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转向：教育史学研究新视野

摘   要：全球化背景下，史学发生着空间转向。对于这一转向，教育史研究者做出了积极回应。2019年7月，第41届国际教育史学大会在葡萄牙波尔图举办。该会议不仅反映了国际教育史学发展新动向，更让人们看到在当今教育史学研究中，反映全球化、国际性的空间转向已成为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潮流。

关键词：国际教育史学大会 教育史学 空间转向

2019年7月16-20日，第41届国际教育史学大会（ISCHE41）在葡萄牙波尔图大学（Porto University）召开。本届大会由波尔图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承办，会议主题为“教育空间与场所”（Space and Place of Education）。这是国际教育史学大会（ISCHE）自2000年第22届大会（ISCHE22）在西班牙召开以来，19年后再一次在伊比利亚半岛举行。

一、新变化

同往届相比，这次大会的一个令人注目的变化是增设了“新书发布会”（Book Launch）环节。7月18日下午，大会召开新书发布会，推介《教材与战争：历史和多国视角》（Textbook and War：Historical and Multinational Perspectives）一书。该书由ISCHE前主席、德国乔治·埃克特国际教材研究所（Georg Eckert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Textbook Research）所长、布伦瑞克理工大学教育学教授埃克哈特·富克斯（Eckhardt Fuchs）与墨西哥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Research and Advanced Studies ，Mexico）的教育史学教授尤金尼亚·罗尔丹·韦若（Eugenia Roldán Vera）共同主编。从历史与多国的视角，以当代和历史上的教材为对象，运用两国比较的方法，探讨教科书在战争与教育之间复杂关系中的角色及影响。本书是ISCHE推出的《ISCHE全球教育史丛书》（ISCHE Global Histories of Education Book Series）的第一本。为了推进全球及多国视角的教育史研究，2016年，ISCHE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Palgrave Macmillan）出版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由该出版公司出版发行《ISCHE全球教育史丛书》。

事实上，这并不是ISCHE第一次推出教育史丛书出版计划，20世纪90年代ISCHE就推出了教育史丛书出版计划。彼时，ISCHE会刊《国际教育史通讯》（International Newsletter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INHE）把全部参会论文刊载出版，使得会刊学术质量较低，危及ISCHE的学术声誉，招致很多批评。在反思的基础上，ISCHE提出改善出版物学术水平，择优秀文章结集出版。于是，名为《国际教育史丛书》（International Series for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的出版计划诞生，并先后在1990年和1992年出版《小学教学与课程史》（History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ing and Curriculum）和《古代教育史的方方面面》（Aspects of Antiquity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资金的原因导致此次丛书出版计划未全部完成而中断。

《ISCHE全球教育史丛书》同样面向所有ISCHE会员，实行“申请—遴选”制，主要针对全球的或多国视角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尤其致力于研究过去几个世纪以来跨区域或跨国界的教育机构、教育角色、教育技术及教育理念的发展及演变。同时，该出版计划要求所有申请出版的书使用的档案材料应该来自一个以上的国家，所使用的史料也应是多种语言的。另外，虽然丛书以英文出版，但是出版计划要求原书稿最好是非英语类语言撰写而成。目前，该系列丛书已出版两本，分别是《教材与战争：历史和多国视角》《教育历史中的跨国性：概念及视角》（Transnational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Concepts and Perspectives）。此次新书发布会主要推介前者。ISCHE推出的出版计划，是其对建设更好的国际性学术平台和学术共同体这一使命的积极践行，也反映了在当今的教育史研究中，以反映全球化而进行的文明之间和区域之间的比较教育史研究，成为教育史研究的重要潮流。

二、新议题

（一）大会议题

本届大会的议题是“教育空间与场所”，表明国际教育史学研究发生着“空间转向”。从提交的部分會议论文中可以看出，学者认识到教育中存在多样性的空间，比如横向空间、交叉空间、矛盾空间、想象空间、虚拟空间等;同时，考量的问题广泛，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技术的、教学的、物质的与主观的，来解释和反思教育公共空间的生产和组织。7月17日下午，葡萄牙著名教育史学家、里斯本大学原校长安东尼诺·诺维亚（Antonio Novoa）以《学校与公共教育空间：是否还存在共同的教育空间？》（School and Public Space of Education： Is There Still Room for the Common？）为题，做了本届大会的首场主题报告。报告开门见山地抛出问题：当前学校还有共同的教育空间吗？循着问题，报告首先集中回顾了过去150年里公共教育理念下的学校组织形式（学校模式）的演变，并提炼出其特点：是一个政治化的空间（公民身份塑造、集体行为规范的习得等），也是一个组织化的场所（学校纪律规则、统一课程设置等）。然后，对当前学校空间的消解、日益固化的“教育毛细化的价值取向”①（valorization of educational capillarity）、学习方式的个性化等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这些由“教育消费理念”引发的教育现象将导致学校蜕变（metamorphosis of the school），使学校变成一个“缺乏共同性的空间”（there is no room for the common）。

