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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探究

时间:2024-05-04

[摘 要]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极富理论思辨特征的课程,包括众多理论流派和学术著作,对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很有价值。教师在讲授文化人类学课程过程中,除了要大量阅读深入领会诸家理论主张,更应该自觉应用人类学理论从事相关学术研究。课堂讲授应该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制作简明精要的课件,实施问题导向,鼓励学生讨论;课后举办人类学学术沙龙,激发学生的学术兴趣,这样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 文化人类学;课堂教学;理论;实践

[作者简介] 张文安(1968—),陕西周至人,男,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 G64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24(2020)36-0014-04    [收稿日期] 2019-11-28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从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1871年出版《原始文化》作为人类学诞生标志以来,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历史,先后涌现出了古典进化论、文化功能论、历史特殊论、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等很多学派及其文化理论,为理解人类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视角和见解。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蔡元培、吴文藻、费孝通、李安宅等学者把人类学引进中国以来,人类学在中国已有逾百年的发展历程。今天中国很多大学成立了人类学研究所,文科高校也开设有文化人类学课程,作为大学本科生选修课或研究生专业必修课,补充了中国传统学术“述而不作”重考证轻理论的学术缺点,拓宽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在历史、文学、艺术、宗教、考古等不同领域取得了积极效果。

一、文化人类学课程的理论思辨特征

文化人类学是极富理论思辨特征的学科,这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是多元的理论流派。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一个半世纪,相继诞生了文化进化论、传播论、历史特殊论、功能论、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等很多理论流派,体现了人类学活泼进取的理论个性。文化进化论形成于19世纪中后期,早期被称为古典进化论,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及其《古代社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及其《原始文化》、弗雷泽及其《金枝》、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及其《原始思维》等为代表。主张人类文化处处相同,在发展上遵循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今世落后的习俗都是前一阶段的“文化遗留”;原始思维是前逻辑的,与现代人思维不同,遵循“互渗律”;巫术和神话是原始文化的特产,是先于宗教产生的思维模式。文化传播论形成于20世纪初,以德奥学者为代表,主张人类文化因传播而产生,极端观点有“泛埃及主义”。历史特殊论又名历史批评学派,以美国人类学家伯厄斯为代表,主张人类文化并非处处相同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殊的个性,研究者必须深入每一种文化的具体历史中方可了解其文化特征。文化功能论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以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1922年问世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为代表,该学派主张文化是一个自成一家的整体,文化系统由若干要素组成,每一个要素都在文化整体中发挥功能,反对离开文化整体孤立地考察文化。文化社会学派由法国人类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创建,认为人类以社会为存在形式,文化是社会的产物,主张从社会整合角度研究文化,其代表作是《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结构主义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勞斯的《结构主义》为代表,主张对文化的理解在于对塑造了文化生活形式的无意识结构的探寻,人类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形成的结构形式反映了人性深处的结构。后现代人类学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反思传统人类学的一种学派,以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为代表,反对对人类文化进行普遍意义的诠释,主张深入研究文化的仪式、象征和符号的意义,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等都属于这个学派。以上概述可以反映文化人类学多元的理论特色。

其次,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学派之中又分为不同流派,展现了学术理论上继承和创新的辩证特征。以进化论为例,19世纪中后期以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为代表的进化论被称为“古典进化论”,20世纪50年代美国又出现了怀特的“新进化论”,以1959年出版的《文化的进化——文明的发展到罗马的衰落》为代表。前者受19世纪进化论哲学的影响,主张人类文化到处相同,无不沿着蒙昧、野蛮、文明的三个阶段依次进步;后者承认文化是进化的,但技术和发明是推动文化进化的最大动力,“技术因素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系统的决定性因素。”[1]20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斯图尔德提出“多线进化论”,反对文化一元进化论,认为人类文化并非都经历了相同的发展阶段。1973年出版《文化变迁的理论:多线进化论的方法》认为,应该关注环境对人类文化的重要影响,该学派被称为“文化生态主义”。功能学派以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夫斯基和拉德克里夫·布朗为代表,二者都主张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但是前者关注文化的个体功能,认为文化的存在是为了满足个体基本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要;后者关注文化的社会功能,提出“社会结构”这一概念,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的团结,把发现规律和寻找普遍法则作为人类学的使命,并分别对美国和英国人类学产生深远影响。文化特殊论又称文化相对论,由美国人类学家伯厄斯创建,认为人类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反对进化论采用的单一模式进行研究,主张深入每个文化的历史之中研究其个性。这个学派又分化为文化与语言、文化与个性、文化与模式等不同分支。其中露丝·本尼迪克特1934年出版《文化模式》,通过对三个不同民族截然不同的生活模式的考察,认为人类文化并非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和模式,其中核心价值是塑造文化模式的重要力量。爱德华·萨丕尔关注文化与人格,认为个体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主要由语言的力量塑造,认为研究异文化语言就是对异文化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探寻,语言反映了人类活动的环境和思维方式。玛格丽特·米德关注文化与个体的学术命题,她通过对萨摩亚少女青春期心理活动的实地考察,认为个体的心理并非到处一致,而是各不相同,其中文化环境影响最大;认为人类的行为模式极具可塑性,儿童养育方式影响个体的人格。这一学派由伯厄斯的杰出弟子组成,从不同方面深化了其理论见解,成为人类学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学派。文化社会学派由法国人类学家涂尔干创建,但该派学者莫斯又在经济人类学、文化生态学、宗教历史和社会组织方面提出更新的文化见解。人类学一派之中包含多个分支,体现了文化人类学积极活跃的求真精神。

