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胜利法”：从国民性到共同人性

王旗

摘要：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外作家评论家的论述和现实生活中的若干事例等多方面看，“精神胜利法”是一种普遍的人性，“精神胜利法”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和积极意义，必将长久存在。

关键词：阿Q；精神胜利法；现实作用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45-0082-02

说到“精神胜利法”，我们自然会想到阿Q。确实，阿Q是“精神胜利法”最合适的代名词和代言人。但是，绝非只有阿Q这一个或这一类人才有“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具有世界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共同人性。所谓“精神胜利法”，顾名思义就是在精神层面上的胜利。其特征是：对于客观实际的失利、失败，凭借主观意愿进行宽解和疏导，以调控、减缓乃至释放自己的精神压力、思想负担和情感矛盾，达到心态情绪的平衡稳定。

一、从《阿Q正传》的创作意图看

鲁迅先生曾讲过，他写《阿Q正传》的目的是为了“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从而对症下药，改造愚昧、欺瞒、麻木、健忘的国民性痼疾。鲁迅先生将所见所闻，分散在社会各个阶层、各类人物身上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集中在阿Q身上，从而以小见大、以点带面，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国民性中普遍存在着的劣根性。以至于当小说还在《晨报副刊》上陆续刊登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恐，硬说是在讽刺他”。社会反响如此强烈，有人主动对号入座，正说明了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所具有的广泛社会基础。

总之，通过阿Q这个典型形象来揭示普遍而广泛存在的国民性痼疾，既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也为作品实际的社会效果所证实。“精神胜利法”不仅阿Q有，而且全體中国人或多或少都有。

二、从《阿Q正传》的人物表现看

作为统治阶级在未庄的代表人物赵太爷、钱太爷，当初是何等的炙手可热啊！就连阿Q说声“我也姓赵”那也是绝对不会容许的。“抢进几步”、“跳过去”就是一个巴掌：“你怎么会姓赵？——你哪里配姓赵！”根本不把阿Q放在眼里。可是，一旦阿Q喊了声“造反”，准备“革命”了，他们就都吓得魂不附体了，全失去了先前的“锐气”不说，反而巴结、讨好阿Q唯恐不及时：赵太爷主动招呼阿Q，秀才央求阿Q卖给自己“绸裙、衬衫”或者“门幕”，而且很恳切地说：“价钱决不比别家出得少！”假洋鬼子听说外面“闹革命”了，诚惶诚恐起来，但在表面上却又假装热衷革命：先是盘起辫子以免被视为“革命”的对象，再是吹嘘自己的“革命”经历。曾经的“强人”们此时此刻判若两人的表现以及他们对阿Q前倨后恭的态度，和当初阿Q的那些做法一样，都是为了适应、顺从环境的改变，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投机钻营假装革命也好，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也好，用在阿Q身上和用在赵太爷、钱太爷、假洋鬼子身上，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求生自保的心理，趋利避害的想法，完全是人之常情啊！阿Q那样做就叫“精神胜利法”，赵太爷、假洋鬼子们那样做，为什么就不是“精神胜利法”呢？

小D、王胡、管土谷祠的老头儿等未庄的下层民众，是否也有“精神胜利法”呢？有！阿Q“革命”后，“飞”回到土谷祠。“这晚上，管祠的老头儿也意外的和气，请他喝茶”，后来又给了阿Q一支四两烛和一个烛台。阿Q“中兴”回到未庄，到了酒店的门前，“堂倌，掌柜，酒客，路人，便自然显出一种疑而且敬的形态来”，对阿Q“有了新敬畏”，愈加“崇奉”起来。“阿……Q哥，象我们这样的穷朋友是……不要紧的吧？”不难理解，未庄的下层普通民众之所以对“革命”了的阿Q刮目相看，纷纷主动殷勤示好，正是为今后的生活寻退路、作铺垫而进行的感情投入，只有这样，他们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心理，才能得到些许的安稳，取得“精神胜利”。

社会心理学认为，社会地位和阶级的差异性并不能抹杀不同阶层人物思想和性格的同一性。那种“一个阶级，一种思想，一个典型”的说法，简单、肤浅而片面，根本站不住脚。“阿Q的复杂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思想的复杂性”。“《阿Q正传》就是在更大的规模、更深远的意义上，揭露‘国民性的痼病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有自己的影子”。论断多么中肯啊！

