办高校主要涌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二三十年间民办高校快速发展，经历了发展初期、发展壮大期、内涵式成长期。从发展的视角来看，不同的发展阶段，民办高校治理的主要影响因素不同。endprint

课题组将研究对象中已发展规模较大、制度相对规范、治理模式初步成熟的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创办初期、外延成长期、内涵提升期。（1）创办初期，是指规模较小，资金积累少，学校认知度低的开创期，此时的民办高校面临激烈竞争，内部制度以节约成本、整合资源为原则，组织所面临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生存。该阶段影响其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办学资金来源。（2）外延成长期，是指民办高校在我国对高等教育需求急速膨胀时，急剧扩张招生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在校生规模与教职工规模的阶段。这个阶段，民办高校战略目标是扩大办学规模，获取竞争优势。在该阶段，新的影响因素会影响民办高校治理，包括民办高校新的战略目标，外部环境的规模与成熟。（3）内涵提升期，是指民办高校从追求办学规模到向追求办学质量、办学层次跃升的阶段。内涵提升期，外部制度进一步完善，新的参与力量出现，民办高校自身战略的要求等，使得治理模式进一步变迁。

（二）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治理影响因素

在发展初期，产权属性与举办者类型是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举办者类型与出资目的直接决定了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与办学性质，并成为后续内部制度安排变迁时所依赖的“路径”[4]；其次是外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约束，比如，由教育界人士举办的高校，一般发展成为人力资本控制模式；而由企业投资办学的民办高校，一般发展成为资本控制模式。

在发展壮大期，发展战略是治理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办高校，有其不同的战略重点，治理模式成为服务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在个例分析中，发现民办高校为了诸如“升本”、“迎评”而对治理模式采取自主的多元化与与规范化等措施。

在内涵式增长期，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政府逐渐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或优惠性的税收政策以促使或引导民办高校内部治理规范化，并力促其公益性。通过任命党委书记，或者派驻督导专员等方式，成为直接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的一种权力力量。另外，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度的相对完善，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降低，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以及教师、学生权利意识的兴起，教师与学生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用手投票”，成为民办高校治理的重要权力力量。在不同阶段，民办调查高校治理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表现为图1。

（三） 各发展阶段的治理理论：制度变迁的角度

一个组织之所以选择某个治理模式，是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约束、自身战略等因素决策的结果。在不同发展阶段，它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选择。课题组从研究对象的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发现，在企业投资的民办高校，其治理模式更偏向于委托代理模式。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侧重于民办高校所有者对经营者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以使民办高校经营者的决策体现所有者利益最大。[5]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认为民办高校的治理，尤其是董事会治理会依据其内部战略、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做出决策。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近期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兴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成为了一种新的模式，除了学校的举办者、经营者，还有更宽泛的利益相关者被纳入考虑，它既能体现公益性，也能避免单边治理弊病。

对基于上述三种典型理论的治理模式归纳与总结于表4。

（四）民办高校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治理机制的选择是一种结合内外部因素而做出的均衡结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我国民办高校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形成、适用理论与制度变迁归纳如图2。

四、结论与建议

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现，我们试图归纳出民办高校治理变迁中呈现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民办高校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模式呈现出阶段性与战略性特点。它的控制模式取决于它的发展战略，以及该阶段对要素依赖程度与依赖弹性。在创建初期，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资金来源，民办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会将其所依赖的要素尽可能内部化，在这个阶段的治理实践、形成与资源依赖理论适用性较高。在外延成长期，治理机制的形成在既有格局下进一步受到内部战略调整、外部竞争环境的影响，该阶段的治理实践、治理机制的形成慢慢由资源依赖理论主导向委托代理理论模式转化，相当长时期会两种理论共同影响。

第二，单边治理仍然是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主要特征。一些高校的举办是依靠某一人或少数几人的能力、声誉或者资源而成长、发展，这种背景下的组织治理极有可能导致个人权威的集中。上文中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主导力量的分析，无论是人力资本主导控制模式，还是资本主导控制模式，但实际上，只要是控制权集中在相当少部分人手中，甚至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的权威来决定，即使控制者的性质不同，但控制模式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单边治理模式下使得组织决策偏向于某方利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也因此令人质疑。

第三，现有民办高校治理模式亟待转型。虽然从治理构架上看，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大多呈现的是“委托代理模式”，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个人威权治理的特征仍然显著。单边治理下的个人威权治理模式，必会产生一个代际传承或治理模式转型。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某一个体执政过久，个人威权过度集中会存在种种弊端：首先，组织内部难以出现制衡力量，容易导致一人独大，在战略决策与管理风格上，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意志与偏好；其次，相对于集体决策，个人决策对组织的发展带来风险更大；第三，当权威的个人出现健康问题，或者出现自然的老、病，组织的未来发展存在变数，如何实现良性的治理，或者家庭式的代际传承是一个显然的问题。

