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观视角下中国近代化的启动类型探究

石瑞丽

摘要：中国社会的近代化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就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而言，它是中国近代化研究的起点，只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相对一致，中国近代化及中国近代史更深层次的研究才能得以不断拓展、不断深化。因此，对中国近代化的启动类型这一根本问题重新进行梳理，不仅有助于中国近代化本身的研究，还可以深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关键词：大历史观；近代化；启动类型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31-0070-03

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直是研究的热点问题，这些年来，学者们对中国近代化的各项问题，比如对中国近代化的内涵与概念的解释，中国近代化的类型与特点的探讨，中国近代化的演进层次和发展历程，具体到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思想、习俗等领域皆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著述颇丰。不仅有大量论文，还有专著，如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2]等。由于近代化的启动类型问题涉及如何阐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如何把握近代中国的发展趋向，以及如何从更深的层面拓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領域等重要内容，所以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也是基本问题。

一、近代化理论与方法论

在探讨中国近代化启动类型这个问题时，有必要对“近代化”和“现代化”做个区分，因为大多时候，在谈到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很多学者是“近代化”、“现代化”并用的，唯一的区别是时间尺度而已。由于中国历史传统的分期架构，“古”、“近”、“现”的三分法，使得近代与现代成为具有不同含义的两个时间尺度，而且是前后衔接的历史时期。其中“近代”是已经结束了的历史时期，“现代”表达的是一个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时间概念，甚至兼有近代与现代之意。虽有学者已经指出，“近代化”的概念并不太准确，但，依据中国传统的历史分期法和中国人的行文习惯，本文采用了“近代化”的概念。

“近代化”是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学术概念“modernization”时结合本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而提出来的，中国学术界也把它引用过来。关于近代化的定义，说法很多，常用的含义是指：“从生产力的角度看，是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是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从政治制度上看，是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

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问题，学术界的观点分歧很大，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即主动论、被动论、断裂—延续论。主动论的代表是戚其章先生，他在《<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中认为：“中国的早期近代化有两次启动，而不是一次启动。先是启动于19世纪40年代初，因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而被中断，才有60年代中期的再次启动”。[3]戚其章先生虽然认同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主动式，但强调了二次启动论。持被动论的有刘兴豪先生，他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被动的，过程是跳跃式的，举步维艰的，所能及的层次是不深的、不透的”。[4]应该说，无论是主动论还是被动论，一定程度上都符合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但许纪霖先生在《中国现代化史》序言中指出：“中国的变迁亦非面临外侮的‘冲击—反应过程；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延续”。这种说法比起主动论和被动论更加符合历史，会让人感到历史现场的逼近。可是如果从“大历史观”的角度来看，许纪霖先生的观点还存在可以商榷的地方。

所谓的“大历史观”，是黄仁宇先生提出来的。就是通过对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达到对未来的社会走向做出一定的预测；就是用整个人类的发展来对未来即将发生的一切做出合理判断，用长远的比较的思维来看到问题。就如黄仁宇先生自己所说：“这样写来的历史，前后连贯，也中外联系。如果一个历史家笔下所处理的明清与秦汉史全然无关，或者只能在外表上比较而不能在发展的过程中互世纪或贯穿千百年的互相应证，当中必有蹊跷。”[5]无有独偶，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也说：“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6]。所以，这就要求人们要从长远的社会、经济结构发展观察历史的脉动，从古今中外的比较提示历史和未来的问题，注重人物与时势的交互作用、理念与制度的差距与联系来对事件和现象做出合理判断。

如果能够熟练运用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从明清时期开始启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道路，但，近代化的脚步始终在前进。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是具有主动性的，而且是连续的，并不因列强的侵入而中断，保持了顽强的发展势头。

二、近代化的启动

18世纪至19世纪，不可否认，封建中国的人们以文化中心主义看待自己和别人，生活在自己构建出来的“华夷秩序”中而不自觉。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华夷秩序之外，自16世纪末起的一二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并不很大，加上晚明时期一批开明士大夫的推动，如徐光启、李之藻、王应麟等，西学在中国并没有被遏止，相反，直到清朝前期也一直在主张优容西学。从清朝的译书可以看出，清人学习西方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比如康熙时陆次云著有《八肱译史》和《译史记余》；雍正时陈伦炯著有《海国见闻录》；乾隆时郁永河著有《裨海纪游》；嘉庆时王大海著有《海岛逸志》，以及谢清高口述，杨炳南笔录的《海录》；道光时萧令裕著有《记英吉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梁延枏，他著述丰富，有文如《粤海关志》、《广东海防汇览》、《兰伦（英国）偶说》、《合众国说》、《夷氛记闻》等。林则徐的《四洲志》和魏源的《海国图志》更是影响深远。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传教士大都热心西学的输入，从事书报的编译工作，如玛高温主办的《中外新报》，1854年刊行于宁波；伟烈亚力主办的《六合丛谈》，1857年刊行于上海；麦嘉湖主办的《中外杂志》，1862年刊行于上海；查美司的《中外新闻七日录》，1865年刊行于广州。这些刊物介绍西方的科学、天算、舆地、文学、宗教以及新闻等，以通中外之情，很多中国学者由此获得新知与启示。