再次,文化人类学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学术概念,成为不同领域学者研讨和交流的重要工具。文化人类学在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提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概念,反映了学者们对人类文化现象的深度思考,今天成为世界各国学者进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交流探讨的重要工具。文化进化论学派提出了“蒙昧”“野蛮”“文明”“氏族”“部落”“国家”“遗留”“亲属制度”“图腾”“神话”“巫术”“原始思维”“互渗律”“多线进化”“文化生态”等概念;文化传播学派提出了“文化圈”“亚文化圈”“传播”等概念;文化功能学派提出了“功能”“社会结构”“情感体系”等概念;文化历史学派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文化模式”等概念;文化社会学派提出了“原始分类”“礼物交换”“夸富宴”“圣化”等概念;结构主义提出了“二元结构”“裂分表现”“集体无意识”等概念;后现代人类学提出了“象征”“符号”“仪式”“深描”等概念。即使上述概念不是人类学家首先提出的,但人类学家对其积极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上述诸多概念都有固定的内涵,针对具体的文化领域和现象,至今依然被人们广泛沿用。如果对其含义不了解的话,势必削弱学术论证的广度和深度。

二、文化人类学课程教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原则

笔者长期承担“中国文化史”方向研究生文化人类学的课程教学。这门课程一般安排在第一学年的第二学期,第一学期集中讲授“十三经导读”等经部、史部和子部核心文献,为研究生从事中国先秦两汉文化史学习奠定扎实的史学基础。如果单纯按照人类学历史和学派理论进行讲授,学生势必会陷入诸多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迷雾之中而难以自拔,因此结合教师自己的学术研究或结合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教学无疑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文化进化论是19世纪人类学的重要学术见解,经过20世纪初西学东渐逐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学说。进化论神话观认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是人类文化必经的三个阶段,而神话和巫术是原始野蛮人的精神专利,随着生产力的不断进步,神话必然最终消亡。进化论在20世纪30年相继遭遇传播论和功能主义的批评。20世纪中国神话学就是在西方进化论神话理论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英国古典进化论学者泰勒、朗格和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影響最大,其中20世纪初期流行的疑古思潮也是秉承这一学说并在中国神话学初创时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顾颉刚、茅盾、袁珂等秉承进化论神话观,提出中国神话经历了“神话历史化”的发展轨迹,因此中国上古文献中神话出现零散片段的面貌,认为中国上古神话一定存在和古希腊罗马神话一样丰富生动的神话,后经孔子及其后人的删减而变得单调乏味了,并提出中国神话需要还原历史的任务,也就是说把《尚书》等儒家经典中的上古历史人物还原为神话人物,这样中国神话才能取得和古希腊神话一样的面貌。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中国学者对进化论神话观展开深刻反思,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尤其是常金仓先生的《神话学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该文认为中国神话深受现实主义文化精神影响,根本不存在一个神话历史化的发展轨迹,倒是存在十足的历史神话化过程。指出进化论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哲学假设,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这种理论的缺陷在于以一种先验的假设把人类文化纳入单一的发展模式,严重曲解了中国神话的历史实际,进化论神话理论是值得摈弃的,主张用中国文化来研究中国神话。[2]作者在论证《山海经》的创作时代和伏羲女娲神话的研究中实践了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并提出以其作为研究中国神话方法的学术见解。[4]文化要素分析法不是率性的标新立异,而是借鉴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涂尔干的学术发明。涂尔干在研究人类宗教起源时深刻指出:“只有历史才能使我们把一种制度按它的构成因素分解,因为历史是按这些因素出现的先后顺序向我们展示它们出现的过程的。”[5]常先生命名其为文化要素分析法,并率先以其研究《山海经》的创造时代和伏羲女娲神话,取得积极效果。笔者采用文化要素分析法,对中国古代著名神话如“盘古创世”“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后羿射日”“精卫填海”等逐个进行历史考察,并就神话的重新定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①通过文化要素分析法,用中国本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笔者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神话在史前及夏商周时期出现较少,神灵人格化进程缓慢,没有形成严密的神灵谱系,神话故事呈现出零碎片面的特征;大多数神话诞生在战国时期,两汉以后受谶纬与佛教、道教等各种文化势力的影响神话面貌渐趋丰富,但依然不成体系,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鸿篇巨制;中国古代神话是以英雄神话为主体的,其中的神灵大多是历史传说人物而非自然神灵,中国神话经历的是一种“历史神话化”而非学界所乐于接受的“神话历史化”;重实际少幻想的现实主义主流文化精神导致中国古代宗教情绪低落,以宗庙为中心的祖先崇拜迫使中国先民把主要智慧用在创造礼乐文明的实践中,而对设计天国冥府和自然神灵的宗教想象不感兴趣,这是中国古代神话无由发达的文化原因;进化论神话理论存在重大理论缺陷,用它指导中国神话研究弊多利少,文化要素分析法不失为一种神话研究的科学方略。通过自己和学界关于进化论缺陷的批评和扎扎实实的学术实践,并将这些学术成果贯穿在课堂讲授之中,使得研究生对文化人类学中古典进化论学派及其理论有一个生动深入的理解,并明白了中国传统神话研究方法的得失及其理论背景,避免了单纯灌入从而使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弊病,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文化比较也是深刻理解中国文化的有效手段。笔者在以往的学术实践中积极采用文化比较方法,在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两河流域神话、体育比较方面发表了若干篇学术论文,②并为本科生开设了“中西文化比较”选修课,验证了先前对中国文化本质判断的科学性。