第四，政府开始逐步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这些民办高校的督导专员或党委书记已成为组织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力量，构成对既有单边治理一个有力的制衡。政府以这种模式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6]这种任命模式，即不同于民办高校聘任院长、副院长，也不同于公立高校任命校长、副校长。

第五，随着民办高校的发展，共同治理将成为主导选择。从纵向角度来说，民办高校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共同治理模式将是制度变迁的方向。[7]这是基于以下原因：（1）民办高校由小至大，由弱至强的发展，随着其自身战略的调整，需要进一步壮大与提升，它对优质的教师资源的依赖度会高于对资本的依赖。（2）竞争环境逐渐成熟，制度环境逐步完善，民办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成熟与规范，使得其对紧凑的个人权威治理的需求减弱。（3）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逐步降低，资产专用性进一步提高，使得从原来的“用脚投票”逐步转变为“用手投票”，其参与内部治理的诉求增加。（4）教育产业的特性及其公益性，要求在校学生、甚至已毕业的学生，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

参考文献：

[1]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07（1）.

[3]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4]王秀丽.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5]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6]李望国，刘曼琴. 政府职能与民办高校发展研究[J]. 高教探索，2011（3）.

[7]尹晓敏.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钟嘉仪）endprint

课题组将研究对象中已发展规模较大、制度相对规范、治理模式初步成熟的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创办初期、外延成长期、内涵提升期。（1）创办初期，是指规模较小，资金积累少，学校认知度低的开创期，此时的民办高校面临激烈竞争，内部制度以节约成本、整合资源为原则，组织所面临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生存。该阶段影响其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办学资金来源。（2）外延成长期，是指民办高校在我国对高等教育需求急速膨胀时，急剧扩张招生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在校生规模与教职工规模的阶段。这个阶段，民办高校战略目标是扩大办学规模，获取竞争优势。在该阶段，新的影响因素会影响民办高校治理，包括民办高校新的战略目标，外部环境的规模与成熟。（3）内涵提升期，是指民办高校从追求办学规模到向追求办学质量、办学层次跃升的阶段。内涵提升期，外部制度进一步完善，新的参与力量出现，民办高校自身战略的要求等，使得治理模式进一步变迁。

（二）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治理影响因素

在发展初期，产权属性与举办者类型是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举办者类型与出资目的直接决定了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与办学性质，并成为后续内部制度安排变迁时所依赖的“路径”[4]；其次是外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约束，比如，由教育界人士举办的高校，一般发展成为人力资本控制模式；而由企业投资办学的民办高校，一般发展成为资本控制模式。

在发展壮大期，发展战略是治理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办高校，有其不同的战略重点，治理模式成为服务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在个例分析中，发现民办高校为了诸如“升本”、“迎评”而对治理模式采取自主的多元化与与规范化等措施。

在内涵式增长期，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政府逐渐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或优惠性的税收政策以促使或引导民办高校内部治理规范化，并力促其公益性。通过任命党委书记，或者派驻督导专员等方式，成为直接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的一种权力力量。另外，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度的相对完善，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降低，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以及教师、学生权利意识的兴起，教师与学生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用手投票”，成为民办高校治理的重要权力力量。在不同阶段，民办调查高校治理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表现为图1。

（三） 各发展阶段的治理理论：制度变迁的角度

一个组织之所以选择某个治理模式，是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约束、自身战略等因素决策的结果。在不同发展阶段，它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选择。课题组从研究对象的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发现，在企业投资的民办高校，其治理模式更偏向于委托代理模式。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侧重于民办高校所有者对经营者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以使民办高校经营者的决策体现所有者利益最大。[5]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认为民办高校的治理，尤其是董事会治理会依据其内部战略、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做出决策。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近期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兴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成为了一种新的模式，除了学校的举办者、经营者，还有更宽泛的利益相关者被纳入考虑，它既能体现公益性，也能避免单边治理弊病。

对基于上述三种典型理论的治理模式归纳与总结于表4。

（四）民办高校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治理机制的选择是一种结合内外部因素而做出的均衡结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我国民办高校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形成、适用理论与制度变迁归纳如图2。

四、结论与建议

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现，我们试图归纳出民办高校治理变迁中呈现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民办高校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模式呈现出阶段性与战略性特点。它的控制模式取决于它的发展战略，以及该阶段对要素依赖程度与依赖弹性。在创建初期，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资金来源，民办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会将其所依赖的要素尽可能内部化，在这个阶段的治理实践、形成与资源依赖理论适用性较高。在外延成长期，治理机制的形成在既有格局下进一步受到内部战略调整、外部竞争环境的影响，该阶段的治理实践、治理机制的形成慢慢由资源依赖理论主导向委托代理理论模式转化，相当长时期会两种理论共同影响。