中国近代化的大门一旦打开，就算强行关闭，原来传入的近代文明依然会持续发生作用。更何况，大门内外，空气始终保持流通。基于此，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近代化的启动诱因主要是在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内部，是偏于主动式的，并且在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推动下，这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脚步是连续的，未曾间断过，也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马克思主义早就告诉我们，事物运动的主体和事物所处的环境是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无论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历史进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我们都能清楚地看到，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时候，当时中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是内因、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是外因、是条件。在任何历史时期，历史运动的内因和外因总是同时存在，共同起作用的。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化启动的主动式不是脱离外界环境影响的孤立运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被动式也不可能是脱离运动主体特点的喧宾夺主。实际上，我们上面所提及的关于中国近代化启动的被动式和主动式的观点都各有其偏颇。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最终结果是使中国社会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应该说，如果不是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的协同运动，单一的主动式发展或被动式发展都不可能导致造成这种中国内部所固有的封建性因素和随后由外部所舶来的资本主义因素的奇特结合，所以，我们只能承认中国近代化的启动方式是主動式和被动式交互作用的结果。

三、近代化启动的因素

近代化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近代化启动都有一个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作为前提，无论是自发性的近代化国家（如英、法等西欧国家），还是被动性的近代化国家（如日、俄等东方国家），概莫能外。所谓近代化因素的积累，无非是传统社会内部逐步萌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因素，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进步意识等。”[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根据这个观点，以传统社会内容萌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最能体现近代化因素积累的程度。在中国，众所周知，明清之际就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就可以认定为是近代化启动的积累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给“封建的中国能否自由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问题一个答案。

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是马克思最先提出的。1930年，邓拓先生在《中国经济社会“长期停滞”的考察》一文中，首先应用了这一概念，指出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还说：“假使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社会”。[8]对邓拓先生的观点，不少学者表示反对，其中就有黄仁宇先生。他认为，就算没有西方的入侵，封建的中国也不可能自由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观点，都是值得重新去思考的。就邓拓先生的设想而言，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并不可能会出现，因为，当中西方融为一体后，西方对中国的发展不可能毫无影响，不加干预。就黄仁宇先生的观点而言，就算没有西方的直接干预，中西的交流也已然开始，很多变化会逐步显示出来，假以时日，封建的中国会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社会，毕竟当时的社会已经给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比如，商品经济自身的发展，明朝一条鞭法的实行，劳动人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重农抑商思想的淡化，这些无不把人们和市场的关系拉得更近，加上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民主思想的影响，中国社会自身本就存在的否定因素为什么不能发展壮大呢？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说，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绝对的东西，封建社会也不例外。无论它有多么的稳定，它自身的否定因素会带给它一些新的变化，而这些新的变化如果再放在中西交流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积累就不成问题了。

那么，重新回到前面的问题，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明清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确实是中国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众所周知，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唐宋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马克思说：“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9]明朝商品经济的发展确实为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条件，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明朝的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商品交换也逐步打破了区域化，开始向全国范围扩展。此外，人们生活中重要的农业和手工业产品也成为重要的商品，如粮食、棉花、蔗糖、烟草、布帛、铁器等，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多的和商品生产有关。随着商业活动规模的扩大，白银逐渐成为普遍流通的货币。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更是把农业、手工业生产活动和白银联系起来。由于社会分工以及白银的流通，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市场。在江南产棉区，农家人从市场上购买粮食，无需奔波，就可以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不仅如此，国家财政也越来越依靠商税。市舶司职责的变化尤其能体现政府对商业的重视。市舶司设置时纯属政治性组织，目的在于“怀柔远人”，但随着民间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的发达，市舶司逐步建立了一套进出口关税制度，变成了一个经济性的机构。在官府的默认和民间的促进下，重商思想开始抬头，黄宗羲明确提出“工商皆本”的思想，这对传统的重农抑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是一次突破，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更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从上述内容不难发现，明朝中后期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条件，这些都是近代化因素的积累。但如果仅仅是依靠封建社会自身的积累，中国的近代化远不会启动的那么早。也就是说，关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因素的积累，既要看到中国封建社会否定因素的累积，也要看到地理大发现之后，中西的融合，尤其是在西方冲击的背景下，中国的近代化是一个交互式发展的动态的过程，它已不再只是一个国内问题，还是一个国际问题。

四、小结

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变化是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封建社会内部否定因素的累积；同时，随着葡萄牙人的东来，也是西学东渐下交互影响的结果。在自身发展规律和外来文明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开始积累了近代化的因素，并在外来文明冲击之下有了近代化的启动。因此，我们需要再一次强调中国近代化的启动不是脱离外界环境影响的孤立运动，也不是脱离中国特点的外来侵入式的喧宾夺主。在中国近代化启动的时候，当时中国历史运动的内在动力是内因、是根据，当时中国所处的外部社会历史条件是外因、是条件。既要强调内部因素的自主积累，也要强调外部因素的冲击与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近代化的大门一旦打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就一直在前行。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到了今天，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还在继续。

参考文献：

[1]许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学林出版社，2006.

[2]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戚其章.《南京条约》与中国近代化的启动[J].东岳论坛，1997，（2）.

[4]刘兴豪.“中国近代化”的理性思考[J].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04，3（2）.

[5]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M].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31.

[6]（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

[7]刘云波.中国的近代化与国情[J].史学月刊，2003，（5）.

[8]仲伟民.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J].学术界，2003，（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人民出版社，1966.

[9]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