教育空间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对这个认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既有从全球视角出发的，也有从城市、农村、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关系着眼的。英国学者约瑟夫·哈耶斯（Joseph Hayes）从城乡空间对比的视角，讨论了19世纪晚期英国城乡宗教学校董事会所扮演的角色及影响力，其强调重视运用图像分析等方法，结合研究边缘化的社会理论，对城乡差异的教育历史进行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以空间为导向，对政策、知识、课程和教材的流动进行研究，获得了更情景化、直观化的认识和理解。7月18日下午，墨西哥教育史学者尤金尼亚·罗尔丹·韦若以《直观教学法：从17世纪到20世纪间一个经典概念的地理教育学》（Intuition： Geo-pedagogies of a Class Concept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为题做了本次大会的第二场报告。韦若教授在报告中探讨了从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直观教学”到20世纪的这300年间，“直观教学”这一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她运用“地理教育学”（geo-pedagogy）概念绘制了“直观教学”一词在不同地理、文化空间的传播图谱，包括法语系、德语系、英语系、西班牙语系等，以及在融入上述空间的教育政策及教育模式中这一概念内涵的增减。这个报告是对教育概念在不同空间传播的研究，也是多国视角、跨区域研究的一个范例。

以教育历史中“空间”与“场所”为视角，结合记忆史、情感史、建筑史、性别史，对学校场所中的教师与学生进行新维度的剖析与认识，是这次大会上“空间转向”研究表现出的又一个重要面向。在“教育空间：记忆、感觉和情感体验及阐释”（Educational Places： Memories， Senso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 Interpretations）平行小组研讨会上，学者扬弃传统史学的历时性，强调场所、空间对于情感史、记忆史研究的意义，来自德国的日籍学者艾米·小林尊（Ami Kobayashi）以《“触电般”与“感动到流泪”？——日本学生的军事评论：感官和情感体验的教育空间》（“Electroshock”and“Moved to Tears”？—Japanese Students Military Reviews as Educational Space for Sensory and Emotional Experiences）为题，探讨了符号、语言、仪式与民族情感养成的互动关系。她把20世纪30年代日本男子中学的学校俱乐部杂志刊载的学生军事评论及学生的军事游行视为一种集体教育空间。通过研究，发现在评论、游行中，学生的集体意识被强化，对这一空间有了归属感，也就更容易形成共同的强烈情感。在乌特·弗莱弗特和克里斯托弗·伍尔夫提出的“感觉可以通过语言和想象来发展、感知和区分”的基础上，她提出强烈的情感是可以在一个有归属感的空间内被激发和唤起的。来自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奥利特·奥韦德（Orit Oved）以《作为增强犹太人民族意识教育实践的纪念大屠杀活动：记首个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青年代表团》（The Memory of the Holocaust as an Educational Practice for Increasing Jewish-National Awareness： The First Youth Delegation to Poland and Czechoslovakia）为题，研究了国家如何塑造青年学生对大屠杀的记忆及利用他们对大屠杀的记忆，来加深犹太人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这些研究，提醒学者历史研究中场所虽然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不是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历时性考察，而是在“文化—社會史”语境中回溯历史，探讨形塑情感或记忆的空间与场所。

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展开了空间转向的教育史研究。例如，周洪宇等在教育记忆史研究中重视阐发“记忆场所”观点，强调在记忆史研究中扬弃传统史学的历时性。在此次会议上，北京师范大学周慧梅、孙益发表的《旧瓶装新酒：民国时期大众教育的教育活动空间及场所》、江南大学于书娟发表的《近代中国城市教育空间的改变：以江阴市孔庙调查研究为基础》是从社会的、政治的角度反思近代教育空间;北京师范大学陈露茜、刘幸发表的《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研究》与《一名日本哲学家在战时中国的教育经历》两份报告是地缘政治视角下的知识史、教育史的考察。华中师范大学周娜、周洪宇发表的《“被塑造的空间”：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与女学身体生成》从空间与身体互生的角度，探讨了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对女性的培养与影响。

