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连理工大学中外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实证研究

冯静+周刚

摘要：跨文化敏感度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生跨文化敏感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高低。本文借助Chen和Starosta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对大连理工大学随机选取的两组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展开实证调查研究，旨在分析这两个有着文化差异背景的群體在跨文化敏感度水平上存在的异同，进而为有效开展外语教学工作，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参考。

关键词：跨文化敏感度；跨文化交际能力；中国学生；外国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32-0057-02

一、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不断加快，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文化作为其中的内在因素，影响力越来越大。跨文化交际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大背景下彰显着不容忽视的巨大作用。为了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需要培养大批高素质的跨文化交际人才。而外语教学作为培养高素质跨文化交际人才的前沿阵地，任务更为艰巨。Hymes（1971）指出外语教学目标经历了语言能力—交际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演变。因此，为了培养更多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需要外语教学工作者展开大量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作为外语教学的终极目标。

二、跨文化交际能力与跨文化敏感度概述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Hymes首次提出了交际能力这一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Chen & Starosta（1996）对跨文化交际能力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究并提出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者可以突破身份和文化的限制，有效得体地完成文化交际活动的能力，并且认为跨文化交际能力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认知，情感和行为。跨文化敏感度作为其中的情感层面，指了解、欣赏和接受文化差异的积极动机，对交际者跨文化敏感度的测定可以很大程度上反映其跨文化能力的高低。Chen & Starosta认为跨文化敏感度是“人们能够改变自己的想法和观念并自觉接受文化间的差异”，并于2000年开发设计了测量跨文化敏感度水平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

三、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1）被测中外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总体水平以及在五个层面的现状如何？（2）被测中外学生在跨文化敏感度上是否存在异同？

2.研究工具。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展开调查。问卷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学生的个人信息部分，包括13个选择题，旨在收集被测的个人基本情况以及相关文化背景。第二部分采用Chen & Starosta设计的跨文化敏感度量表（ISS），本部分包括五个层面的24道题目，可以集中反映被试的跨文化敏感水平。五个层面分别指：交际参与度、差异认同感、交际信心、交际愉悦感和交际专注度。每个问题有1—5个选项，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不确定，4代表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分别对应1，2，3，4，5分值，其中2，4，7，9，12，15，18，20，22为反向计分项，最后所得分值越高表明被测的跨文化敏感度越高。

3.研究对象。为了使样本特点更具多样化，本次调查对象从大连理工大学在校的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中随机选取。中国学生组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三个不同阶段和专业的学生。外国学生组选取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习阶段的留学生。最后收取有效问卷中包括中国学生118份，外国学生79份。

4.研究方法。在收回197份有效问卷之后，采用SPSS 19.0进行量化统计分析，对其各个层面的极大值、极小值、均值和标准差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得出相关具体数据。实测时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ISS两个量表的整体信度（Cronbachs Alpha）分别为0.861和0，768，均为可接受的信度系数，说明该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较好。

四、研究结果及讨论

在第一部分的个人信息调查中，被测两个样本的个人信息中差异较大的关键信息汇总如下：

中国学生只有12.7%有出国经历，有66%以上的学生几乎没有参与过和外国人交流，参与相关文化方面课程训练较多的学生比例也仅有18.6%。而外国学生中，81%的学生有过至少半年的国外留学经历，91.2%的学生有过较多和外国人交流的经历，在文化课程训练方面，接触课程的学生所占比例占到40.5%，远远高出中国学生。第二部分为考察大连理工大学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的现状以及两个群体间在跨文化敏感度层面上是否存在异同，采取对跨文化敏感度及其五个层面进行描述性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从表格可以看出中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标准差0.39129，均值为3.8331，外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标准差0.42781，均值为3.8771，表明被测外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整体水平比中国学生较高。从跨文化敏感度五个层面来看，中国学生“差异认同感”的均值最高（M=4.3082）其次是“交际参与度”（M=4.0216），说明被测中国学生对于外来文化的认同感普遍较高，而且愿意参与到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但是“交际专注度”（M=2.33）、“交际信心”（M=1.8）和“交际愉悦感”（M=1.33）均较弱，说明被测中国学生在与不同文化交流由于缺乏自信，而且影响了交际专注度和交际愉悦感。而外国学生“差异认同感”的均值最高（M=4.0646），其次是“交际愉悦感”（M=3.9219），说明被测外国学生对于外来文化的认同感普遍较高，而且很享受这种不同文化的交流。而另外三个层面，“交际信心”（M=3.8481）、“交际参与度”（M=3.8210）和“交际专注度”（M=3.6308）均较高，说明外国学生在文化交流中普遍有较高的参与度，而且交际信心较强。

五、结论

上述实证研究表明，虽然被试中国学生和外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整体上均超过了不确定阶段，但从五个层面来看，仍存在较大差距，外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学生。本文通过研究两个被测群体的跨文化敏感度的差异，为外语教学和培养中国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借鉴。中国学生由于缺乏较多的文化交流机会，与外国人交流少，而且接受的关于不同国家文化的教育较少，跨文化水平已远远滞后于外国学生，因此，为了提高中国学生的跨文化敏感度，进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外语水平，需要外语教学工作者在以后的时间里充分探究，找到更加适合当前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学模式。

参考文献：

[1]Chen，G.M.& Starosta.W.J.Intercultu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A Synthesis Communication Yearbook[M].Thousand Oaks，1996：353.

[2]陈国明.跨文化交际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