第二，单边治理仍然是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主要特征。一些高校的举办是依靠某一人或少数几人的能力、声誉或者资源而成长、发展，这种背景下的组织治理极有可能导致个人权威的集中。上文中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主导力量的分析，无论是人力资本主导控制模式，还是资本主导控制模式，但实际上，只要是控制权集中在相当少部分人手中，甚至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的权威来决定，即使控制者的性质不同，但控制模式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单边治理模式下使得组织决策偏向于某方利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也因此令人质疑。

第三，现有民办高校治理模式亟待转型。虽然从治理构架上看，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大多呈现的是“委托代理模式”，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个人威权治理的特征仍然显著。单边治理下的个人威权治理模式，必会产生一个代际传承或治理模式转型。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某一个体执政过久，个人威权过度集中会存在种种弊端：首先，组织内部难以出现制衡力量，容易导致一人独大，在战略决策与管理风格上，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意志与偏好；其次，相对于集体决策，个人决策对组织的发展带来风险更大；第三，当权威的个人出现健康问题，或者出现自然的老、病，组织的未来发展存在变数，如何实现良性的治理，或者家庭式的代际传承是一个显然的问题。

第四，政府开始逐步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这些民办高校的督导专员或党委书记已成为组织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力量，构成对既有单边治理一个有力的制衡。政府以这种模式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6]这种任命模式，即不同于民办高校聘任院长、副院长，也不同于公立高校任命校长、副校长。

第五，随着民办高校的发展，共同治理将成为主导选择。从纵向角度来说，民办高校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共同治理模式将是制度变迁的方向。[7]这是基于以下原因：（1）民办高校由小至大，由弱至强的发展，随着其自身战略的调整，需要进一步壮大与提升，它对优质的教师资源的依赖度会高于对资本的依赖。（2）竞争环境逐渐成熟，制度环境逐步完善，民办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成熟与规范，使得其对紧凑的个人权威治理的需求减弱。（3）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逐步降低，资产专用性进一步提高，使得从原来的“用脚投票”逐步转变为“用手投票”，其参与内部治理的诉求增加。（4）教育产业的特性及其公益性，要求在校学生、甚至已毕业的学生，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

参考文献：

[1]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07（1）.

[3]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4]王秀丽.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5]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6]李望国，刘曼琴. 政府职能与民办高校发展研究[J]. 高教探索，2011（3）.

[7]尹晓敏.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钟嘉仪）endprint

课题组将研究对象中已发展规模较大、制度相对规范、治理模式初步成熟的民办高校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创办初期、外延成长期、内涵提升期。（1）创办初期，是指规模较小，资金积累少，学校认知度低的开创期，此时的民办高校面临激烈竞争，内部制度以节约成本、整合资源为原则，组织所面临的首要战略目标是生存。该阶段影响其治理模式的主要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办学资金来源。（2）外延成长期，是指民办高校在我国对高等教育需求急速膨胀时，急剧扩张招生规模，并形成相对稳定的在校生规模与教职工规模的阶段。这个阶段，民办高校战略目标是扩大办学规模，获取竞争优势。在该阶段，新的影响因素会影响民办高校治理，包括民办高校新的战略目标，外部环境的规模与成熟。（3）内涵提升期，是指民办高校从追求办学规模到向追求办学质量、办学层次跃升的阶段。内涵提升期，外部制度进一步完善，新的参与力量出现，民办高校自身战略的要求等，使得治理模式进一步变迁。

（二）不同发展阶段下的治理影响因素

在发展初期，产权属性与举办者类型是治理模式的决定因素。举办者类型与出资目的直接决定了民办高校发展的战略与办学性质，并成为后续内部制度安排变迁时所依赖的“路径”[4]；其次是外部市场环境、制度环境的约束，比如，由教育界人士举办的高校，一般发展成为人力资本控制模式；而由企业投资办学的民办高校，一般发展成为资本控制模式。

在发展壮大期，发展战略是治理模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民办高校，有其不同的战略重点，治理模式成为服务于发展战略的一种制度安排。我们在个例分析中，发现民办高校为了诸如“升本”、“迎评”而对治理模式采取自主的多元化与与规范化等措施。

在内涵式增长期，治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政府逐渐成为影响治理模式的重要因素。政府通过指导性政策或优惠性的税收政策以促使或引导民办高校内部治理规范化，并力促其公益性。通过任命党委书记，或者派驻督导专员等方式，成为直接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的一种权力力量。另外，随着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制度的相对完善，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降低，人力资本的资产专用性，以及教师、学生权利意识的兴起，教师与学生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用手投票”，成为民办高校治理的重要权力力量。在不同阶段，民办调查高校治理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表现为图1。