总之,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富有理论思辨的课程,主讲教师除了深刻钻研大量经典人类学著作和相关理论之外,还要积极应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具体学术问题,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才能引导学生深刻理解精深的人类学理论并将其化为自觉的学术工具。

三、文化人类学课程讲授需要注意的问题

文化人类学课程涉及大量西方学术名著,没有专门设立人类学研究所的高校这类图书一般分散置放在图书馆的不同地方,学生借阅很不方便。如何克服这个矛盾,笔者在教学当中深有体会,试谈几点解决方案。

第一,推荐学生阅读不同学派的经典名著。我国学者有感于西方人类学著作繁多,特别委托专家撰写了《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一书,涉及人类学各个学派的名著46种。[6]另外还有《人类学概论》《人类学通论》等普及性著作,其中《人类学经典导读》一书荟萃了西方人类学界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对学生快速领略人类学颇有参考。[7]

第二,制作简明精要的课件。教师在备课的时候需要制作简明精要的课件,分门别类整理西方人类学不同学派的理论见解,这样讲课时就会摆脱西方人类学经典名著中繁多冗长的理论阐述,把每一学派最经典的观点摘抄下来,以多媒体课件形式展示给学生,也可以课前或课后发给学生阅读,让学生快速浏览,为学好每一节课做好心理准备,这样能够解决学生不易购买或借阅相关人类学图书的困难。

第三,举办学术沙龙,积极开展课堂讨论。文化人类学课程理论思辨色彩浓厚,这是该课有别于其他课程的突出特色。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老师课堂讲授的内容,举办人类学学术沙龙或专门开辟课堂讨论很有必要。注意每一次討论要事前确定一个主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学术见解,积极展开学术争鸣,在学生争论中形成问题意识,老师再结合人类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对比学生讨论中理解的偏误,寻找思维短板及问题所在,也许这样的讨论最终不了了之,但十分必要,因为在激烈的论辩当中学生的大脑在积极活动,思维火花不断闪现,推理层层深入,而这正是人类学的学科魅力,也是杰出人类学家从事科研活动时的状态。这样带着问题听课,必然会有心领神会或豁然开朗之感,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注释

①张文安:《宇宙论哲学与盘古创世神话》,《古代文明》2007年第2期;《道教传播与少数民族盘古神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后羿神话新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共工”“女娲”“大壑”神话与战国时期的宇宙论学说》《道家寓言与“夸父逐日”神话》,《求是学刊》2003年第3期;《中国古代自然崇拜与自然神话的历史考察》,《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重谈神话的定义问题——神话学基本命题的反思》,《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1期。

②张文安:希腊与中国古代星辰神话的文化比较,《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3期;《中国神话与两河流域神话的文化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中西方古代竞技体育的文化比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美]杰里·D.穆尔.人类学家的文化见解[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02.

[2]常金仓.中国神话的基本问题:神话的历史化还是历史的神话化[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3).

[3]常金仓.《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4]常金仓.伏羲女娲神话的历史考察[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6).

[5][法]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初级形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3.

[6]王铭铭.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

[7]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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