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大学精神与特征之探析

孔　捷

摘要：一流大学的出现和形成有其必然因素，柏林大学之所以成为现代大学的典范，有其深刻原因。本文通过对柏林大学的研究分析，揭示了一流大学所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和应具备的办学特征。

关键词：柏林大学；大学精神；德国大学；洪堡思想

柏林大学创办于德意志民族最困难的历史时期，也是创办于当时德国国内处于关于大学废存、大学改革讨论的关键时期。柏林大学一经开办就体现了与旧大学和传统大学的不同，新的大学观随之形成，并迅速成为领导世界潮流的顶尖大学。在精神和观念上，柏林大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开启了普鲁士和德国，甚至于可以说整个欧洲高等教育的新时代”[1]。柏林大学模式和德国大学思想开始传到世界各地，柏林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

一流大学是国家和民族兴起的重要力量，建设一流大学是我国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考察柏林大学将为我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柏林大学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

在柏林大学创建以前，以哈勒大学等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学术自由、注重现代科学和哲学等现代大学所具有的特征都已现端倪。不幸来自于1806年，普鲁士大败于拿破仑的法国军队，10月14日签署了“提尔西特和约”，普鲁士一半以上的国土被割让，法军进驻首都柏林。胜利者关闭了普鲁士的七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哈勒大学，皇室逃到了东普鲁士的麦默尔（Memel）。1807年8月，哈勒大学教师代表在法学教授马尔茨（H. Schmalz）的带领下来到麦默尔，请求主政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以哈勒大学教师为基础在柏林重建大学。威廉三世回应道：“好，有勇气！国家应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2]随后，他给内阁大臣拜默写道：“亲爱的拜默，由于易北河彼岸地区已被割让，国家丧失了哈勒大学，从而失去了最重要、最完备的教育机构。填补这个空缺应该是国家重新缔造时期的首要任务……我决定在柏林建立这样一所大学，并使之与科学院建立适当联系……”[３]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于极端贫困之中，威廉三世还是下令从中央和各州财库中将原来拨给哈勒大学的一切费用全部拨给了柏林大学。后来，经过拜默、洪堡等人的努力，柏林大学于1810年秋正式创立。洪堡等人把大学看作是民族文化最崇高的所在，他认为普鲁士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德国教育的失败，因此认为柏林大学的建立有助于增强普鲁士乃至德国文化的自信和地位，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柏林大学对德国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及其后来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正是体现了一流大学对于体现国家意志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独特作用。

二、柏林大学是借鉴、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结果

柏林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其建立虽有偶然因素，但也包含有更多的必然因素。可以说，柏林大学是在对“旧”大学的失望和对“新”大学的期待之中诞生的。18世纪末，在启蒙主义思想的背景下，大学被视为是僵化保守的机构，是中世纪的残留，已满足不了国家对具有专业和实用知识的人才的需要，改革传统大学，成为一种共识。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被誉为是柏林大学的精神缔造者，与洪堡一起被认为是柏林大学的先驱和功臣。施莱尔马赫在《关于德国特色之大学断想录》（附：论将要建立的大学）一文中，从大学的任务、大学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大学的学术自由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大学观，这对德国大学的观念和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影响甚大。他强调大学的独立性、统一性和非功利性，他试图在保留传统大学组织的同时，赋予大学科学精神，赋予哲学院在大学的核心地位。[4]费希特的大学改革思想主要体现在发表于1817年的《柏林高等教育机构建校计划演绎》的长文和1805年撰成的《关于爱尔兰根大学内部组织的看法》中，他认为大学应当是培养“科学运用理智之艺术”的学校，要求“把阐述的、解释的内容转变到生动的、活泼的认识中去”[５]。

洪堡从理想主义和新人文主义出发，认为将研究和教学机构分离和强调专业与实用性教育，不利于人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洪堡的大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深受施莱尔马赫和费希特等人的影响。但柏林大学和洪堡思想不是对旧大学的全盘否定，如在新大学的组织方面，洪堡不赞成费希特非常理想化的方案，更倾向于施莱尔马赫的建议，主张保留传统大学的组织形式。因此，在组织制度方面，新建的柏林大学与传统大学并无区别，但是，柏林大学体现了新人文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大学观念，她的建立标志着一种新的大学观的形成和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三、科学研究是柏林大学的立校之基