三、从中外作家殊途同归的论述看

茅盾先生曾在《读<呐喊>》里说：“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我反省，常常疑惑自己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我又觉得‘阿Q相未必俨然是中国民族所特具，似乎这也是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至少，在‘色厉而内荏这一点上，作者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来了。”巴人（王任叔）、冯雪峰、何其芳等人也有过类似的论述。

在论述“精神胜利法”是人类共同的文化心理时，法国伟大作家罗曼·罗兰的话特别深刻和精辟：“这部讽刺写实作品是世界性的，法国大革命时也有阿Q。我永远忘不了阿Q那副苦恼的面孔。”类似的论述还有：“拿阿Q作比方吧，只是名字是中国的，他的心理状态是被奴役过的国民所共有的。阿Q这个人物我们在印度也看到过”。“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典型人物，不仅中国有，其实美国也有，全世界各处都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不少人的身上都有反映”。

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创作实践证明，很多文学作品所塑造的人物的思想性格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巨大的概括力——尽管这些人物的国家、民族、宗教、地位、职业、文化、家庭等各不相同。阿Q如此，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塞外提斯笔下的堂·吉柯德，等等，都如此。其守财、吝啬、偏执等思想性格都具有世界性，是一种广泛存在、长期存在的共同人性。正因为如此，这些文学作品才能够传之后世，得到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读者的共同赞誉，作者因此名垂千古，文学人物的名字与形象因此永载史册，成为俄国文艺理论家别林斯基所说的“永远前进的形象”。

客观地讲，鲁迅先生本来是为了改造中国的“国民劣根性”这个目的而刻画阿Q的，他并无意借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表现一种世界范围内普遍的人性。但是，由于他将思想的启蒙性与人性的真实性、鞭辟入里的艺术性与洞若观火的深刻性进行了深度完美的融合，才使得阿Q一旦从他的笔下“走”出来，其形象气质的概括力和思想性格的影响力，就不再局限于他创作之初的本意了，而是走出国门，成为全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正是因为阿Q这个形象及其“精神胜利法”具有共同的人性，鲁迅才在新文化运动中鹤立鸡群、独树一帜，获得了“世界文豪”的誉称。

四、从现实生活的事例看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一个人生而在世几十年，个人与家庭多方面的“先天不足”带给人的种种遗憾、苦恼暂不说，仅仅就世道人心而言，不合理、不公正、不完美的事情、现象实在太多了，猜疑、嫉妒、失落、不满、仇恨、埋怨、愤怒、懊恼等心态和情绪都是由此产生的。凭一己之力企图改变这种现状，无异于螳臂挡车，于事无补不说，反而会使自己头破血流，从而更加抑郁苦闷、仇怨愤慨。面对这样的现实怎么办呢？“精神胜利法”不失为自我泄愤减压、自我宽慰化解、自我调节适应的有效方法，不失为息事宁人的处事哲学和得过且过的生存之道。由外在世界遁入内在世界，从而求得一丝安慰和快乐，正如恩格斯在论述早期基督教的产生原因时所说，是“现状不堪忍受，未来也许更加可怕。没有任何出路……但是，在各阶级中必然有一些人，他们既然对追求物质上的解放感到失望，就会追求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会去追求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

毋庸讳言，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用过“精神胜利法”，“精神胜利法”其实早已内化于心，积淀成为我们潜意识里化解矛盾、平复心态、宣泄情緒、自我宽解的有效方法。如比，儿女有了出息，考上了名校或有了好的工作，父母不免会有意向外人谈及、夸耀；跟领导、名人合的影，或他们的题字，常要摆放在办公室或家里的显眼处；不能开怀大笑的人有时会设想牙齿齐整后的美好情境；冤家仇人遭了殃，自己会幸灾乐祸；败家伤心的家人丑事总要避而不谈；东西被偷了，转念一想是“蚀财免灾”；亲人患病去世，朋友以“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劝慰节哀顺变；还有“大人不计小人过”、“好男不跟女斗”、“胜败乃兵家常事”、“谁笑到最后，谁才笑得最好”、“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识时务者为俊杰”、“退一步海阔天空”等俗语，无不是现实生活里人们赢得尊崇、保全面子、宽慰自我、解脱痛苦的“精神胜利法”。

作为一个“人”，阿Q已经死了。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永远活着。作为一种处世哲学和普遍人性，阿Q精神，即“精神胜利法”人所共有，可以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