（二）学术茶话会议题

自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起，ISCHE决定设立学术茶话会（Tertulia）环节。这是一个圆桌辩论会，专门对当前教育史领域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讨论。今年的主题是“档案堆里的机器：被数据淹没的历史研究者”（The Machine in the Archive： Historians at Risk of Drowning by Data）。近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材料数字化，教育史学者的研究工作也发生巨大变化。无数的数字化材料及档案触手可及，人们甚至很少再查阅原始纸质档案。事实上，算法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数字化史料的准确性，或者由于搜索引擎，或者由于扫描和字符识别程序的潜在障碍。那么，数字化史料的运用，是否会导致产生一种新教育史研究？如果不再运用“原始”手段，史料将产生哪些变化？在一个史料档案触手可及、可毫不费力接触的数字化时代，又是什么阻碍着我们对真相的探寻？我们能预测未来几年的趋势走向吗？围绕上述问题，来自墨西哥、荷兰、瑞典、中国等国家的20位学者进行了一场热烈且深富启发意义的讨论。

（三）会前工作坊议题

此次会议的会前工作坊（Pre-workshop）讨论的是“谁说，为谁说？教育史研究中自传性材料的运用方法”（Who“Speaks” and for Whom？ Approaches to（and along）Working with Autobiographical Materials in History of Education Research）。

自传性材料在教育史上经常被用来探讨有关主体、经历、动机和学习过程的问题。研究者会特别重视个人和私人材料，如日记、信件、旅行见闻等，以便能洞察并形成对历史中其他人物的认识。自传性材料的运用给研究者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但也有局限性。受佳亚特里·斯皮瓦克②启发，研究者在教育史研究中运用自传性材料时，同样需要思考“谁在说，为谁说”等问题。批判性反思运用这类材料的经典著作，人们会认识到，自传性材料是一种特殊叙事，是被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身份、材料撰写的方式、档案上的考虑等因素形塑而成的。因此，我们在运用这些自传性材料时，必须考虑哪些因素影响了说给我们听的声音，以及我们选择用什么方式理解这些声音及最终选择这些声音中的哪些材料。这个工作坊主要讨论了这些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对教育史研究者处理自传性材料可能带来的影响也展开了研讨。

三、总结

一年一次的ISCHE，倘若论规模，个别国家的教育史年会可能还要比其大些。ISCHE每年参会人数大致在500～600人，我国每年的教育史年会，就规模来讲，同其是不相上下的。而且，从参会者的所属国来看，ISCHE可以说是以欧洲教育史学者为主的。但是，ISCHE自成立之初，无论其规模大小，始终以“国际性”或“全球化”为学术使命，尤其是近几年来，推动多国视角、跨区域的教育史研究成为ISCHE的学术主旨。虽然历届大会主题鲜少论及全球化或国际性，但在全球化或文明比较的框架下探讨大会主题，突破民族—国家框架转向以文明、区域为单位考察教育历史，受到ISCHE的积极鼓励和推崇。ISCHE的全球化或国际性之路存在很多挑战，比如突破歐洲中心，ISCHE进行的课题研究，是否代表着西方教育史学或世界教育史学的主流。目前看来，以批判的眼光看待民族国家视角的教育历史研究，是ISHCE追求国际性和全球化的重要路径。

但这是否是教育史学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唯一路径呢？对于我国教育史学来说，发展出来自中国的、可以产生或允许我们对共同的历史作出另类诠释的概念、理论与解释，是不是我们预入国际教育史学之流的重要路径？如果这样的话，在适度反思民族—国家框架的教育史研究的同时，不断回望历史以系统梳理、挖掘和坚守我国教育史研究的优秀传统，把握其形成新范式、拓展新领域的内生力，是当前我国教育史学者的时代课题。

注释：

①“教育毛细化的价值取向”意指过分强调依据受教育者的个人兴趣与天赋而进行教育，这可能导致共性知识学习缺乏及新的教育不公平。例如，天才儿童教育与特殊儿童教育使得强者愈强、弱者愈弱。

②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

编辑 朱婷婷   校对 王亭亭