（三） 各发展阶段的治理理论：制度变迁的角度

一个组织之所以选择某个治理模式，是结合自身资源、环境约束、自身战略等因素决策的结果。在不同发展阶段，它会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选择。课题组从研究对象的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变迁，可以发现，在企业投资的民办高校，其治理模式更偏向于委托代理模式。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侧重于民办高校所有者对经营者权力的制衡与监督，以使民办高校经营者的决策体现所有者利益最大。[5]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认为民办高校的治理，尤其是董事会治理会依据其内部战略、所处的外部环境而做出决策。随着利益相关者理论近期在公司治理领域的兴起，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民办高校治理成为了一种新的模式，除了学校的举办者、经营者，还有更宽泛的利益相关者被纳入考虑，它既能体现公益性，也能避免单边治理弊病。

对基于上述三种典型理论的治理模式归纳与总结于表4。

（四）民办高校治理模式的形成与变迁

治理机制的选择是一种结合内外部因素而做出的均衡结果。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我国民办高校在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机制影响因素、形成、适用理论与制度变迁归纳如图2。

四、结论与建议

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发现，我们试图归纳出民办高校治理变迁中呈现的规律，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第一，民办高校治理机制的影响因素与生成模式呈现出阶段性与战略性特点。它的控制模式取决于它的发展战略，以及该阶段对要素依赖程度与依赖弹性。在创建初期，其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举办者背景与资金来源，民办高校作为一个组织会将其所依赖的要素尽可能内部化，在这个阶段的治理实践、形成与资源依赖理论适用性较高。在外延成长期，治理机制的形成在既有格局下进一步受到内部战略调整、外部竞争环境的影响，该阶段的治理实践、治理机制的形成慢慢由资源依赖理论主导向委托代理理论模式转化，相当长时期会两种理论共同影响。

第二，单边治理仍然是我国民办高校治理的主要特征。一些高校的举办是依靠某一人或少数几人的能力、声誉或者资源而成长、发展，这种背景下的组织治理极有可能导致个人权威的集中。上文中对我国民办高校治理主导力量的分析，无论是人力资本主导控制模式，还是资本主导控制模式，但实际上，只要是控制权集中在相当少部分人手中，甚至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族的权威来决定，即使控制者的性质不同，但控制模式仍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单边治理模式下使得组织决策偏向于某方利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难以表达，民办高校的公益性也因此令人质疑。

第三，现有民办高校治理模式亟待转型。虽然从治理构架上看，民办高校治理模式大多呈现的是“委托代理模式”，但根据我们的调研显示，个人威权治理的特征仍然显著。单边治理下的个人威权治理模式，必会产生一个代际传承或治理模式转型。对于一个组织而言，某一个体执政过久，个人威权过度集中会存在种种弊端：首先，组织内部难以出现制衡力量，容易导致一人独大，在战略决策与管理风格上，更多地体现为个人意志与偏好；其次，相对于集体决策，个人决策对组织的发展带来风险更大；第三，当权威的个人出现健康问题，或者出现自然的老、病，组织的未来发展存在变数，如何实现良性的治理，或者家庭式的代际传承是一个显然的问题。

第四，政府开始逐步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在我们研究的案例中，这些民办高校的督导专员或党委书记已成为组织内部治理中的重要力量，构成对既有单边治理一个有力的制衡。政府以这种模式参与民办高校内部治理，已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6]这种任命模式，即不同于民办高校聘任院长、副院长，也不同于公立高校任命校长、副校长。

第五，随着民办高校的发展，共同治理将成为主导选择。从纵向角度来说，民办高校发展，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共同治理模式将是制度变迁的方向。[7]这是基于以下原因：（1）民办高校由小至大，由弱至强的发展，随着其自身战略的调整，需要进一步壮大与提升，它对优质的教师资源的依赖度会高于对资本的依赖。（2）竞争环境逐渐成熟，制度环境逐步完善，民办高校发展的外部环境相对成熟与规范，使得其对紧凑的个人权威治理的需求减弱。（3）民办高校教师流动性逐步降低，资产专用性进一步提高，使得从原来的“用脚投票”逐步转变为“用手投票”，其参与内部治理的诉求增加。（4）教育产业的特性及其公益性，要求在校学生、甚至已毕业的学生，社区等利益相关者主体介入民办高校内部治理。

参考文献：

[1]闵维方.高等教育运行机制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2]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学术问题研究（综合版），2007（1）.

[3]邬大光.我国民办教育的特殊性与基本特征[J].教育研究，2007（1）.

[4]王秀丽.从教授治校走向共同治理[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1）.

[5]纪宝成.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的挑战与对策[J].高等教育研究，2006（7）.

[6]李望国，刘曼琴. 政府职能与民办高校发展研究[J]. 高教探索，2011（3）.

[7]尹晓敏.利益相关者参与逻辑下的大学治理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钟嘉仪）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