在19世纪以前，科学研究不属于大学的职能，大学的作用仅限于保存和传授已有的传统文化。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职能是在柏林大学确立的，其功臣就是柏林大学的创立者洪堡。他反对传统大学将传授知识作为大学主要职能的做法，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追求真理，科学研究是第一位的。洪堡还首先提出大学的教学应当与科学研究相结合，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配得上是大学水平的教学。在洪堡思想的影响下，柏林大学一经创办就体现出了与传统大学的不同。尊重科学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的校风，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甚至是第一位的职责。为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柏林大学采用了讲座制；为鼓励高深研究，重视习明纳（Seminar）方法；研究所制度保证了教授研究的自由和学术的权利。诗人和评论家阿诺德认为，德国大学的最高目的是“鼓励对研究和科学的热爱”，他的名言“法国大学缺乏自由，英国大学缺乏科学，而德国大学则兼而有之”被认为是对当时欧洲大学的极好描述。正是注重研究，并将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使得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在不到半个世纪里，已成为世界第一流的大学，并对其他国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四、柏林大学具有卓越的校长和一流的学者

办好一流大学的诸多因素中，归根到底，人是第一位和最重要的。卓越的大学校长是大学成功的关键，洪堡是柏林大学的实际创办人，他在担任普鲁士教育部负责人期间，亲自参加筹办了柏林大学。虽然当大学开学时，他已离职而去，但他所拟订的办学方针，支配了柏林大学数十年甚至更久。他的名言“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几代人为之奋斗的理想。时至今日，“洪堡传统”的精神仍被德国大学所遵循。

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把聘任第一流的学者来柏林担任教授看作是头等大事，其主要争取的对象是哈勒大学的教授，如法学教授马尔茨、医学教授莱尔，以及在柏林的学者，如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沃尔夫等，洪堡同时寻求在普鲁士以外争取著名学者，如萨维尼等。在他的努力下，柏林大学创办之初就拥有了第一批能够与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相媲美的教授队伍。柏林大学之所以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保持了第一流大学的声望，就在于她在各个时期都拥有一批一流的学者。历史学家兰克、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科学家普朗克，都为柏林大学增光添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中，有14人是德国学者，其中柏林大学一校就占了8人。一流的师资是柏林大学在近代各国大学中鹤立鸡群、长盛不衰的秘诀。

五、获得充分的财政支持是柏林大学成功的保障

虽然中世纪后期，德意志各世俗政权便开始资助大学，但直到18世纪，大学仍没有被正式纳入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科学精神之所以能在德国大学牢固地扎下根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财政支持。柏林大学创办于耶拿战争失败后的德意志，尽管当时普鲁士王国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但国王仍应洪堡的请求，每年为新大学拨款15万塔勒，包括用于大学科学院和艺术院、图书馆、植物园、解剖馆等在内的机构建设经费，并选址在华丽的王子宫殿。这在当时还需支付巨额战争赔款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不吝钱财和不惜血本的。后来，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改革运动保证了国库对大学的拨款。尽管在早期这种拨款远不充裕，但至少极大地提高了教授的待遇，确保了大学正常地行使教学和科研职能，也吸引了优秀青年从事学术工作。在德意志帝国时代，政府对大学的财政支持明显增长，大学的其他收入也明显增长，大学财政状况明显改善，大学用于科研的经费比例增长，柏林大学教授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一般中产阶级，其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已处于社会的上层阶级。柏林大学正是因为有了可靠的资金保障，才能确保科研水平长盛不衰，才能跻身于世界一流行列。

六、柏林大学把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视为大学使命

一般认为，大学科学研究职能起源于德国，大学服务职能起源于美国。事实上，研究表明，19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学已开始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该说，德国也是大学服务职能的起源地。洪堡在柏林大学计划中提出：“大学始终是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联的。”但是，与其他国家的大学不同，德国大学鄙视功利主义，力图从更长远的利益服务于国家的需要。洪堡认为，“国家决不应指望大学同政府的眼前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但他却相信“大学若能完成它们的真正使命，则不仅能为政府眼前的任务服务，还会使大学在学术上不断地提高，……其成效是远非政府的近前布置所能意料的”[6]。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大学以学术自由相标榜，以科学研究为主要职能，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对德国上升为经济大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此后，大学的作用与日俱增，自身不断变革，以适应工业化和工商业的需要，对美国大学的实践倾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最终在美国完成大学的“服务”观念，形成了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大学的三大职能最终确立，并成为所有一流大学遵循的办学理念，对20世纪以后的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E. R. Huber, Deutsche Verfasssungsgeschite seit 1789（《1789 年以来的德国政治制度史》），Stuttgart 1957, Vol.1, Ｐp.287.

[2] Daniel Fallon. The German University, Pp.9.

[3] J. W. 汤普森著. 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卷）[M]. 孙秉莹等译． 商务印书馆，1992. 204.

[4]F. D. E. Schleiermacher. Gelegentliche Gedanken ?譈ber Univerit?覿t in deutschem Sinn, Nebest einem Anhang über eine neue zu erichtende, Berlin 1808, Pp46.

[5] 威廉·格·雅柯布斯著. 费希特[M].李秋零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９. 161-162.

[6] 弗·鲍尔生著. 德国教育史[M].藤大春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６． 12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